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真凶

皖南事变另有真凶 心头大患岂能不除 2026.02.0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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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重大事件，然而，事件的真实情况，人们却未必了解。今天，我们就一探其中的究竟。

皖南事变的中心人物项英是中共早期声名显赫的领导人和工人运动领袖，他曾经领导了京汉铁路大罢工。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项英曾担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从１９２５年以后，项英就一直位于中共的领导层。１９２８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斯大林单独接见项英并勉励他：“你是中国革命中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要不断地在斗争中锻炼，加强学习理论知识，使自己完全布尔什维克化”。当时，斯大林还送给项英一把手枪。皖南事变后，国军在战场上获得一支钢笔，上刻有“项英将军”和“斯大林赠”的字样，这应该是项英出任新四军副军长之后，斯大林送给项英的礼物。获得斯大林这样的礼遇，这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当中也不多见，想必斯大林对项英极为欣赏，并寄予厚望。在中共内部，这就意味着拥有了特殊的政治资本。反过来，这可能也是项英遭遇不幸的重要原因。

1930年年末，项英奉命调赴江西革命根据地，次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项英任代理书记(书记周恩来)、中央军委主席。顺便说一下，共军的“八一”建军节，就是项英在任职期间发布命令确定的。

项英初到中央苏区，就遇到了毛泽东发起的镇压AB团运动和“富田事变”的问题。毛泽东出于清除异己的个人目的，发动了中共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肃反运动，在不到四万人的红一方面军，就打了4400多个AB团分子，其中大批被屠杀。在清洗了红一方面军后，毛泽东把清洗的重点对准了江西地方党组织和地方红军。此后，江西地方党的干部大批被逮捕、被杀害，最终，引发了地方红军红二十军的反抗，部分指战员，冲到省委所在地富田，将红一方面军的肃反人员缴械，释放了近百名被关押的干部，并喊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也就是，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富田事变”。关于这段历史的详情，我以前制作过节目：《首创骇人清洗模式 竟成党国重大机密》，对其做过说明和分析，请朋友们移步观看。

毛泽东声称“富田事变”是“反党反革命的暴动”，项英经过深入调查后，否定了毛泽东的定性，而认定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要求立即停止乱打乱杀，并按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处理“富田事变”。重要的是，项英针对镇压AB团运动的尖锐批评，直接指向了毛泽东。项英秉性耿直，刚正不阿，与毛泽东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因此，一经发现富田事变的原委，项英很快就掩饰不住对毛泽东的不满，对其批评也日趋尖锐。只是，项英的努力最终被中共中央否定，毛泽东获得了支持，随后，江西省的主要干部大多都被杀害，红20军更是被彻底清除，所有的干部，从军长、政委到副排长，被集体屠杀，一些士兵也被杀害，残余的被补充到一方面军，红20军被解散。这是1930年的事，项英和毛泽东的初次交锋，让他充分见识了毛泽东的心狠手辣。

原来，毛泽东一生最在意的就是军权，而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便是他失落军权的那两年。那是在1932年10月，江西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之前，在宁都召开中央局会议，解除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失去了军权，毛泽东自此被迫“养病”两年多，直到遵义会议才东山再起。此事，让毛泽东记恨了一辈子。在这个宁都会议上，就是项英力主剥夺毛泽东的军权。1934年红军决定长征后，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项英受命留下担任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值得一提的是，分别前夕，项英特意告诫当时的中共总书记博古，毛泽东这个人有野心，你要小心提防着点。（《博古和毛泽东》98页 ）可以说，在中共高层，项英对毛泽东最为警惕，毛泽东对项英想必也是怀恨在心。

在后来的岁月里，项英带领留在南方的红军官兵，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九死一生。斯诺说过这样一句话：“项英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此话惊人却并不夸张。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军随即停止了对南方残余红军的清剿，并发出《告中共同志书》，呼吁现在是志士抗日救国之时，欢迎下山谈判，共商北上抗日事宜（《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122-123页）。项英敏锐地预感到，抗日战争的爆发必将带来形势的重大变化，有可能和国民党联合抗日。此后，项英便主动和国民政府接洽，集中部队，准备参加抗日。那时，他们和位于北方的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已经两年多了，他的行动完全是自主性的，此举显示出项英很有政治头脑。

后来，项英成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和新四军副军长，实际上的政委。可以说，项英是担任这一职务的不二人选。新四军是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组合而成，内部关系十分复杂，项英作为当年南方中共最高领导人，他的威信对维系新四军的团结影响甚大。正如陈毅所说的：“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新四军成立的关键。”然而，在最初，得知项英正在集合各地分散的队伍，准备整编后奔赴前线抗日，并不了解当地情况的毛泽东当时便在党内批评项英，宣称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言外之意，不应当组建新四军，毛泽东认为，红军游击队应该留在当地，作为中共的战略支点。这根本就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南方那些分散的红军游击队，除了皖西的红28军，也就是高敬亭所部，大部分只有几十人，最多也不过几百人，抗战爆发后继续与国民政府为敌，不要说成为中共的战略支点了，就连生存都成问题。毛泽东对项英的指责不是基于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更像是缘于怨恨而对项英进行的挑剔。

项英和当地政府洽谈的过程中，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中共的代表博古在南京和国民政府谈判，便急忙通过邮局，给博古发出电报，请博古派人和他联络。随后，博古将项英的消息报告延安，并约项英到南京见面。项英在南京见到博古后，方知道中共领导人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无法得知项英和博古见面时的情景，他们分别时项英的担心，居然成了现实：博古被颠覆，毛泽东成为军委书记，成了中共实际上的主宰者。项英在南京仅仅停留了两天，便转道前往延安。

在延安，项英见到了许多分别已久的同志，见到了国民政府刚刚任命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在北伐战争时，项英便和叶挺有过交往。这次会面，他们共同回顾了往事，并就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初步交换了意见。项英在延安，还参加了中共政治局的12月会议。在会议上，项英就三年游击战争做了说明，政治局作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称赞项英等在南方坚持的同志，是全党的模范。

那时，张国焘也在延安，也出席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张国焘一定见过项英。张国焘和项英早年一同领导工人运动，他们是最好的朋友。张国焘在晚年留下了他的回忆录，关于在上海那段地下生活，其中写道：“我们夫妇搬到北京路附近一个商业区的里弄房子里。仅有一个交通员知道我的新住址，他也是我与中央间的唯一桥梁。项英是我的密友，常到我家里来。我们之间有一种互相公约，即是遇到有被捕危险之时，尽先互相通知、互相援救”。后来，中共内部出了叛徒，项英请张国焘夫妇搬到他的居所同住，他们在一起彻夜长谈。（《我的回忆 张国焘》 第二册 358页 ）在政治局委员当中，项英无疑是他相知最早、友情最深的同志，在延安，无论他们是否会面，张国焘都应该有所记录。毕竟，这对最好的朋友，后来，一个去了江西苏区，一个到了鄂豫皖苏区，他们已经七八年没有见面了。项英三年游击战，九死一生，而张国焘也大起大落，历尽坎坷，两个人偶然在延安相见，想必会有一番感慨和嗟叹，一定有很多的话要诉说。张国焘难道不想向项英诉说他心中的冤痛凄苦吗？项英难道不想知道，长征途中，红军分裂、毛泽东裹挟中央逃跑的事情吗？西路军的覆灭，他能不痛心吗？难道他不想知道，西路军覆灭的真相吗？奇怪的是，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他们在延安的相见，竟然没有留下一个字的记录。相反，却谈到了他为了新四军的事情和叶挺的会面。而当时，项英已经被内定为新四军的政委和军分会的书记。这太不正常了。

研究历史固然需要查看相关历史记录，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历史不应该留下的空白。也不排除，张国焘和项英谈了一些极为敏感的事情，特别是涉及到毛泽东的事情，项英已死，张国焘不愿意再提起。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提到那些比较敏感的事情，涉及到的当事人当时基本上都还在。张国焘放胆直言，不怕辩驳。而他和项英之间的谈话，一定不是可有可无，只是，项英已经不在了，他说什么，也无人证实。那些死无对证的谈话，说出来，还不如不说。顺便说一下，张国焘脱离中共之后，其夫人、老资格的中共党员杨子烈离开延安时，毛泽东要她转告张国焘：“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张国焘的回忆录出版的时候，张夫人在前言中写道，张国焘先生饱经沧桑，以近七旬之年，安贫乐道，昔日恩怨得失，早已无意计较。他常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我的回忆 张国焘》第一册 6页） 也确实如此，在张国焘的回忆录中，他只是将自己的经历如实说出，很少臧否其他中共人物，对毛泽东也少有指责。即使在对张国焘和四方面军伤害最深的西路军事件上，张国焘也仅仅提到，“有些同志指责毛泽东垄断军委会的一切，不供给西路军所渴望的情报，实在应援不力。还有少数人指责毛氏阴险，幸灾乐祸，对四方面军毫无手足之情。”（《我的回忆 张国焘》第三册 352页）仅此而已。

参加12月政治局会议之后，来年的四月，张国焘便离开延安、脱离了中共，张国焘的旧部、四方面军的将士也陷入难堪之中。这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结果，他在中共内部最忌惮的对手，等于彻底不存在了，四方面军将士只能任凭他的驱使。项英最了解毛泽东和张国焘这两个人，知道他们的品行高下。张国焘的出走，对项英不可能毫无触动。对于毛泽东来说，张国焘在，主要对手便是张国焘，项英便是拉拢的对象。张国焘一走，项英便成了主要对手。应该说，以项英的资历和斯大林对他的赏识，对毛泽东确实是一个威胁，毛泽东不可能不担心，项英有朝一日会取而代之。

新四军成立后，军部设在了安徽省南部、也就是皖南的泾县云岭，下辖四个支队，人员来自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司令陈毅，第二支队司令是张鼎丞，副司令粟裕。第三支队司令由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谭震林担任副司令，第四支队司令是高敬亭。第四支队是新四军中兵力最多，装备最好的一支队伍，是由皖西红28军改编而成的，那里是大别山，曾经是四方面军的根据地，第四支队的干部自然和四方面军有很深的关系。新四军成军后，四支队在皖西原地整编，一二三支队则前往皖南集结整训。此后，第一、第二支队开辟江南根据地，第三支队就地开辟皖南根据地，第四支队就近开辟江北皖中根据地。为了向江北发展，项英派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干部数十人和军部特务营渡江去皖中，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项英后来又派出了多个重要的干部来到江北。也就是说，项英并非不重视在江北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项英不仅公开担任了新四军的副军长，也就是政委，而且，项英还是中共东南局书记。东南局是中共东南地区的领导机关，浙江、福建两省和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部分地方都属于东南局。向江南这一带政治渗透，随时准备把它变成中共的地盘，也是他的职责所在。中共中央于1938年12月致电项英，要“新四军应成为江南、闽、粤、赣游击战争之助产婆”。而进行游击战争的前提，是日军占领该地，该地区成为所谓的敌后。当时，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杭州、以及长江一线的上海、扬州、南京，不久，又攻下了武汉，整个江南的形势岌岌可危。项英当时设想，以皖南为根据地，等日军向南中国大举进攻，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地成为敌后时，新四军借机向这里发展，就像八路军借机渗透华北那样。所以，项英在皖南保留了一定的力量。

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回忆说，1938年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曾估计日寇将继续大举深入，粤汉路以东将成为敌后，项英很可能考虑如日本人将浙赣路切断时，新四军就可以大发展，向南扩大根据地。（“李一氓谈皖南事变与项英”《中共党史研究》1992 第一期）只是，从38年10月，日军攻陷广州以后，很快暴露出兵力不足的缺陷，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皖南和福建、江西这一带没有重要的资源，也没有重要的城市，日军并没有急于向这一带发起攻击。所以，项英一时没有找到机会向南发展。1939年春，周恩来到皖南时，共同商定了“向南巩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的方针。“向南巩固”就是要保持住皖南现有的阵地，这自然需要有相当的兵力。（“李一氓谈皖南事变与项英”《中共党史研究》1992 第一期）

可是，正如前面说过的，当时，新四军部队已经分成了三个部分，一部分在江北位于安徽的中部和东部；一部分在江苏南部，也就是苏南；一部分在安徽南部，也就是皖南。这三部分力量被长江和日军、汪伪、国军等军事力量阻隔，彼此很难照应。而且，新四军兵力分散，各处都感到兵力不足。1940年4月（23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放弃皖南，军部移至苏南。电报提到：“军部留皖南·····亦无法解决人、枪、款的问题。应即向苏南靠拢……皖南留一个团，可作战略协同。”（《项英军事文选》685页）同时，项英还向中共中央转报了陈毅、粟裕等（4月21日）”关于放弃皖南、全力发展苏南的建议“(《新四军文献 1》 157页)。5月4日，中共中央指示项英：“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唯请注意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皖南事变资料选辑》58页）

中共中央的指示其实就来自毛泽东，毛泽东同意新四军军部和皖南主力转移，同时，又提出皖南力量不要太弱，也就是留一个团不够，这实际上给项英制造了不小的困难，让项英进退两难。因为，新四军在皖南的力量原本就很有限，真正的作战部队只有三、四个团，大约四五千人。而皖南一带是国军的后方基地，驻扎了7个师，大约十万人。即便是新四军在皖南的全部主力都留下来，力量也不足以对抗当地的国军。而且，如果留下比较多的部队，沿途保卫军部的力量就太小了。这些情况毛泽东并非不知道，他的指示显然别有用心。新四军军部向苏南转移的计划最终没有能够实现，毛泽东的指示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说到这里，需要交代一下全局的情况。到1940年的时候，中共的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八路军在华北大规模扩充部队，并集中力量打击和吞并国民政府在敌后的抗日武装，先后消灭了大约1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华北的大部分地区，接下来的目标便是控制华中。为此，八路军派出重兵南下，由黄克诚率领第五纵队来到苏北；此时，新四军陈毅所部已经北上进入了苏北。就在1940年10月份，来到苏北的新四军陈毅、粟裕所部和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下属的国军发生军事冲突。结果，陈毅、粟裕利用国军的内部矛盾，集中全力打击抗日名将韩德勤属下的部队，消灭了国军主力一万余人，重创了国民党坚持苏北敌后抗战的主力，这就是中共大加吹嘘的黄桥战役。几天后，南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苏北会师，中共欲全面占领苏北、进而占领华中的企图已经昭然若揭。

此举，当然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高度警惕。面对中共军队的破坏行动，国民政府已经是一忍再忍。为了避免类似黄桥事件再度发生，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电报：限令长江以南新四军12月底以前开赴江北，然后，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及新四军全部开赴黄河以北。这无异于最后通牒。电文详细列举八路军攻打其他国军部队的罪状。电文说：综观过去陕甘、冀察、晋绥、鲁苏皖等地历次不幸事件，其症结所在，皆缘于八路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磨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八路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以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皖南事变资料选辑》 中央档案馆编 88-89页)

对于国民政府的这个指令，毛泽东以朱德、彭德怀、叶挺和项英的名义做了回应，将以前所谓的国共冲突归罪于国民党，但是，在军队的布防上，还是做了一点让步，同意在江南的新四军撤到江北。其他的部分，被毛泽东拒绝。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江南的新四军是否按时撤到江北，无疑成了中共是否执行命令的标志；至此，位于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就成了国民政府方面关注的焦点。

黄桥战役之后，10月12日，毛泽东再次指示项英，将新四军军部迅速调往江北，同时又重申不放弃战略要地皖南。毛泽东的指示总是面面俱到，而过于空泛。这样的指示怎么说都对，可执行起来，几乎是怎么做都错。毕竟，执行者兵力有限，根本不可能各方面都照顾到，只能有所取舍，但是，舍掉任何部分都意味着违抗军令，需要自己承担责任。这种面面俱到的指示，其实就是给下级设置的陷阱。而项英，面对国民政府的最后通牒，于10月28日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毛泽东做出决断：“如必要坚保皖南阵地，兵力不能减弱，而领导人要留一强者来统一指挥；如决定放弃皖南，则各方应积极准备“。（《项英军事文选》704页）正因为项英非常了解毛泽东，所以才一再要求毛泽东做出明确的取舍，言外之意，不要给我设置陷阱，这肯定会让毛泽东更加忌恨。10月30日，叶挺、项英致电毛泽东等，再次提出军部转移的问题，并提出三个方案，请中央做出决定。其实就是两个选项，要么全部坚守皖南，要么全部撤离皖南，不可能留一部分，转移一部分。（《新四军文献 2》19页）11月1日，中共中央复电项英：叶挺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指挥江北大部队，项英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驻苏南再北渡长江，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部队进攻时向南突围，两者应择其一。（《皖南事变资料选辑》70页）注意，在项英的一再追问之下，毛泽东依然没有给出明确的指示，放弃皖南。

迫于国民政府的最后通牒，毛泽东承诺在江南的新四军按时北撤，只是，这并不是他的真实意图。11月21日，毛泽东指示项英可以拖延一两个月，并提议项英要以转移为由，向国民政府要开拔费，也就是更多的钱。（《皖南事变资料选辑》 中央档案馆编 103页) 就连中共南京军区前副司令员王洪光也认为，皖南部队迟迟不能行动的责任在毛泽东，他在文章中提到，12月1日、14日，中央连电叶、项，要他们向国民政府方面要开拔费、补充饷弹、解决补充条件，以“延缓开动时间”。王洪光的结论是，皖南部队北移走不走、何时走，完全受制于毛泽东。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惨重的原因是毛泽东的北移决心下得太晚。其实，不是毛泽东北移决心下得太晚，而是毛泽东心机太深。

为了让新四军尽快转移到江北，国民政府做出了专门的安排，为新四军划定了行军路线，由皖南向东，经苏南，在镇江附近渡江，并派出国军部队沿途进行掩护，防止日军袭击。然而，让国民政府意想不到的是，不仅江南的新四军没有遵命开始转移，而且，在苏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数万人，竟然向位于敌后的江苏省政府的基地曹甸公然发起了攻击，意图彻底消灭国军在苏北的部队，这就是中共党史、军史很少提起的曹甸战役。就这次战役中共集结的兵力规模来说，在八年抗战当中，是不多见的，这是一次重大战役。这个战役开始于11月27日，只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久攻不下，12月16日，不得已只好撤兵，曹甸战役以中共的失败告终。之前的黄桥战役，虽然是新四军违抗军令进入苏北，但是，攻击国军多少还找到一点借口。而发动曹甸战役，八路军新四军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抵赖，纯粹是公开挑战国民政府，破坏抗日。需要指出的是，新四军的陈毅、粟裕从一开始就反对发起曹甸战役，他们向中共中央陈词：“立即灭韩固然便利，恐先给蒋以大举反共的口实，于政治上不利。”后来，八路军的黄克诚也从军事上表示反对。也就是说，前线的三个军事将领陈毅、粟裕、黄克诚都不赞成发起这次战役。显然，发起曹甸战役完全是一个政治决定，是由毛泽东、刘少奇做出的政治决策。

早在11月10日，刘少奇就准备开始行动并多次致电延安，并于22日向中央报告了对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部署：“各部务于26日之前进入各自攻击准备位置，秘密集结完毕，待命攻击”（陈毅年谱 322页）。11月27日毛泽东正式同意刘少奇进攻曹甸。就是这样的重大决定，毛泽东直到11月22日，也就是他正式批准曹甸行动的5天前，才通知叶挺项英，提到国民党军队已经集结重兵，可能在12月中旬攻击中共在皖东与淮北的军队，并说，我苏北主力即须动手解决韩德勤。皖南部队及军部以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最后，询问准备情形如何，几天可以开完”《项英传 中共党史出版社》417页。而且，就前一天，11月21日，毛泽东还告诉项英，可以再拖延一两个月（《皖南事变资料选辑》 103页) 。

也就是说，刘少奇对曹甸的攻击已经箭在弦上，毛泽东才轻描淡写地通知项英。问题是，新四军军部转移，要经过多个国军的防区，必须提前请示和协商并做出相应的安排，这些情况项英自己根本不能决定，5天时间如何能完成。显然，毛泽东提到皖南部队及军部在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只是一句虚伪的空话，不过是知会新四军军部刘少奇将攻击曹甸这个重大行动罢了。一旦苏北开战，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处境如何，毛泽东并不在意。而项英对曹甸战役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甚至，连战斗已经开始都不知道。直到11月29日，项英还致电中央询问：“苏北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安全北渡后？”30日毛泽东回电，依旧是轻描淡写：“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祝同和韩德勤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此外，毛泽东还说，以大势判断，蒋介石、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叫几声？敷衍一下？这可是战争，事关生死，在毛泽东说来竟如儿戏。此前，黄桥战役已经让国民政府忍无可忍，才被迫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到黄河以北，和国军脱离接触，事态明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到了这个时候，八路军新四军不仅不有所节制，反而变本加厉，发动曹甸战役，攻击敌后的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所辖的国军，国民政府不可能不做出强烈反应，局势不可能不严重恶化。毛泽东做事布局极为周密，他不会没有考虑过攻击苏北的曹甸，有可能给皖南带来的最坏结果，只是，他不在乎，甚至，他可能还会暗中高兴。毛泽东从来都是以最坏的恶意猜度同志，更不要说是敌人了。可他却对项英说，蒋介石、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紧接下来12月1日的电报明显也是在拖延时间：甚至到了12月14日，曹甸战役都快要结束了，形势已经万分危险，他竟然还说，部队转移不会受到阻碍。显然是在故意地误导、麻痹项英。

也可能，毛泽东只是随意地敷衍一下项英，根本就不把皖南新四军的安危当回事。然而国民政府方面却因曹甸战役爆发而大受刺激，迅速针对皖南新四军采取防范措施。为了防止这支力量过江之后，加入攻击韩德勤的队伍，遂明令禁止皖南新四军从东线由镇江过江，开往苏北，而是要求皖南部队从驻地直接北上，进入安徽中部。更严重的是，苏北的共军大规模攻击江苏省政府所在地，导致国民政府方面开始怀疑，皖南新四军部队也不会服从命令北移，而是要“南窜”，也就是公开叛变，冒险向国军发起攻击，抢夺位于徽州的弹药仓库，然后，进据黄山、天目山、四明山，以这三山为根据地，发展势力，也就是实现所谓的“三山计划”。（有关“皖南事变”反动阴谋的回忆 岳星明《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14卷》83-103）为此，国民党方面开始调兵遣将，严密防范可能出现的危险情况。项英原本就对当地的国民党军队缺乏信任，国军的调动，更加深了他的疑虑和猜忌；而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明显是居心叵测。真可谓是前有狼、后有虎，进退维谷，让项英迟迟不能做出决断。

12月18日，毛泽东给项英发出电令：要求项英、曾山不得离开皖南部队，却再次要求叶挺北上。曾山是毛泽东的亲信曾山，当时，身处皖南，担任东南局副书记。值得一提的是，曾山并没有留在皖南和部队在一起，而是率领东南局机关干部，在事变之前，先行撤离皖南，进入苏南根据地了。由此可见，毛泽东只是不允许项英离开皖南部队。12月20日，毛泽东又发电令，要叶挺立即过江。曾山顺利转移，说明新四军的文职人员，不拿枪、不攻击国军，走东线，国军还是会放行的。而叶挺和随从人员从军部走北线直接过江，更没有问题。毕竟人少目标小，不容易被江上的日军炮艇发现，况且，两边都有中共的军队和地下组织的接应，这和大部队行动并不是一回事。只是，叶挺并没有听从毛泽东的安排，他认为，在军部转移的重要时刻，作为军长，他应该和部队在一起，所以，他最终并没有离开皖南；而在项英这方面，毛泽东明确要求他随部队转移，他自然更要一直留在皖南。

皖南是中共最南端的阵地和战略支点，项英舍不得放弃皖南，或许，毛泽东也不想放弃皖南。问题是，在关键时刻，毛泽东为何再三要求军长叶挺尽快离开皖南，却要求政委项英留下呢？那样，一旦发生战斗，谁来指挥作战呢？这明显是准备抛弃皖南新四军，并让项英留在皖南，承担一切责任。

其实，毛泽东对项英原本就心怀忌恨，在AB团事件上，在宁都会议上，项英都严重地刺激了毛泽东。而项英执掌新四军之后，对军权极为敏感的毛泽东在忌恨之上，又加了十分不安。尤其不能容忍的是，项英依然故我、秉性不改，竟然还敢冒犯主席虎威。那是在1938年初，毛泽东与江青同居，引起党内同志的极大议论。项英为人耿直，当他从来自上海地下党的扬帆处得知江青的情况后，立即打电报向党中央反映，“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敢于向毛泽东提出这样的建议，这样不识时务，在中共高层为数不多。对于毛泽东来说，任何对江青的批评，都是在批评他毛泽东，嘲讽他毛泽东。毛泽东一向唯我独尊，项英的这个做法，无疑加剧了毛泽东对他的忌恨。特别是，在项英坚持三年游击战、成为南方党和军队无可置疑的领袖之后，这样直言不讳，大发议论，势必让毛泽东必欲除之而后快。

1938年11月6日中共的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在这次会议上，王稼祥假传圣旨，以共产国际领袖季米特洛夫的名义，压制国际派，为毛泽东背书，毛泽东在中共的主导地位正式确立。关于这段历史，我在《夺军权篡党权天下无敌 眼光毒手段强狠中有柔》这期节目中做过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这次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任命毛泽东的亲信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领导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这是毛泽东为了排挤项英而做出的重要布局。

在39年6月，新四军发生了一件令项英震惊的大事：新四军四支队司令高敬亭因为执行命令迟疑突然被处决。对于高敬亭的问题，项英于5月4日致电中央书记处，建议用毛泽东军委主席的名义致电高敬亭，给以慰勉，提出希望，并且起草电文报请批准。然而，项英等来的结果却是：他手下的支队司令被处决，他竟然不知道。新四军的秘书长李一氓晚年谈及这个情况时说，”当高敬亭被杀的消息传到云岭时，项英和我当时都感到突然、震惊和惋惜，同时感到无法挽回了。项英当时不可能知道这种做法，如知道，他是决不会同意那样办的“（《云岭》第26期第6页李一氓同志谈话记录)。毛泽东知道项英不会同意，索性不告诉项英，直接杀掉，你又能奈何。高敬亭作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支队司令，他被处决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但是，中共的军队根本就不会执行国民政府的命令，真正的命令来自延安，来自毛泽东。曾经担任四支队政治部主任的戴季英，这位后来遭到毛泽东亲自点名处理的钦犯，在晚年证明，杀高敬亭，是根据延安来的电报。高敬亭被杀，表面上是因为他执行命令迟疑，真正的原因是他和张国焘以及四方面军的关系而受到猜忌。当然，处决高敬亭更是在警告项英，威胁项英，侮辱项英。这一点，项英不会没有意识，毛泽东当年以镇压AB团名义，大规模屠杀异己、巩固权力，毕竟是项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新四军38年5月基本上完成整训，由分散的红军游击队成为一支正规军，到39年6月四支队司令高敬亭被杀的时候，项英的使命就已经结束了，毛泽东已经不再需要项英了。高敬亭被杀后，新四军四支队被拆分为两个支队，1940年1月，脱离了新四军指挥体系，改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指挥。至此，毛泽东要剥夺项英新四军指挥权、将部队控制在他的手上的意图已经公开化。自从六届六中全会后，大权独揽的毛泽东更加肆无忌惮，基本上每隔半年就对新四军有一次大动作。

40年的5月4日，毛泽东以中央的名义，给项英担任书记的东南局发出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这个指示也被称作五四指示。在这个指示中，不点名，但是，又极为明确地指责项英犯下绝大的错误。指示说，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这明显是指责项英强调皖南的特殊性。指示还说，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 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也就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这个指示特别提到，这些策略指示，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要传达于全党全军的全体干部。而且，还明确要求项英亲自传达。随后，项英又收到了《总政治部对于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新四军·文献 第一辑》165页），也指责项英政策不利。说什么，我们政治工作不应当有对外对内两套，不能对外迁就国民党，对内讲共产党私话。我们的立场是公开的，理直气壮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央的这个指示，并不是给中南局领导人的政策指导，而是给新四军和地方党员干部的公开信，影响范围很大，这本身就很不寻常。而且，几乎每段都在含沙射影，指责和攻击项英。

对此，项英不可能不做出强烈反应。项英随后连续发出两封电报，要求中央将他公开撤职。项英在报告中说，中央指示和总政指示，明显认定我有路线错误和不执行中央方针，虽然没有公开正式指出，但是，指示的内容与决定的严肃性就是这个意思。“我当然不能继续领导，而且无法领导，为党的利益，应公开宣布撤职，为便利更能团结全体全军，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再者，中央指示一半是告同志书的性质，并且，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已说明其性质与指示郑重性、严肃性非普通指示与普通文件可比。为尊重与服从，应改变领导。”项英还说，我自信在方策与路线上未有与中央相差之处，但中央政治局指示已经提出方策与路线问题，使我不能领导，所以，非改变领导不可。”(《皖南事变 资料选辑》中央档案馆编 68页)

平心而论，项英在方策与路线上确实与中央没有相差之处，而且，在尽力执行中央的方针。收到项英要求撤职的报告后，5月23日中共中央作了《关于项英错误的性质及东南局军分会仍由项英领导的指示》，宣称，项英领导下的东南局与军分会，是有成绩的。……你处错误不是总路线，而是某些个别策略问题错误，项英应该继续担负东南局及军分会书记之责。(《皖南事变 资料选辑》中央档案馆编 65-66页) 毛泽东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虚伪的姿态，其实，不利于项英的舆论已经造出，项英的威信已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难以继续领导新四军，毛泽东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此后不久，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饶漱石来到皖南担任东南局副书记，为取代项英做好了准备。收到中共中央让他继续领导的指示后，项英提出第三个报告，依然要求将自己公开撤职。报告提到，“我认为对一个较负责同志，就是一个老党员罢！有错误应公开批评和指斥，不要含而不言的曲折婉转”，所谓含而不言的曲折婉转，就是在指责毛泽东含沙射影，暗箭伤人。此时的毛泽东手握生杀大权，而项英不不仅没有慑于淫威低头，反而以直来直去的言语、宁折不弯的气势，对毛泽东加以反击。毛泽东岂能放过这样的人？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刘少奇先是以中原局的名义，控制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黄桥战役后不久，刘少奇又率领中原局来到苏北，统一指挥中原局辖区内的所有部队，其中包括南下的八路军和所有江北的新四军。那时，新四军最初四个支队中的三个都已经位于江北，这意味着，新四军的大部分都受刘少奇的节制，脱离了新四军军部和项英的指挥，这明显是要彻底剥夺项英对新四军的指挥权。毛泽东这是布的什么局，项英怎么会不清楚呢。但是，刘少奇到达苏北之后便迅速发动了曹甸战役，全然不顾及皖南新四军的危险处境，还是明显超出了项英的想象。

12月23日，25日，项英两次致电毛泽东，报告皖南新四军周边国军的调动情况，怀疑国军可能会攻击他们，为此，再次向毛泽东请示行动方针，并请毛泽东立即电示，以免仓促误事。项英的电报主要是请示毛泽东眼下该如何行动，要毛泽东明确做出决断，同时，也是在含蓄地指出毛泽东在延误军机，毛泽东岂能容忍这样的质疑，因而恼羞成怒。次日，毛泽东以前所未有的严厉语气指责项英：“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之前，项英曾经两次要求撤出皖南，而毛泽东两次要求坚守皖南；即使迫于国民政府命令同意撤出之后，还四次拖延撤出的时间，此时却翻脸不认账了。泽东还指责项英，“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他还反问，“究竞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显然，毛泽东在以权势压人，提前推卸责任。项英不是没有主张，而是，项英的主张没有意义，他必须服从毛泽东的主张。只是，毛泽东忌恨项英，项英也怀疑毛泽东。一个不断设置圈套，一个不肯轻易就范。如此，周折不断。

是的，毛泽东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九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新四军发展方针做出指示，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同时，这个指示还明确提到，“假如全国剿共，则我们可以向南，假若前途是国共划界而治，则我们不宜大举向南，而宜向北，以求与蒋隔江而治，所以新四军的退路有二，一为皖北、苏北，一为皖浙赣闽交界地区。现在两条退路都要准备，但最后来取哪一条路要到那时才能决定”。毛泽东很长时间以来都在怀疑蒋介石会全国剿共，所以，毛泽东要求新四军向北，同时也要求准备向南。因而新四军才分成了江北、苏南、皖南三部分，兼顾江南江北。项英和军部直属的这部分力量，就是在坚守皖南阵地，等待时机南下。只是，南下的时机并没有等到，而曹甸战役之后，在原地坚持也不能够了，只能尽快北上。

12月30日，毛泽东电令项英、叶挺：据恩来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皖南事变资料选辑 (中央档案馆编) 》第125页）周恩来为新四军的组建和发展付出了很多心血，和项英的关系也非毛泽东可比。周恩来是否建议走苏南，我们无法确定，但是，毛泽东此时特意用周恩来的名义，显然更容易获得项英的信任。正是这个命令，将皖南新四军推向深渊。

在皖南爆发战斗这几天，毛泽东可能还对项英和皖南部队做了手脚，唯恐他们逃过此劫。张戎在《毛泽东 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提供了不少资料，这里就不多说了。

1月13日新四军军部发出最后一份电报：“情况紧急，密码已烧掉，请党放心，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他们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这是诀别的留言，至今听来，依然感到字字扎心。两天之后的1月15 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等称:“现叶、项已被俘，皖南新四军已全部歼灭（《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48—150页）。

就在得到刘少奇这个消息的当天，在事变的结局尚未明了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便向党内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决定》下达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想必，毛泽东认为他无论如何污蔑，项英再也没有机会替自己申辩了。更重要的是，他要先声夺人，让同情、支持项英的人，不敢再发声。《决定》称：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项英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南昌国民党省党部纪念周上发表的演说，即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异常危险的。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在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而失败，全党全军应该警惕，引为鉴戒。虽然，在现时我们还不把项英与叛变了的张国焘同等看待，还待他今后事实的证明。“（《皖南事变资料选辑》265-266页）。可见，从一开始，毛泽东便极为敌视项英。把项英比作张国焘，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对项英的忌惮。论资历、论能力，项英和张国焘不相上下，无疑都是毛泽东实现独裁的劲敌。尤其是，项英得到了斯大林的赏识，这更会加重毛泽东的嫉妒和仇恨。在事变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就发出文件把项英说得一无是处，近乎彻底否定，足以说明，毛泽东对项英忌惮已久，怀恨已久。新四军军部被歼灭，项英彻底失败，除掉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让他出了一口恶气。

1941 年1月20日，中央军委参谋部就皖南事变的军事教训做出总结，其中写道：此次皖南事变，给我们的教训是由于项英同志抗战以来一贯反对中央及军委对抗战及统战策略的正确指示，一贯固执自己对江南敌后的特殊见解，对统一战线只要联合不要斗争的机会主义路线，一贯在军事行动上的动摇犹豫、无办法、无决心，当然要引导皖南部队走向失败。至于这次军事行动中许多难以索解之处，如：何以不早走，何以向南开入绝地，何以到了绝地又停下来，何以当紧急时临阵私逃，是否受内奸影响，且待以后再去证明。（“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部关于皖南事变的军事教训的总结”，《皖南事变 资料选辑》第272页）。显而易见，这根本不是军事总结，而是政治批判。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被打垮了，但是，东南局所属的中共地下组织并没有被破坏，他们应该有完整的体系，有通畅的信息通道和地下交通线。作为东南局的副书记，饶漱石在皖南事变后，用钱买通了一个国军的连长，顺利逃出了封锁线。出逃途中，饶漱石还对当地的中共地下组织做了安排，最后，平安到达江北的指挥部，见到了刘少奇。奇怪的是，项英在极为危险的地方潜伏了两个多月，而没有离开；更奇怪的是，像项英这样重要的人物，下落不明，无论是延安的毛泽东，还是苏北的刘少奇，两个多月，竟然不闻不问。真要寻找，以中共地下组织的能量和无孔不入，两个月的时间，早就找到了。显然，他们根本就不想让项英活着回来。此前，毛泽东对项英吹毛求疵、求全责备，明显是要逼走项英，像逼走张国焘那样。只是，项英到死，都没有离开中共，这想必让毛泽东失望了。在得知项英死难的消息后，毛泽东幸灾乐祸，极端轻蔑的表示：“项英同志因轻信蒋介石而受骗上当，一命呜呼；他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不听中央的话。损失是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经验是有益的。”（《我的一生 师哲自述》 137） 其实，项英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遵照蒋介石的命令行事，说项英轻信蒋介石纯粹是诬陷。至于经验是有益的，这倒是一句实话。项英之死对毛泽东确实有益处。

新四军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15岁投身红军，是经历过长征的干部，能文能武。在部队被打散之后，他一直和项英在一起。项英被身边的叛徒杀害之后，李志高率领集合到的七十多个战友，渡过长江，后来出任新四军第七师参谋长。41年11月底，被怀疑是内奸而被关押，42年1月底，皖南事变一周年的时候，自杀身亡，年仅28岁。李志高死后，上级才宣布他不是内奸。其实，那七十多个战友，其中有十多个是团营级干部，他们见证了皖南事变的全过程，也见证了李志高的表现。怀疑李志高，根本就毫无道理，明显是别有用心。这样简单明白的事情，居然审查了两个月，还逼死人命，显然，居心险恶。不难想见，关押李志高，其实是在寻找项英的罪证。找不到项英的罪证，也要找出项英身边的内奸。中央军委参谋部的报告，早就流露出了这个企图。（《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部关于皖南事变的军事教训的总结》）

涉及皖南事变，还有一个关乎项英名节的重大事件。皖南部队被包围后，在叶挺不知道的情况下，项英带领政治部主任、副参谋长和几个警卫员曾经离队出走了一晚上，短暂离开指挥位置。后来，被认为是私自逃跑，这个情况确实令人费解。项英在南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多次在鬼门关前徘徊，真是九死一生，他并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而且，项英是新四军的政委和军委新四军分会的书记，完全可以正式下命令，分散突围。他为什么放弃职权，而私自离开呢？不排除，项英受到了党内某种力量的威胁。只是，项英和政治部主任、副参谋长都死了，这个事情就成了不解之谜，项英私自逃跑便成了官方的定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皖南战场上的厮杀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便做出了结论，彻底否定了项英，实际上把他和张国焘相提并论，张国焘已经被宣布为中共的叛徒，中央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这样一来，知情人员难免有所顾忌，不敢再替项英辩护，甚至，不得不隐瞒真相，避免挑战党的决定，引火烧身。不难想见，这正是毛泽东匆忙做出那个决定的目的。

关于新四军军部情况最重要的资料，是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在逃亡的路上向中央发过的六份电报。那时，他已经逃到广东，找到了中共的地下组织，广东省委书记立即给他看了《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知晓了中央对项英的立场，以代罪之身的他，不可能再替项英辩解。但是，他在回忆录中提到，项英出走前，派人叫过叶挺，叶挺不来。项英本人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也说过，曾派人请叶挺来商计，他在前线未来。（《皖南事变 资料选辑》 131页）此外，1983出版的《皖南事变回忆录》，军部作战科副科长叶超的回忆中提到，项英和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等人出走前，参谋长叫他去请叶军长来。但是，他见了叶挺之后，不敢说参谋长要军长去。由此可知，项英并不想背着叶挺私自出走。新四军军法处副处长扬帆在1984留下了一篇口述的资料，他去世多年以后，在《炎黄春秋》2013年第二期公开发表。在这个资料中，他明确地说，毛泽东对皖南军队不公道。重要的是，他提到，皖南新四军被包围后，当时李一氓讲：中央来电报了，必要时分散突围，保存干部。那天是1月8日，项英出走是1月10日，也就是说，项英分散突围是遵照中央的命令行事，而不是私自出走。扬帆在口述记录的时候，经手电报的机要人员还在。

如何确定路线，如何行动，项英一直瞻前顾后、徘徊不前。中共党史一直简单地把这说成是皖南惨败的主要原因，至于项英为什么如此，却没有做出解释。其实，项英再三要毛泽东把话说明白，做出明确决断，这反映出，他对毛泽东极端的怀疑和不信任，担心遭到他的陷害，而这正是源于毛泽东针对新四军的所作所为。项英又得防范蒋介石，又得提防毛泽东，前怕狼，后怕虎，一直想找到一个万全之策，这应该是项英一再犹豫不决的关键。毛泽东把项英和张国焘联系起来，项英自己难免也会联想到张国焘，想到四方面军，想到西路军。可以想见，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特别是西路军几乎全军覆灭的结局，一定会让项英对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有新的认识，对毛泽东有新的认识，因而特别地警惕，怀疑毛泽东指挥和决策的动机，这种状态，势必会严重影响项英的判断和决策。

皖南事变后，陈毅被任命为新四军代军长。几个月后，在华中高层总结皖南事变教训的一次会议上，陈毅发言说：“无论如何不应走茂林（也就是南线）。或走铜、繁（也就是北线），或走敌顽接合点（也就是东线），走茂林完全是自寻绝路。（陈毅对皖南事变的反思《大江南北》 作者：童志强）陈毅为何这样说，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条绝路绝对不是项英自己可以决定的。项英处处谨小慎微，唯恐落下把柄。此前，每个行动计划，项英都会再三请示毛泽东。走南线，事先一定得到了毛泽东批准。新四军军部直到最后时刻都和中央保持着联系，项英不敢、也不能自作主张，自行其是。皖南新四军转移，从军事上看，风险最大的是东线，需要强行通过国军重兵把守的防线，新四军的实力又远远不够，而且，带有大量的非战斗人员；北线的情况次之，过江时有遭到日军炮艇打击的危险，以及遭到国军部队袭击的可能性；南线情况不明，初步侦察国军力量薄弱；从政治上看，风险最大的是南线，走茂林，有军事叛乱的嫌疑；其次，是东线，属于攻击友军、主动挑起事端；风险最小的是北线，因为有国民政府的命令。毛泽东是一个政治人物，应该首先考虑政治风险。然而，他却让项英走了一条政治风险最大的行军路线。如此，付出的政治代价就是，叶挺被监禁，项英以叛乱罪被国民政府通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通令：“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借申军纪，而利抗战。）

战场上的国民党大部队，在战斗结束后不久，就基本上撤离了，尽管一些路口可能还有哨卡。新四军那些侥幸没有被打死、被俘虏的人，借助山区复杂地形的掩护，就逐渐开始外逃。新四军的秘书长李一氓、组织部副部长余立金等人，就是在一个星期之后离开了战场，开始逃亡。新四军军法处长扬帆和司令部电台总台长胡立教在山里隐蔽了十几天后也下山了。因为扬帆是江苏人，人地两熟，直接经苏南到苏北，2月15日，第一批来到新四军苏北根据地，见到了陈毅和刘少奇，并向刘少奇做了长达八小时的汇报。扬帆当过新四军的情报科长，以及负责保卫工作的军法处长，他还将熟记在心的中共在国统区、敌占区搞秘密工作的同志的名单、联络方法等整理成文，当面交给刘少奇。（《断桅扬帆 蒙冤二十五年的公安局长 扬帆口述 丁兆甲执笔整理》)

项英在事变后，竟然在当地滞留了两个月，显然，他并不急于离开。皖南事变无疑是项英一生当中最惨痛的失败，对这次失败项英不可能不进行仔细的分析和总结。隐蔽了两个月，项英应该有时间写出报告，记录和总结这次失败的过程和经验教训。这些文字，或许，被毁掉了，或者，被做为机密隐藏在暗室之中。需要强调的是，当局一直选择性公布相关档案文献，有意隐瞒一些关键性文献，很多决定事件走向的细节都不予公开，或者，闪烁其词，王顾左右而言他。这实际上是在故意歪曲历史，掩盖真相。因此，对于当局的结论不能不多问几个为什么。当时和项英在一起的新四军干部，在回忆中提到，项英做了两手准备，力争突围到长江以北的新四军根据地去，万一北渡长江不成，就在皖南组织力量打游击。当时，项英已经汇集了70多人，一大半是各级干部。他认为，很快就可以发展一个营到两个营。（沉痛的回忆——皖南事变与项英、周子昆被害 谢忠良）可以想象，项英并不甘心这次失败，还想再拉起一支队伍，东山再起，而不是去延安接受毛泽东的摆布。只是，命运没有再给他这个机会。

叶挺在囚禁中得知项英遇害后说：“项英也是一有志向、有才干的英雄”， 这无疑是对项英一个公允的评价。周恩来在皖南事变以后，亲笔题写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对周恩来这句话理解最深的，应该是扬帆。扬帆的遗文这样写道：“为什么说千古奇冤呢？国民党反革命打我们，这能叫千古奇冤吗？千古奇冤照我现在的领会，主要指我们内部，指毛泽东对皖南军队不公道。“只要我们对史料稍加对比和分析，便不难看出，项英和新四军数千将士，实际上就是死于毛泽东之手。皖南事变，千古奇冤，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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