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因何得罪毛泽东 离奇生死只在一念之间
2018.01.26 No.122.1
关于潘汉年的官样史料读的越多，思绪反而越混乱。而毛泽东严厉处罚潘汉年给人的感觉总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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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的春夏之交，天子脚下的北京城接连发生了两起重大事件，不禁令人疑窦丛生：一个是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潘汉年4月3日被秘密逮捕，另一个是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胡风5月16日被以反革命集团罪逮捕，而逮捕他们的命令竟然都是直接来自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一个“小开”、一个书生居然转眼之间都成了钦犯。
大约一年后，1956年的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谈到“顶级反革命份子”时说：“甚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毛泽东的这个话，是讲给中共的高级干部们听的，当时百姓们并不知道。
胡风有什么可杀之罪，潘汉年有什么可杀之罪，他们到底干了什么事情，就成了顶级反革命，以至于让毛泽东如此愤恨呢？为什么在顶级反革命分子当中，毛泽东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两个人？我们已经知道，毛泽东在这两个案子的定性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或者说，正是因为毛泽东，这两个人才成了顶级反革命分子。
胡风，文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早年留学日本，曾加入日本共产党，1933年出任左联的宣传部长，那一年，胡风仅仅31岁，就是在左联，胡风结识了鲁迅，并且成为鲁迅一生的朋友，这并不多见，也并不容易。后来胡风一直是国统区内一个坚定的左翼作家，抗战时期，和周恩来有着密切的交往。1949年参加中共的开国大典之后，胡风写下了著名的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尽情讴歌那个所谓的新时代的开始，胡风自己把这首诗称作开天之颂。
潘汉年，1925年加入中共，曾担任中共特科情报科科长、社会部付部长、中共华中局联络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部长，一直是中共情报机关的核心人物，中共的社会部就是进行秘密调查的情报机构。红军时期潘汉年多次以中央红军代表的身份，和各个地方派系以及国民政府谈判过，抗战初期曾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中共立国后，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独特的地方在于，他一方面是中共情报界的核心人物，同时，又是中共统战和外交方面的重要人物，集秘密工作和公开使命于一身。这一点和周恩来有相似之处。
四五十年代的中国，绝大多数的百姓都是文盲，知道胡风的人应该不多，而知道潘汉年的人就更少了，除了在上海之外，潘汉年在民间不会有什么影响力。就是在为数不多的知道胡风的人当中，把他当作诗人的要远远多于把他当作文艺理论家的。许多人知道胡风，恰恰是通过那首歌颂毛泽东和中共的长诗《时间开始了》。
胡风、潘汉年这样两个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小人物到底犯有什么“可杀之罪”，居然让毛泽东钦点为顶级反革命的状元和探花呢？潘汉年的核心罪行据说是因为他隐瞒当年私自会见汪精卫一事，而这只是一件已经过去十多年的陈年旧事，对现时的政局并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况且，政治家在必要的时候和魔鬼拥抱都不在乎，对于这等小事，原本就不拘小节的毛泽东理应一笑了之。即便感觉潘汉年欺君罔上实在可恶，也应当淡化处理，充其量将潘汉年弃之不用、软禁起来也就足够了。像这样，不念潘汉年曾经立下过的汗马功劳，而大张旗鼓地处理这件事，反倒是暴露了党的重要机密。这么一个处理方式，就令人望而生疑了。而胡风的被捕也非常奇怪，这原本不过文人之间的一场争议而已，延安出来的周扬一班人不能忍受胡风的孤傲耿介，胡风不能接受周扬等人的颐指气使，彼此争相标榜正统，逞一时书生意气，周扬当时是中共的文化部长，极端强横，有文艺沙皇的恶名。关于周扬的情况，我们稍后还会再讲。固然毛泽东对意识形态极端敏感，有意用延安精神统一文艺界的思想，即使如此，仅周扬一班人就足以把胡风等人整得灵魂出窍，身为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也大可不必御驾亲征。总而言之，从对这两件事情的处理手法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个两个小人物用力过猛，甚至到了有点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
不管是胡风案，还是潘汉年案，如果孤立的分析其中的任何一个，人们都会感到有许多奇怪的地方，不符合常情常理。但是，如果把这两个案子当作是一个案子来分析的话，可能会让人茅塞顿开。毛泽东一向都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每次只对准一个目标，毛泽东不可能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处理两个重大事件。从这个角度看，胡风、潘汉年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案子，在毛泽东那里，应该就是瞄准了一个目标。就像文革初期的彭罗陆杨几个大案，其实，背后的目标就是一个刘少奇。
实际上，胡风、潘汉年这两个案子原本就是由毛泽东一人主导的，本来就应该连在一起分析。孤立的分析潘汉年案件以及胡风案件，实际上是自我设限。用一个警察破案的术语，这叫做并案侦查。只有把这两个案子放在一起，寻找他们的共同点，或者两个案件运行轨迹的交叉点，才能发现毛泽东的动机和真正的打击目标，这就显示出并案侦查的优越的地方了。有人说，毛泽东陷害潘汉年是替江青泄愤，报当年阻止他和江青结婚之仇。这个说法一来高估了当时江青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二来，这个说法或许能部分地解释潘汉年的遭遇，但是，却无法解释毛泽东制造胡风案件的动机。
我们先看一下，潘汉年最大的罪名，私自会见汪精卫一事到底真相如何，潘汉年是否欺骗了毛泽东？
潘汉年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最引人注目的一段历史，无疑发生在抗战期间：首先和国民党接洽、开启国共合作准备抗日的是潘汉年，开始抗战后又与汪精卫政权和日本情报机关周旋的还是潘汉年。这些独特的经历成就了潘汉年，也为他带来了灭顶之灾，而会见汪精卫似乎成为潘汉年个人难以言说的污点。曾任社会部部长的罗青长在一九九五年三月发表的《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一文，无疑是关于潘汉年一案最权威的官方定论。该文说，“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共中央都是知道的”，“见汪精卫是在李士群、胡均鹤突然挟持下发生的，当时已无法请示。” 社会部就是中共的情报部，潘汉年一直是社会部的核心成员。说到罗青长，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儿子，就是少将罗援。
目前，介绍潘汉年最重要的著作应该是尹骐的《潘汉年传》，除此之外，还有彭树华的《潘汉年案审判前后》、尹骐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等。遗憾的是，上述著作都没有给出资料的出处，旁人自然也无法查证。彭树华是当年参与审判潘汉年一案的法官，看到过大量内部资料，其著作应当有相当的权威性；尹骐在写作《潘汉年传》的过程中得到了公安部领导的支持，由于引用了部分保密资料，其著作最初只得内部发行，删改修订后才由公安大学出版社在一九九六年公开出版发行，其可靠性亦无需多言。尽管抗日战争已经结束70多年、潘汉年平反也已30多年，不过，从尹骐所著的《潘汉年传》的出版过程可以看出，潘汉年一案依然还有大量的秘密尚不可以为百姓所知。正如彭树华所说，“潘汉年案的背景非常复杂，牵扯到的面也非常广。而直到现在，很多材料还没有完全解密”。正是由于此案的敏感程度依然很高，那些官样文章和著作所提供的内容难免有所掩饰和回避，因而其真实性亦大打折扣，特别是关于潘汉年会见汪精卫前后的情况，相关的说法更值得怀疑。
首先，潘汉年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会见了汪精卫，目前国内公开发表的资料对此就明显存在一些含糊，比如《潘汉年案审判前后》、《潘汉年传修订本》、《潘汉年的情报生涯》，认为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时间是在一九四三年四月间或者一九四三年春天。另外，网上一篇作者为淳于雁的文章，则说是一九四二年九月潘汉年会见了汪精卫，可这些文章都没有提供任何依据。
然而从国民党一方解密的资料看，根据一九四三年十月七日林蔚给蒋中正的调查报告《呈复奸伪潘汉年与敌伪勾结情形》：“潘汉年在上海曾任十八集团(军)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海沦陷后仍潜伏于上海活动，据江苏调流室本年三月十三日报称，南京伪方高级人员传出消息，谓中共曾派潘汉年未宁洽谈一次，内容结果汪精卫密不宣布”。林蔚是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蒋介石军事方面的大管家。从他的报告中可推断，潘汉年到南京会见汪精卫的时间一定不晚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准确的时间大约在此前一、两天左右，这个时间点判断的根据是如下一则史料：潘汉年作为中共的名人早就为各方面的情报人员所熟识，就在他会见汪精卫的时候，奉戴笠密令潜伏在汪精卫身边的军统特工鲍文沛与其当场打了个照面。鲍文沛是黄埔军校十期的学生，重庆军统局的副处长。当晚鲍文沛就迫不及待地将电报发往重庆，使蒋介石和戴笠知道了这次汪、潘会见。
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潘汉年和汪精卫的会面不仅让国民党的特工吃惊，大概也让中共方面的地下人员吃惊不小。就在国民党特工发现潘汉年与汪精卫见面的同时，中共安插在汪伪政权中的内线也获知了这个消息，继而立即通报给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刘长胜感觉兹事体大，遂电告华中局。当时的华中局负责人饶漱石得知消息后，未等潘汉年返回核实情况，马上就和华中局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曾山连署致电延安中共中央，说得到潘汉年在南京与汪精卫会面消息。也就是说，毛泽东在潘汉年和汪精卫见面后的几天内，便从中共自己的情报网及时知道了这个情况。我猜想，以中共在国民党高层渗透的程度，毛泽东应该会很快就能从秘密渠道得到国民党方面掌握的有关潘汉年和汪精卫见面的情报。
令人好奇的是，如此重大事件饶漱石为什么不向他的部下潘汉年核实一下而直接报告中共中央？不过是给潘汉年发一封电报便可以核实的事情，饶漱石和潘汉年之间到底有何瓜葛？或许其中还有许多未知因素。就在这件事情之外，饶漱石还曾经向中共中央汇报过潘汉年“违反纪律”，这或许是对潘汉年在与日本人、汪精卫方面的交往中某些方式方法表示不解和不满。据此可以推测，潘汉年或许有部分情报对华中局的负责人饶漱石、大约还有陈毅等人有所保留。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潘汉年，某些特殊情报越过地方领导人而直接向中共中央请示和汇报，也未尝不合情合理。抛开这些复杂关系，无论如何，饶漱石给中共中央关于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情报是准确的，饶漱石对于潘汉年和日本情报机关交往的疑惑也是正常的。饶漱石为人刻板，律己甚严，颇有些书生意气，他向中共中央汇报潘汉年的情况是其职责所在，若用心胸狭窄等原因来解释有点不妥。如果为了突出潘汉年而对饶漱石过于严苛、甚至诋毁，则有失公允。尤其吊诡的是，后来，所谓向中共中央隐瞒实情的潘汉年成了罪人，而在此事上向中共中央及时提供了准确情报的饶漱石因为是潘汉年的上司，因此也成了罪人，而且是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犯，真是匪夷所思。饶潘扬集团其中的杨，扬帆是潘汉年情报界的同事。因为潘汉年有问题，所以他的上级饶漱石被牵挂，下级扬帆被连累，这是毛泽东和中共整人的典型手法，这种手法，被称作上挂下联。总之，关于潘汉年的官样史料读的越多、思绪反而越混乱，而毛泽东严厉处罚潘汉年给人的感觉总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
国民党方面对于潘汉年和汪精卫见面的情况极为关注。一九四三年九月五日，毛庆祥（蔣介石侍从室机要组中将组长，统管党、政、军、特机要工作）呈给蔣介石的报告中说：“敌方(即日本)极力献媚苏俄，企图完成联俄联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国联络共产军牵制国军作战之兵力，现汪精卫正替日本拉拢八路军毛泽东代表，而潘汉年早与汪伪正式谈判妥协，且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军领袖见面。”这封电报证明，潘汉年不仅见过汪精卫，还见过日军首脑。国民党高层及情报机构对时局和各方的上述判断可能包含极大的主观因素甚至怀有偏见，但是，作为情报机构给最高统帅的综合报告，其基本情况应该不会面壁虚构，“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军领袖见面”这件事已经被证明属实。就算潘汉年是被胁迫去见了汪精卫，但见日军首脑难道也是被汪精卫胁迫的吗？反过来说，连日本军方的首脑都能见，见一见汪精卫又有何妨？
不仅国民党方面的文件证明潘汉年见过日军首脑，从前边提到的罗青长的文章中也可知道，潘汉年确实除了和汪伪政权有过交往之外，也曾经“打入日寇内部”。这其中至少涉及到了一文一武两个著名的日本人岩井英一和影佐祯昭。岩井英一是日军占领下的上海日本总领馆的副总领事，后升任总领事，负责搜集政治、文化方面的情报。此人战前便长期在中国从事情报活动，尤其关注文化和舆论宣传，是个中国通。影佐祯昭曾任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的大佐课长，更是汪精卫政权的助产士、在汪精卫政权的成立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因此成为汪精卫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少将军阶，后来晋升中将。当初参与汪精卫和日本方面谈判的汪方的要人是陶希圣、高宗武，后来二人中途悬崖勒马、并将汪日谈判过程和协议在媒体上公开发表，因此，代表日本主导这次谈判的影佐祯昭在国人中早就成为著名人物了。
潘汉年是当时社会上著名的共产党人，1937年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国民党方面由上海市社会部长潘公展出面，共产党方面就由潘汉年出面，潘汉年的共产党身份完全是公开的。潘汉年当时还担任过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中共在上海、香港的统战领袖，经常参加各种公开活动，而上海和香港都是各国情报机构最活跃的地方，不被他们注意根本是不可能的。因此，潘汉年以这样的身份、地位以及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渗透”或者“打入”日本在上海的情报机关，而日方又有岩井英一这样的中国通，他若不被日方所察觉，这种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况且，一些为日本人效劳的汪精卫系统的特工人员此前就是中共情报系统出身，他们对潘汉年的身份更是一清二楚。说到底，潘汉年本人恐怕也不会天真烂漫到这个程度——幻想日本人会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交托潘汉年如此使命的毛泽东更不会这样烂漫天真。所以，“打入日寇内部”纯粹就是掩耳盗铃的谎话，直截了当的说，潘汉年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和中共派驻日寇占领区的代表或者大使。
让我们还是回到潘汉年和汪精卫会面的问题上，此事主要涉及到三个关键人物。除潘、汪二人外，另一个是促成这次见面的关键人物李士群。李士群是中共的早期党员，曾在苏联受过训，被国民党逮捕后受刑折磨但始终并未出卖同仁，脱党后还曾想重新返回组织，但被中共拒绝。尽管后来出任汪精卫政权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部长、江苏省主席，但仍以“娘家人”看待与其交往的中共人员。李士群对中共内部的组织规则和运作方式非常熟悉，而且非常清楚潘汉年仅仅是中共情报方面的负责人，并无权力决定中共的大政方针和政治路线，如果没有最高层授权，潘汉年并不能代表中共中央。李士群如果想在汪精卫面前提高自己的身价，而拿潘汉年敷衍、愚弄汪精卫，此事若被汪精卫察觉，以李士群、汪精卫之间声望和地位之悬殊，他岂不是自毁前程、自取其辱吗？无论如何，李士群“挟持”潘汉年去见汪精卫，既有悖于交好潘汉年的初衷，也得不到汪精卫赏识的结果，以李士群之机敏练达，他会做这种里外不是人的事情吗？
至于潘汉年本人更是多次代表中共与各方高层谈判和协商，有过经验也有过教训。早在一九三六年，正当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谋求与国民党再度合作时，蒋介石主动伸出了橄榄枝，指令国民政府驻苏联武官邓文仪与莫斯科的中共代表联络，潘汉年受命与邓文仪接洽晤谈。双方商定于这年七月在南京举行国共正式会谈，国民党方面将由陈果夫、陈立夫出面。随后，潘汉年从苏联归来，没有经过延安，便直接到南京和国民党高层接触。当时，国民政府最关注的是红军的改编问题，当陈果夫、陈立夫得知潘汉年只是受了共产国际派遣，却并没有获得陕北中共中央和红军授权的情况下来到南京时，便拒绝与潘汉年见面，只派铁道部次长曾养甫与潘汉年敷衍了一番，并劝潘汉年尽快到陕北。这样，潘汉年才有些灰溜溜地离开了南京。
当年，潘汉年犯这样的错误尚有情可原，因为，他以为陕北的中共中央只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下属，只要有代表团的指示他便可代表中共。岂不知，国民党最关注的实际上是中共的武装力量，他们需要直接和延安红军的统帅部接触。缺少延安的授权，潘汉年的代表性也就大打了折扣，陈果夫、陈立夫自然不会和他谈判。有过这次教训，难道潘汉年还会在几年后再次犯这样的常识性错误吗？
最后，汪精卫假如想要和中共合作，自然必须要得到中共领袖的回应，仅仅通过潘汉年一个情报首脑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汪精卫只是想向中共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政治意愿，或者想了解一下中共对国家前途的考虑，委托李士群和潘汉年交谈或者传递一封书信也就足够了，完全不必和潘汉年见面。虽然汪精卫仅仅是一个傀儡政权的领袖，但每天也是日理万机，即便是一次象征性的会面，恐怕事前也得有所安排，绝不可能临时仓促决定。再者，汪精卫不会不知道，领袖人物们见面本身就是一种重大政治行动。假如潘汉年没有高层的授权，汪精卫为什么要屈尊会见一个并没有高层职务的情报人员呢？
按照中共目前的说法，是李士群挟持潘汉年和汪精卫见面，那就等于说，汪精卫、李士群和潘汉年三个人在这件事情上同时犯下了常识性错误，才有了这次不同寻常的会面。那么，即便不考虑这些人物的精明和判断力，单单从概率上看，三个人在同一件事情上同时犯错误也是一个可能性极小的事件。
接下来，人们自然要关心潘汉年和汪精卫双方会谈的具体内容，尹骐的《潘汉年传》给出了一段颇为详尽的对话，摘要如下：
汪精卫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产党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的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
作者没有给出这段对话的出处，或许是来自当时审判潘汉年时他本人的供述。但是，这段对话中汪精卫的部分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有明显的出入。早在皖南事变前后，国共就已经多次大规模兵戎相见。此后，中日中条山战役先后持续了一个多月，中共不顾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苏联顾问的多次吁请，直到十几万国军在日军打击下全军覆没，而近在咫尺的八路军主力都始终没有伸出过援助之手，甚至还和日军同时瓜分了国军的地盘。国共隔阂如此之深，早已到了彻底决裂的边缘，只是由于中国与海外的通道尽为日军所控制、国民政府对苏联有所期待，故而蒋介石不得不和中共继续维持着表面关系，但中共早已经把国民党当作了敌人。再者，潘汉年还定期向岩井英一总领事提供有关重庆方面的情报，对于这样的事情汪精卫不会一点信息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还说“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这样的话，明显不合情理。
另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是，假若潘汉年和汪精卫见面仅仅是进行了上述的谈话，那么，潘汉年有什么不可以向饶漱石汇报呢，何至于要隐瞒十几年之久？此前就是潘汉年和日本情报机关首脑见面的事情，饶漱石也有所了解。如果说潘汉年在会见汪精卫之前无法请示上级尚属有情可原，那么在事后也没有及时向直接上司或者中共中央汇报，这样的做法就的确令人费思量了。目前一些出版物给出的解释无外乎如下两点：
其一，潘汉年返回淮南新四军根据地时，党内正在整风，担心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治罪，故而没有向饶漱石汇报。
其二，延安在国民党公开指责他们后，向潘核实时，潘因故予以否认，因而只得长期隐瞒下去。
这两个理由实际上大同小异，似乎都是农业文明时代的逻辑——大臣们需要晋见上司或者上朝面圣才能为自己辩白，而这个逻辑在潘汉年生活的时代早已过时，潘汉年和中共中央以及华中局“面谈”完全不受时空的限制。潘汉年作为中共在南方的情报首脑，理应有自己的电台和情报通讯体系，在南京当地潘汉年是否有秘密电台未见介绍，而在上海有秘密电台则是确定无疑的。事关重大，国民党的地下人员可以在事发当晚给重庆发报，中共上海地下党也可以立即给上级发报，难道潘汉年就没想到在事后马上给延安发报讲明情况？潘汉年见过令人谈虎色变的李士群、见过臭名昭著的日军中将影佐祯昭，中共中央都毫无异议，秘密地见一下汪精卫又有什么顾虑呢？
另外，就算潘汉年没有及时向延安发报，延安从饶漱石那里获悉如此重大情报，也应该及时向潘汉年本人核实与质询，直到遭受国民党的指责之后才质询潘汉年的说法是不符合逻辑的。目前关于潘汉年的作品中没有给出国民党就此事公开指责中共的具体时间，但是估计时间间隔不会太短，毕竟国民党方面在得到如此重要的情报后，不可能在没有得到最高当局的指令之前就公开曝光。一九四三年九月蒋介石电令：“有无潘汉年在伪方活动，交两统(中统、军统)局查报”。仅从林蔚和毛庆祥呈给蔣介石的报告以及蒋介石的电令来看，国民党应该不会在一九四三年九月之前公开此事。如果这个推测正确的话，那么在国民党公开指责之前，延安有大约半年左右的时间查证此事。
一九四五年春潘汉年回到延安，很快受到毛泽东的亲自召见、面授机宜。不久，毛泽东签发刘少奇、康生署名的给饶漱石的电报：“……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诬蔑。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也绝无可怀疑之处，相反的还得到了许多成绩。这类工作今后还要放手去做，此次汉年来延安，毛主席(已)向他解释清楚。”
中共中央对于潘汉年长期向日本驻上海的领事岩井英一提供信息，以及会见影佐祯昭等情况无疑是清楚的，至于潘汉年会见影佐祯昭最高军事顾问，是仅仅品茶聊天还是有其他内容，外人无法猜测。而潘汉年会见影佐祯昭中将的新闻冲击力绝对不亚于会见汪精卫，从这封电报中却看不到中共中央对潘汉年有一点责怪之意。相反，在国民党已经公开潘汉年和汪精卫会面的消息、同时延安也获得了华中局饶漱石的相关情报长达两年之后，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对这个事实仅以“造谣污蔑”一笔带过，而且告诉饶漱石，“汉年也绝无可怀疑之处”，并强调不是潘汉年已经向中共中央说清楚，而是“毛主席向他(潘汉年)解释清楚”，这封电报的说法和隐含的各方关系无疑值得研究者仔细品味。
毛泽东手里有自己情报部门的确切情报，又有国民党的消息，难道毛泽东就真的不知道、不相信潘汉年见过汪精卫吗？可以说，此后毛泽东对潘汉年、汪精卫这次会面的承认与否认实际上都与外在的因素没有任何关系，只取决于毛泽东个人的内心世界。至于10年之后毛泽东听到潘汉年私自会见汪精卫一事才大吃一惊的话是让人无法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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