毛泽东与博古和王稼祥

夺军权篡党权天下无敌 眼光毒手段强狠中有柔 2025.10.04.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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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应该很早就向往掌握一支军队，掌握了军队，他就可以称王称霸。毛泽东后来曾经说过，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显然，毛泽东本人也非常认同“有军则有权”的原则，否则，他不会对军阀的做法这样敏感。毛泽东深受军阀的启发，希望自己手里也有一支军队，秋收暴动终于给了他实现自己志向的机会，最终控制了一个团的兵力。只是，从没有指挥过军队的毛泽东却很难服众。为了控制这支部队，他用尽卑鄙手段和阴谋诡计，将那些有能力的军官排斥出去，甚至，寻找借口杀害了红军最早的四位主要领导。

这些被害的军官都毕业于黄埔军校，也是忠诚的中共党员，他们是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和营长黄子吉。毛泽东以此残暴手段来阻止军事指挥官可能挑战他的地位和权力，并恐吓其他红军官兵。毛泽东深谙人性的弱点，他用这种毒辣恐怖的手段，大概真的震慑住了红军官兵，巩固了他的权力。我曾在“破解井冈山第一大案 红军干将为何被杀害”节目中谈过这一事件，请有兴趣的朋友移步观看。

后来，随着朱德、陈毅率领南昌暴动的残部来到井冈山，红军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毛泽东再次施展手段，获得了部队的主导权。同时，毛泽东的独裁作风和刚愎自用也让朱德、陈毅心生反感。朱德曾经有意率部离开井冈山，准备在湘南自行发展，摆脱毛泽东。曾经和毛泽东共事的龚楚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到，毛泽东的独裁作风和阴险残忍的个性。独裁和阴险残忍是连在一起的，要独裁，势必阴险残忍。为了独裁，毛泽东以肃反为名，清除异己，残忍地杀害了上万名红军官兵。尤其残酷的是，毛泽东为了彻底清除江西地方势力，将红20军从军长、政委到排长所有的军官全部杀掉。 我曾在“首创骇人清洗模式 竟成党国重大机密”节目中谈过这一事件，这里就不多说了。毛泽东的心狠手辣和阴险残忍，让人们对他充满恐惧，同时，在内心里也对他充满反感和排斥，就连亲信彭德怀也疏远了毛泽东。只是，在江西苏区，并没有人能够挑战他的权威。

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中共中央先后派出多位领导人来到他的地盘，最后，中共中央也从上海转移到他的地盘，并把江西苏区改为中央苏区，而且，轻而易举地剥夺了他对红军的指挥权。原本就失去了人心的毛泽东，一旦失去了权力，立刻就变得臭不可闻。就像毛泽东自己所说的，“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失去权力的滋味让毛泽东痛苦不堪，也让毛泽东对获得权力更加痴迷和疯狂，为此绞尽脑汁，强忍个性。

让毛泽东感到忿恨的是，剥夺他权力的那些人，竟然是比他资历浅许多、年轻许多的几个留学苏联的青年人，几个白面书生，也就是所谓的国际派成员，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那一年，毛泽东已经40岁，他的手上已经沾满了鲜血，内心早已冷酷阴狠无比。而当时的中共总书记博古年仅26岁；二号人物，常委张闻天也只有33岁。他们除了留过洋，读过书，人生几乎一片空白，对红色江湖的险恶，近乎一无所知，更是毫无体会。

博古二字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博古通今”的意思，其真正的含义却是“上帝”，为俄语“上帝”的音译。博古此前担任团中央总书记，一个偶然的情况，让他意外地成为了中共的最高领袖，最年轻的总书记。中共从成立伊始，中共中央长时间位于国际大都市上海。那一年，顾顺章和向忠发先后被捕，中共上海地下党系统被彻底破坏，领导人被迫躲藏起来，常委王明奉共产国际之命，准备到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另一个常委周恩来则决定转往苏区工作。为了保持中共中央的领导，王明和周恩来推举博古和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张闻天等人组成临时中央，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

中共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中共领导人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于共产国际。任何人只要能得到莫斯科的认可，“党的各级干部和组织都会自觉地承认其权威和地位”（李维汉）。需要强调的是，当时的上海，中共地下组织正处在国民政府的严厉打击之下，中共的干部大批叛变和逃亡，留在上海，随时都有可能被出卖、被逮捕、被处决。正是在这样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年仅24岁的博古临危受命，坦然出任中共的最高负责人。那是在1931年10月10日。

1933年1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迁入江西苏区，与苏区中央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局。不久，便遇到了国民政府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此前，周恩来已经来到江西苏区，并在临时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取代毛泽东，成为红一方面军的政委。在博古的支持下，周恩来指挥红军打破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四次围剿，歼灭了国军中央军三个主力师，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毛泽东指挥的前三次反围剿打败的基本上都是杂牌军，歼敌的规模也很小，与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果完全不能相比。第四次反围剿的大胜，巩固了中央的领导地位，也让毛泽东离权力中心更远了。

这一年的九月，共产国际派遣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博古长于马列主义理论，却短于军事指挥，同时，恐怕也是出于对共产国际的迷信，博古对这位军事顾问十分倚重。1934年1月，中共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与项英为书记处书记，相当于常委，博古任总书记，这个决定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正式批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也成为政治局委员。由于博古等人的努力以及共产国际的认可，中央的权威在江西苏区很快得到确立。

博古年轻气盛、眼光敏锐，在来到江西之前，曾经对毛泽东有过批评。来到江西苏区后，对毛泽东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他认为，毛泽东利用肃反清洗大批同志，实属个人野心家。当然，有这样认识的人，博古之外，可能还有不少。只是，那时的毛泽东已经处于边缘位置，博古对他并没有太多的防范。更重要的是，博古到底不是那种心狠手辣的阴谋家，绝不会像毛泽东那样，对自己的同志下毒手，以绝后患。

当时，博古之外，中央的二号人物就是张闻天了，他的俄国名字是伊思美洛夫，后来，张闻天就以洛甫为名。张闻天比博古大七岁，阅历更是博古无法相比。张闻天曾经先后游学日本、美国和苏联，精通英语和俄语。在加入中共之前，张闻天曾经在中华书局工作，翻译和介绍并出版了约百万字的国外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是陈独秀、李大钊之后，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作学问的中共领袖，想必，张闻天因此也比较自负，从内心里，对博古有些不屑。在延安整风时，张闻天在谈到他与博古的矛盾时说，自己虽然“从来没有想抢着当总书记”，然而对博古当总书记，“他爬在我上面，我总觉得他不配。”

而博古年轻气盛，刚毅果断，有时难免盛气凌人，没有能够和张闻天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甚至不时有言语冲突，导致彼此的隔膜越来越深，乃至完全失去信任。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中，战斗异常激烈，红军伤亡很大，这种紧张的氛围无疑影响了他们的情绪，加剧了双方的矛盾。这次围剿，国军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仅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同时，采取了明智的战略、战术，红军基本上找不到可趁之机。  红军和国军正面对抗，拒敌于国门之外，确实伤亡很大，但是，像毛泽东所主张的，红军主力放弃根据地转往湖南，不仅苏区会付出极大的代价，红军主力失去后方，处境也会十分艰难，而且，也未必能够再返回江西苏区。总之，在双方兵力悬殊极大的情况下，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都无法避免遭受重大损失。

当然，博古在指挥上，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错误，只是，这些错误基本上都是由于博古受制于共产国际、服从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对于博古来说，他没有指挥过作战，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又必须直接介入红军的军事指挥。在很大程度上，博古是借助军事顾问李德，来实现对红军的指挥。只是，这位军事顾问，在苏联红军中的最高职位不过是个团长，并没有指挥大部队作战的经验，不足以承担这样重大的责任。

面对红军损兵折将、不断遭受挫败，党内军内非议四起，作为最高领导，博古自然首当其冲，张闻天对博古也从不满、不服，变成公开批评。博古年轻气盛，没甚城府，面对张闻天的批评和指责，不是就事论事做出解释说明，化解矛盾，而是强词夺理，上纲上线，导致双方的矛盾公开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贬谪已久的毛泽东发现了机会，开始靠近和拉拢张闻天，分化国际派，以图东山再起。

当时，作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中共高层的人事任命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也就是得到莫斯科的批准，而得到批准的前提是得到莫斯科的信任和了解。那些在苏联受训的中国布尔什维克，自然会受到莫斯科的青睐。当时，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基本上都在苏联受过训练，毛泽东却并没有这样的经历。毛泽东要想重新获得军事指挥权，就必须打击博古。只是，若没有国际派内部人员的鼎力支持，他很难直接用力于博古，更不可能被莫斯科所接受。于是，他就看中了张闻天。

此前，张闻天对毛泽东并无好感，甚至有点看不起毛泽东，认为他理论水平不高、性情粗暴等（《何方谈史忆人》41页 ）。而且，中共中央还在上海的时候，张闻天就严厉批评过毛泽东制造AB团问题，形成党内恐怖，肃反工作成为最大的罪恶。只是，张闻天并没有把毛泽东的这些问题和毛泽东的人品联系起来。五次反围剿开始之后，张闻天被博古派去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也就是苏维埃政府总理，实际上离开了决策中心，张闻天对此心生不满，认为博古在排挤他。毛泽东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闻天担任政府总理，这样的安排无意中让两个性格、修养、志向大不相同的人走到了一起，而毛泽东心机很深，又极善伪装，利用张闻天被冷落的机会，轻易地就拉近了和张闻天的关系。

第五次反围剿后期，红军面对国军的步步逼近，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已经陷入绝境，只能考虑离开中央苏区，准备长征。为了集中指挥，成立了一个拥有高度权力的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军事上由李德负责，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三人团”虽属于临时性机构，但实际上成了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最高领导集团，亦称“最高三人团“。自从成立了“三人团”，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对重大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决策权，一切均由“三人团”说了算。

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和张闻天有过多次长谈。据张闻天的笔记：在出发之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个军团去，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未分散，我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的有一天，泽东同志找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遵义会议文献》78页）。图11 注意，是毛泽东找到张闻天闲谈，亲近张闻天，拉近和张闻天的关系，实际上，是骗取了张闻天的信任。苦闷的张闻天不知道自己遇到的是一个心狠手辣的阴谋家，反而以为遇到了知音，对毛泽东敞开心扉，把自己对博古的不满完全向他坦白了。

而毛泽东在内心里对张闻天极端厌恶，也极为痛恨，除了嫉妒张闻天的学问和声望，更是从内心里看不起张闻天这样的知识分子，鄙夷他的书生做派和循规蹈矩。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是他认为这些人头脑简单，思想单纯，不如他诡计多端，手段毒辣，不如他对人性的阴暗面领悟透彻。至于张闻天等人熟知的马列理论，他并不认为有多大价值。再加上毛泽东强烈的领袖欲，更让他对张闻天等中央常委有一种出自本能的排斥和反感。只不过，他要想进入中共决策层，执掌军权，就必须得到国际派的提名和支持，就只能借助于张闻天。毛泽东后来说：正因为考虑到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在长征路上，他才用很大的耐心，隐忍着种种痛苦，极力接近张闻天。毛泽东还说，这是因为只要能说服和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通过张闻天再影响、说服别人就容易得多了（《师哲回忆录》204页）。

一旦获得了军权，实际上也就获得了中共的最高权力。毛泽东知道这一点，而张闻天似乎并不知道这一点。和博古一样，张闻天最大的弱项在于他没有指挥过军队作战。长征出发后，张闻天就一直和毛泽东、王稼祥在一起。对于从未直接指挥过军队作战的他，自然觉着毛泽东的分析头头是道，加之原有对博古的不满，不知就里地听信了毛泽东的花言巧语，更加深了对博古不满，并开始在政治局内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指挥，替毛泽东造势。

张闻天后来说，“中央红军于一九三四年十月退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这件事实，对于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亦大有帮助。实际的结果，是路线的正确或错误的最好证据”（张闻天文集第三卷 220页）。中央红军被迫撤出苏区，无疑是一个失败。但是，张闻天把它归结为博古领导的错误，却存在问题。

其实，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逃离江西苏区是注定之事，即便没有博古、李德、周恩来的指挥错误，也不可能长久于此。其一，在这样一个狭窄的区域内，根本无法养活大量红军，不要说经济上无法长久支持，就是人口也无法支撑。中共在苏区肃反、暴力土改，滥杀无辜，百姓大量逃亡，导致人口锐减，红军在兵源上已经受到严重制约。而红军不顾现实、不断强行扩张，导致劳动人口大量减少，小农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最终导致苏区经济破产、社会崩溃，《龚楚将军回忆录》中对此有详细而深刻的描述，读之令人心惊胆寒。其二，朱毛红军最初能够在江西一隅坐大，主要是因为军阀混战，国民政府无暇他顾。毛泽东此前遭遇的三次围剿，其规模非常有限，而且，国军的围剿每每被外部事件所打断。一旦蒋介石平息了各地军阀的作乱之后，红军难得渔翁之利，在国军的政治军事攻势面前，自然处于下风，只能逃离苏区。

张闻天把红军被迫撤离苏区，完全归咎于博古的错误，并不客观。但是，逃离苏区这件事实，为毛泽东提供了趁火打劫的机会，对于他反对博古、李德大有帮助，这倒是真的。另外，基于保守机密的考虑，关于红军准备撤离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的部署，博古并没有在政治局进行讨论，而是由“最高三人团”独断专行，这个做法让高层的一些人感到不满，也给了毛泽东可趁之机。

需要指出的是，为了顺利撤离苏区，博古确实花费了不少的心血，作了极为周密的计划和安排。他首先派出方志敏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大张旗鼓地向浙江进发，以转移国军的注意力；随后，又派出六军团，在任弼时等人的率领下，悄悄前往湖南中部，为红军主力探路，关键是要将渡过湘江的情况查清楚，并秘密报告中央。结果，由于六军团行动快捷、机密，部队非常顺利地渡过了湘江，并和贺龙所部汇合。六军团行动的顺利成功，增加了博古的信心。

应该说，博古撤离苏区的秘密准备工作是极为成功的。而且，博古还利用地方军阀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和地方军阀达成协议，顺利地通过了三道封锁线。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撤离苏区，国军方面竟然到十月下旬才得到情报。负责江西剿共的陈诚将军认为，“共军封锁情报的工作十分成功，因此才有突围的成功。”他感叹道，“剿共数年，卒使共党分子数万突围，这是我们的失败”（《陈诚先生回忆录》第四卷）。

决定红军主力撤离苏区之后，为了军事行动的机动性和机密性，博古决定少带机关人员和辎重物资，并且把非带不可的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以便行军作战。可是，作为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以及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认为这样不好，不如把机关集中，编成战斗单位，年轻的博古采纳了这个致命的错误建议。结果，部队必须抬着中央机关和中央政府机关这“二顶轿子”走路，导致部队行军速度被严重降低。更可怕的是，在抢渡湘江的关键时刻，这两支特殊部队，竟然无视军令，迟缓行军。

按照中共党史的说法，红军先头部队渡过湘江，控制了渡江点。大部队因为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尚未过江即遇到优势敌军的夹击。为强渡湘江，红军各军团浴血奋战，与敌搏斗，损失惨重。看着溃不成军的红军队伍，望着江面上漂浮的和遍地横卧的红军战士的尸体，博古悲痛万分，欲拔枪自杀。

然而，博古的侄子却告诉了我们另一个事实：

在这要发生全军覆没、一发千钧的时刻，朱德总司令从11月27日下午到29日丶12月1日中午曾三次发电，命令后续部队： 扔掉辎重，火速过江；又命令：十万火急，急行军过江；再命令：限今日必定过江。可是疲马不畏鞭棰，命令不起作用。12月1日拂晓，电报发过之后，博古看着江滩上被敌机轰炸、扫射而牺牲的红军战士，心中涌起一股悲愤而无处发泄的情感，大声说：我算一个什么统帅，最高三人团下的命令，一次又一次被小三人团挡回来，到底谁听谁的。说着把腰间别着的小手枪拿出来，喊道：我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枪毙了！伍修权看见了，急忙过来说：总书记，小心走火。博古把枪收起，恨恨地说：总有一天我会跟他们算这笔账的。直到12月1日傍晚，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才不慌不忙地在警卫员的护拥下来到湘江渡口（《博古和毛泽东》香港大风出版）。躺在担架上行军的毛泽东在干什么？一个长期指挥军事作战的人难道会忘记兵贵神速，难道在留恋苏区、乐不思蜀吗？当然不是，毛泽东正在忙着另一件大事。

面对强敌的拦截，生死关头，扔掉辎重、火速前进，这是常识，任何一个指挥员都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博古后人的叙述，符合常识，真实可信。尤其是，朱德在紧急关头发出的三封电令，博古后人断不敢伪造。把腰间别着的小手枪拿出来，喊道：我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枪毙了！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气盛的领导人的真实形象。显然，是毛泽东等人违抗和干扰博古和朱德的指挥，才导致博古精心制定的转移计划彻底失败，全部心血付之东流。结果，为了控制渡口，为了掩护和等待中央机关和政府机关，红军被迫在不利的条件下和国军血战。

湘江之战，红军损失接近四万人，大约是全部红军的一半，特别是，红军主力林彪、彭德怀指挥的一、三军团损失惨重，负责殿后的五军团更是伤亡过半，其中一个师全军覆没。湘江惨败之后，红军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客观地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除了失去中央苏区，并没有造成红军的重大损失。但是，湘江之战惨败，却是红军的重大失败，真的是损兵折将，伤亡惨重。

这次重大失败，毛泽东无疑负有极大的责任，当时就应该受到最严厉的制裁。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占领了遵义，博古提出开会总结湘江战败的问题，希望能够纠正政府比党大，小集团不服从指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最终导致红军损失惨重等问题。他没有料到，早在会议之前，毛泽东就已经策划好了一场阴谋。

关于遵义会议的情况，官方的说法想必大家都不陌生，这里引用博古后人的说法：

会议一开始，张闻天便怒气冲天，打断了会议，公开指责，像这样对军事指挥不懂装懂，只知道以权力压人的人，在目前战争时期没有资格担任总书记（《博古和毛泽东》115页 香港大风出版），矛头直接指向了博古。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用军事问题来打击博古的威信，而没有提及政治路线问题。不少人认为，这是毛泽东故意回避了这个问题，这恐怕高估了毛泽东政治见识。以毛泽东当时的资历和地位，他不会这么做，也想不到这么做。最后，面对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责难和周恩来的转向，以及军事将领们的不满，政治上的最高负责人、总书记博古不得不承担了军事失败的责任，由张闻天接任党的总书记。博古卸任总书记后，还依然是政治局委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不仅没有受到处分，反而成为了政治局常委。此前，毛泽东仅仅是江西苏区创始人，在中央并无地位。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共的决策层，作为助手，帮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后来，又出任红军的前敌指挥。

遵义会议的结果是博古始料未及的，之所以会这样，张闻天的言行至为关键，因为张闻天是政治局常委，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重要的是，张闻天也属于国际派，也有莫斯科的光环。毛泽东正是借重张闻天在党内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了与会人员，改变了会议的进程。毛泽东本人根本没有可能动摇博古的权威，而张闻天却可以，因为，博古和张闻天同属国际派。博古的权威很大程度上来自莫斯科的认可和支持，张闻天自信也可以得到莫斯科的认可。我们知道，遵义会议之后，张闻天很快派出他信任的陈云和潘汉年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期望得到认可和批准。显然，如果不是张闻天，单凭毛泽东，很难设想，他能够扭转会议的主题，改变会议的气氛，更是无法想象，他能改变中央的领导。

毛泽东当时想必已有夺取中共最高领导权的野心，但是，他并不具备这个资历和资格。他没有读过几本马列的著作，理论知识欠缺，在共产国际，他只是被当做军事领导人看待。和张闻天同属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的凯丰，在遵义会议上就公然嘲讽毛泽东“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其实，说毛泽东按《孙子兵法》打仗，都抬举他了，当时，毛泽东并没有读过《孙子兵法》。中共党史宣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是对历史的歪曲。然而，毛泽东通过张闻天，对中共拥有了决定性的影响力，则是一个事实。因为，张闻天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落入毛泽东的圈套，被毛泽东所左右。张闻天对博古的军事指挥不满意，但是，他本人并不具备指挥能力，而且与军队毫无渊源，只能借助毛泽东来指挥军队，乃至，在军事指挥上不得不听从和依赖毛泽东，以致王稼祥讥笑他是个“泥菩萨”（何方）。

讽刺的是，毛泽东出任红军前敌指挥，上来就打了一个大败仗。后来，毛泽东指挥红军反复兜圈子，这就是中共军史上吹嘘的“四渡赤水出奇兵”，几乎拖垮了红军，在红军将士当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为此，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向中央写信，请彭德怀出来指挥红军。林彪与毛泽东并无过节，他写这封信完全是出于对红军前途的担心和对毛泽东指挥才能的怀疑。无独有偶，时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和政委杨尚昆给中央军委发了一个电报，反应部队的不满情绪。面对红军内部强烈的不满和质疑，毛泽东只能求助于张闻天，以党的名义将对他不利的舆论打压下去。为了迅速统一思想，避免纷争，张闻天严厉批评了军队将领，帮助毛泽东渡过了这次重大危机，这就是著名的会理会议。顺便说一句，后来在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斗争中，张闻天也站在了毛泽东一边。

当然，毛泽东也在尽力讨好张闻天。孤身一人来到苏区的张闻天，暗中喜欢同在苏联留过学的刘英。遵义会议后，为了迎合张闻天，毛泽东提议，调刘英到中央担任秘书长，增加张闻天和她接触的机会。而且，毛泽东还特意告诉刘英，是他毛泽东提议调她到中央来的。到陕北以后，张闻天和刘英结婚，毛泽东从前线回来，特地到他们的住所，闹着要请客，让张闻天和刘英感到欢乐和亲切。毛泽东的这些做法，无疑增加了张闻天对他的信任。

需要指出的是，遵义会议不仅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地位，甚至红军的指挥权也不属于毛泽东，而仍归周恩来，毛泽东只是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助手。但是，毛泽东借助张闻天，一直在扩张自己在军事指挥方面的权力。在长征途中的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张闻天提议毛泽东取代病中的周恩来主管军事；到达陜北后，在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成立新的军委，张闻天任命毛泽东为军委主席、周恩来为副主席，毛泽东终于正式获得了垂涎已久的军权。只是，毛泽东并不满足于此，接下来他要对张闻天下手，取而代之。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清楚这个道理，张闻天似乎并不知道。张闻天在中共高层原本就没有基础，担任总书记后，也没有提拔和重用支持自己政治路线的干部。在政治局当中，只有陈云和张闻天关系密切，正因为如此，陈云被派往莫斯科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陈云一离开，张闻天真成了孤家寡人。而毛泽东则抓住一切机会，极力扩充自己的力量。

政治局当中，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同乡，彼此很早就熟悉，毛泽东肯定会用心拉拢，后来，刘少奇果然成为毛泽东最重要的助手；毛泽东分裂红军，甩掉张国焘之后，又把彭德怀拉进政治局，彭德怀是毛泽东的亲信，也是同乡；长征之前，王稼祥已经倒向了毛泽东。其他几个委员，如周恩来、朱德等，毛泽东也自有办法影响他们。有了刘少奇、彭德怀这一文一武两个同乡，再加上王稼祥，当时，在国内的政治局委员不到十个，毛泽东控制了一半，在政治局当中，已经拥有了绝对的主导权。

另外，毛泽东虽然在内心里极端仇恨博古，但是，为了分化国际派，孤立张闻天，毛泽东还极力拉拢博古，让博古感觉，毛泽东对他还不错。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提议，任命博古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毛泽东宣称，当年博古叫我当中华苏维埃主席，这次我提议他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这叫礼尚往来。实际上，红军到了陕北不久，张闻天就已经被边缘化了。

说来，张闻天只是在权力斗争上不如毛泽东，就其政治见解和战略远见来说，张闻天远胜毛泽东。值得一提的是，西安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张闻天就在中共高层的会议上，发表了“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中共“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这一独到见解。而当时，毛泽东想的却是借机杀掉蒋介石。显然，张闻天的头脑中并不仅仅有理论，而是在战略上大有见地。能够获得国民政府的认可，对中共很重要，对国家和民族也很重要。只是，毛泽东后来利用了国民政府的承认，欺骗国民政府，欺骗了国民。尤其是，红军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之后，这支部队在毛泽东的控制下，并没有全力以赴抗击日本，而是对抗国民政府，分裂国家。而且，随着共军实力的迅速扩张，也让掌管军权的毛泽东增加了实力，巩固了地位，变得更加专横霸道，更加鄙视和仇恨张闻天以及那些从苏联回来的布尔什维克。乃至于，准备废黜张闻天。

只是，毛泽东在夺取最高权力的路上，意外遇到了一个更难对付的对手，那便是突然到来的王明。那是1937年11月，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受斯大林的委派，王明从苏联来到延安，贯彻共产国际的战略方针。在抗日的问题上，斯大林对毛泽东很不信任。当然，斯大林让中共抗日是出于私心，毛泽东不抗日，也是出于私心。不难想见，如果不是王明回来，毛泽东可能很早就把张闻天公开赶下台了。只是因为王明的到来，让毛泽东不得不保留张闻天的名分。如果过早地赶走张闻天，等于替王明争当总书记扫清道路，毕竟，莫斯科更了解和信任王明。所以，毛泽东留着张闻天，替他阻击王明。毕竟，张闻天是名正言顺的总书记，王明如果想获得总书记的名分，首先要克服张闻天这个障碍，需要费一番力气。有张闻天阻击王明，可以给他毛泽东赢得时间，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同时，做莫斯科的工作，争取获得莫斯科的认可。

193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从苏联养病回来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领袖季米特洛夫所谓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导人的口信。然而，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季托夫对“口信”的真实性予以了否定，认为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联手搞的“阴谋诡计”。事实上，对于如此重大的决定，从常识而论，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也不可能这样草率从事。历史上，他们针对中共事务的指示几乎是事无巨细，无所不包，至今保有大量完整的正式决议和记录，而关于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却无处可寻。

当时，由于中共和莫斯科的联系，已经被毛泽东严格控制和垄断，其他人根本无法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取得联系。因此，即使知道毛泽东编造谎言，别人也无法戳穿。早先，曾经有林彪的堂兄张浩，在毛泽东的授意下，编造受共产国际委托的谎言，迫使张国焘放弃临时中央，受制于毛泽东。如果说，那是毛泽东第一次假传圣旨，那么，王稼祥传达季米特洛夫的所谓口信，则是毛泽东故技重施，第二次假传圣旨。

随后，王稼祥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公开传达季米特洛夫的所谓口信，此举既是吓阻王明，更是公开否定张闻天最高领导的地位，同时，也为毛泽东篡党夺权，编造合法性依据。也就是说，早在1938年，张闻天的权力就已经被毛泽东夺去。然而，这次六届六中全会并没有解决毛泽东的领袖名分问题，没有给毛泽东中共领袖的名分。名不正言不顺，毛泽东岂能不知道正名的重要性？显然，不是毛泽东不想正名，而是不能，是做不到。在权力面前，毛泽东从来都不会谦让，而是当仁不让。奈何，假传圣旨，只能用来欺骗中共党内，而无法欺骗莫斯科。而更换中共的领导人，必须获得莫斯科的同意，这一关毛泽东无法通过，他怎么敢把谎言写进正式决议，上报莫斯科？于是，只能等待，让不争权的张闻天继续当不是总书记的总书记，替他占住茅坑，但是，茅坑实际上已经成为毛泽东专用。

尤其卑鄙的是，毛泽东不仅要夺走张闻天的实权，而且，还要摧毁张闻天、博古等人的声望。其实，毛泽东前半生，主要压力来自莫斯科和国际派，而不是蒋介石和几百万国军。毛泽东最恨的不是国民党、蒋介石，而是共产国际，是博古、张闻天等人。不仅恨这些人的地位，更是恨这些人的理论水平和声望。

1938年8月，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开始同居，党内对此一片非议，不少人向张闻天反映意见，张闻天出于善意，将党内的意见转达给毛泽东，结果遭到毛泽东的怒斥。以后，毛泽东开会就骂，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炎黄春秋》２００９年第３期《杨尚昆１９８６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后来，毛泽东宴请宾客，唯独不请张闻天。这和三年前，张闻天刘英结婚时的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红军一溃千里，德国军队迅速兵临莫斯科城下，斯大林焦头烂额、自顾不暇。趁此机会，已经牢牢掌握军权和中共实权的毛泽东置抗战于不顾，集中大批高级干部到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制造舆论打击博古、张闻天。延安整风，根本不是单纯的思想整风运动，而是通过暴力震慑，通过所谓的组织处理，强迫人们服从毛泽东。毛泽东惯用这一套伎俩，当年肃AB团就是先例。而且，毛泽东的党羽还恐吓博古等人，他们可能属于党外问题。意思是，要把他们当作混进中共内部的特务、奸细来处理。

无论是张闻天还是博古，他们做决断，都不是从个人得失出发，也不会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故意牺牲红军，牺牲组织，这和毛泽东有本质的区别。毛泽东唯一的原则就是维护个人权力，为了个人权力，他可以牺牲中共，牺牲红军，屠杀红军，至于翻云覆雨，出尔反尔，乃至随时推翻他同意的中央决议，更是不在话下。为了打击博古、打击张闻天，毛泽东公开推翻遵义会议决议，宣称，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1942年6月，刘少奇发表《论党内斗争》一文。文章说：“现在全党已有毛泽东为党的领袖”，“这种领袖不是委任的。法律上的领袖不是实际的领袖”。“仅在法律上有了领袖的地位，是可靠又完全不可靠。可靠的要在长期斗争中考验”（《刘少奇传》）。刘少奇的这段话，恰恰暴露了毛泽东的秘密，它告诉我们，毛泽东已然成为中共事实上的领袖，但是，还无法获得共产国际的认可。而共产国际认可的领袖，虽然有地位，却不被尊重。显然，刘少奇也知道，王稼祥传达的所谓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无法自圆其说。只不过，刘少奇自己也无法说清楚，既然共产国际已经表态了，为何毛泽东还没有正式的名分。

博古的侄子回忆，博古下台之初曾对潘汉年说，从这些迹象看，毛泽东今后不会太难为我。博古没有想到，几年后的延安整风，毛泽东对他老账新帐一起算，他成了头号被批判对象，被批得一无是处（《博古和毛泽东》香港大风出版 48页）。延安整风，毛泽东羞辱的重点是博古，因为，博古在位的时候，毛泽东遭到冷遇，被夺去了江西红军的指挥权。只是，毛泽东羞辱博古的时候，是把他和国际派联在一起的，是把他和张闻天联在一起的，毛泽东当然更不会放过张闻天。

早在194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返国，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对中共领导人的评价，曼努伊尔斯基认为张闻天是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闻之勃然大怒，他讥讽道，什么理论家，张闻天从苏联背回的是一麻袋教条。失去权力的张闻天受尽了毛泽东的挖苦咒骂等百般羞辱。毛泽东在延安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改造我们的学习》，就是在嘲讽张闻天。在文中，毛泽东引用了一个对子：“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以此来污蔑张闻天等人“华而不实，脆而不坚”。其实，论权斗，张闻天自然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但是，论学识，张闻天远胜毛泽东。

面对毛泽东的打击和侮辱，张闻天和博古都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反抗。张闻天离开延安前往晋西北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就是回应毛泽东对他的挖苦，什么“言必称希腊”，中国的实际一点不懂，没有调查研究，等等。离开延安外出调查，就是对毛泽东无声的抗议。张闻天还多次题写对联“根深不怕风动摇；树正何愁月影斜”来表明心迹，明显有反抗侮辱的意味。

博古对毛泽东的肆意妄为，内心里一定极为愤怒，更是心有不甘。只是，他只能寄托于莫斯科的干预。就在毛泽东的严密监视之下，博古私下仍和苏联派驻延安的情报人员来往，将自己的看法悄悄传送给莫斯科。可见，博古的胆量和意志着实非同一般。只不过，那时的斯大林已经无暇他顾了。

中共的命运，尤其是，中共中央的命运完全依赖于红军的存在。博古通过苏联军事顾问直接指挥军队、控制军队，建立了对军队的权威，进而也确立了他在党内的权威。张闻天和军队没有渊源，没有军事斗争的经历，关键是，他依赖毛泽东指挥军队，自然无法在军队中建立权威，进而也无法在党内确立权威。最终，毛泽东架空了张闻天，实现了枪指挥党。平心而论，张闻天更适合担任总理职务，而不是决策者总书记。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张闻天更不适合出任最高决策者。相比较而言，博古更有决断能力，张闻天取代博古，实际上中了毛泽东的奸计。

无论是博古，还是张闻天，都对毛泽东的危害性、危险性缺乏必要的警惕。他们几乎没有察觉到毛泽东的险恶用心，等察觉到，已经太晚了。利用张闻天打倒博古，回过头来再收拾张闻天，玩的是“假途伐虢”的诡计。这是毛泽东获取最高权力的一个最重大步骤，也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重要的阴谋诡计，对此，用心极多，用心极深。

毛泽东在获得军权的初期，不得不尊重张闻天的地位，毛泽东自称“大帅”，夸赞张闻天为“明君”。张闻天并没有当皇帝、坐天下这种想法，毛泽东却有。对于毛泽东来说，明君也是君，而他毛泽东从来就不想当臣下，他要做皇帝，要定于一尊。延安整风，毛泽东不仅彻底打垮了国际派，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共的性质。

只是，掌握中共实权的毛泽东始终都没有获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正式承认，也迟迟无法得到中共领袖的名分。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决定解散，中共的领袖不再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卡在毛泽东头上的紧箍咒被正式拿掉，这个时候，毛泽东才敢自我加冕，正式成为中共的领袖。这个事实也再次证明，王稼祥传达的所谓季米特洛夫口信，纯粹是故意编造的谎言。

1943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决议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书记处负责日常工作。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等于拥有了超越全党的权力，毛泽东终于黄袍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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