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和毛泽东

天子岂能为诗友 元帅做人太可怜 2026.02.27.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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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的高级将领当中，陈毅和毛泽东的关系最为特殊。毛泽东自井冈起家不久，便与陈毅相交。二人表面上有很多相同之处，实际上却有更多不同之处。二人都喜欢舞文弄墨，为人处事却大不一样。毛泽东心胸狭隘、粗野霸道；陈毅则豪爽厚道，随性洒脱，难免开罪于毛泽东，而为毛泽东所忌恨。数十年间，他们既像同志，又非同志；名为诗友，实为仇敌。在毛泽东帐下，陈毅命运多舛，却大难不死。毛泽东入主中原之后，对陈毅时而打击，时而拉拢，陈毅以待罪之身，恭顺逢迎，却屡遭羞辱。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二人的关系如此奇怪和复杂？

陈毅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之后，加入了中共。后来，受中共的派遣，回到家乡四川从事兵运工作，得以结识了朱德，那是1926年。1927年8月，南昌暴动，陈毅前去参加，中途遇阻，在暴动部队撤离南昌后，陈毅方赶上队伍，被周恩来任命为团指导员。后来，南昌暴动部队被打垮，主要干部四散逃离，残部只剩1500多人，留在部队中的朱德和陈毅成为领导。这支部队几经起落，最后，到井冈山和毛泽东秋收暴动的队伍会和，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毛泽东，陈毅成为红军三巨头。这是陈毅和毛泽东共事的开始，这个时候，林彪是他们手下的一个营长，罗荣桓是营指导员，粟裕则是一个连长。

毛泽东得以起家，除了依仗秋收暴动剩下的残兵败将，很关键的是南昌暴动残部的加入，这支队伍毕竟是正规军，其战斗力非农民暴动队伍可比。两军汇合后，毛泽东总是寻找理由扩大自己的权力，力图全面控制部队，前委书记、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全都由毛泽东一人担任，党权、军权、人事权全部集中到了毛泽东一人身上，最终，和朱德发生冲突。毛泽东指责朱德“与党争权”，朱德则认为，毛泽东“以党代政”，书记专政。平时，朱德待人宽厚，毛泽东待人刻薄，朱德自然比毛泽东让人感到亲近，得到更多人的拥护。陈毅对毛泽东的刻薄粗暴，想必，也是很不以为然。有一次，红四军召开会议，副官长杨至成，因为安排的房间不能令毛泽东满意，而遭到痛骂，陈毅看见，对毛泽东说，我都怕你。杨至成黄埔五期毕业，参加过南昌暴动、湘南暴动，后跟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担任军部副官长，论职位，仅次于参谋长。杨至成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为了解决毛泽东和朱德之间的争议，1929年6月，红四军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由陈毅主持。就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朱德和毛泽东的矛盾公开化，多数人赞同朱德，毛泽东被冷落。作为主持人，陈毅对毛泽东和朱德都做了严厉批评。但是，认为主要责任在毛泽东。结果，在选举时，陈毅意外当选前委书记，取代毛泽东，成为红四军的最高领导。顺便说一句，这次被选举下台，让毛泽东得了选举恐惧症，而且，到死都没有消除。他知道他霸道粗野，令人厌恶，平时人们是不敢怒，更不敢言。但是，一旦有了机会，便会群起而攻之，把他拉下马。此后，毛泽东对召开涉及选举的大会，格外担心，没有绝对的把握，绝不开会。

落选之后，毛泽东怒而离开部队，以养病为名停止工作。毛泽东这是在要挟朱德和陈毅：要么我说了算，要么不合作。而这个代价，朱德、陈毅都难以承受。为了解决朱德和毛泽东之间的争论，陈毅最后来到上海，请党中央做出评判。结果，中央决定支持毛泽东。陈毅和朱德只好请回毛泽东，没成想，毛泽东提出：“不打倒陈毅主义，我决不回来”，毛泽东将打击的目标瞄准陈毅，让陈毅很是意外。最后，陈毅决定亲自请毛泽东出山，重新担任前委书记，并安排召开会议加以落实，这就是毛泽东后来津津乐道的古田会议。

其实，合作中的意见纷争和选举上下，这原本是平常之事，没成想，却被毛泽东怀恨在心。站在陈毅的立场上看，这完全是工作之争，在毛泽东那里，无疑成了权力之争，而毛泽东嗜权如命，夺他的权就等于是要他的命。这是陈毅第一次结怨于毛泽东，在毛泽东成为中共的党魁之后，特别是在延安整风、毛泽东被神化之后。此事成为陈毅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让他追悔莫及。

朱德是职业军人，而陈毅则是政工干部，并有相当的军事指挥才能，相比于朱德，陈毅更加让毛泽东忌恨、忌惮。古田会议之后，陈毅便被排挤离开了红四军，到新组建的红六军工作，这是赣西南地方的正规红军；待红六军成军之后，又被安排去筹备红22军，这是赣南的地方武装；直到最后，离开红军，担任地方职务。与此同时，毛泽东的权力却在不断扩大，加之天高皇帝远，毛泽东得以独霸一方。

古田会议之后不久，毛泽东开始以反AB团的名义，对那些反对过他的红军官兵疯狂报复，在不到四万人的红四军当中，抓出了4400多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其中大批被屠杀。朱德的副官被杀害；黄克诚的挚友、曾经参加过南昌暴动，追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的何笃才因为反对过毛泽东也被杀害。何笃才曾经担任过红军最早的迫击炮连党代表，总政治部总务处处长。此后，毛泽东又把打击的范围扩大至地方党委和地方红军，以图控制整个苏区的党政军，最终，导致红20军发动兵变，并公开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这就是著名的富田事变。反AB团运动的主要干将便是毛泽东的亲信李韶九，富田事变爆发后，李韶九被红20军兵变部队扣押。当时，陈毅受命进行善后，李韶九在陈毅的帮助下被释放。

毛泽东没有想到，此后，中共中央成立了苏区中央局，成为江西苏区的最高领导机构，全面领导苏区的党政军，毛泽东的权力受到限制。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来到苏区后，平反富田事变，并开除李韶九党籍，以平息众怒。但是，毛泽东很快就又重新启用李韶九，并委以重任。陈毅本人后来则成为李韶九怀疑的目标，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而且，危险持续了很久。中共的上将肖克回忆说：“李韶九早已怀疑陈毅，有一次公开对人说：我过不了多久就要有匹好马，有条好枪了。这可是个大人物！陈毅听说，就公开表态：老子有好几条枪，谁敢来！陈毅很坚定，却也感受巨大压力，因为李韶九当时是大权在手的人。陈毅常有去上级开会，就像李文林那样永不回来的感觉。（《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73页）”前边提到的李文林是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后来被毛泽东以AB团的罪名杀掉。陈毅后来也谈起这段经历，他说：“在中央苏区时，整我是AB团的团长，整了三年多。李韶九对我说：你是AB团，只有自首才有出路。我写信报告了毛主席，两天就得到毛主席的回信，他说我支持你，并批准我把那些被打成AB团的同志分别轻重加以释放。当时如果毛主席不支持我，他们就把我枪毙了。我是很感激主席的。”（《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73页）如果没有毛泽东在背后支持，李韶九怎么敢于威胁陈毅？这一点，想必陈毅也非常清楚，所以，他才写信给毛泽东。至于，陈毅没有被杀掉，不是因为陈毅写信打动了毛泽东，而是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决定杀掉他。毛泽东只是想通过李韶九震慑一下陈毅，让陈毅从此惧怕他，感激他，为他所驱使。毕竟，陈毅是红四军和江西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在党内军内有相当的知名度。况且，此前为了汇报红四军的情况，他刚刚见过中央领导人，中共中央特别是负责军队的周恩来，应该对陈毅有起码的了解，不可能相信，陈毅转眼之间就变成了国民党反共分子。毛泽东没有杀掉陈毅，不是他不恨陈毅，更不是找不到陈毅的罪证，恐怕是担心，自己承担不了那个后果。

中央成立苏区中央局之后，特别是，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到达江西苏区，直接领导红军，无形中和毛泽东在职权上产生混乱和矛盾。在第四次反围剿前夕，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解决这些问题。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局的大多数人批评毛泽东，主张解除毛泽东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剥夺毛泽东的军权。陈毅作为东道主列席了会议，也在会上批评了毛泽东，支持解除他的总政委职务。可以想象，以陈毅的个性，又长期遭到毛泽东的打压，他的话一定非常尖锐，乃至深深刺痛了毛泽东。

因为毛泽东平时粗暴野蛮，心狠手辣，大权在握时，下属只能忍气吞声，任他驱使。他一旦失去权力，自然不会有人再追随他，毛泽东不得不在荒山破庙之中养病两年多。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失去军权的毛泽东，立刻变得臭不可闻。毛泽东把这种痛苦，自然都变成了永远无法忘怀的仇恨，陈毅当然是被仇恨的对象之一。宁都会议批评毛泽东，这应该是陈毅第二次开罪于毛泽东。陈毅当时恐怕不会想到，毛泽东后来竟然成了中共的独裁者，再次掌握了生杀大权。

那个恶名昭彰的李韶九，后来经毛泽东提议，担任瑞金卫戍区司令、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在毛泽东被剥夺军权之后，李韶九被逮捕，红军开始长征时被释放，奉命留守闽西苏区。陈毅也奉命留在苏区，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抗战期间，黄克诚率领八路军第五纵队自华北南下，来到苏北，和陈毅汇合。他们已经有十来年没有见面了，见面后，向陈毅问起李绍九，陈毅很气愤地说：“那是个坏家伙！主力红军长征走了以后，我们就把他干掉了。”（《黄克诚回忆录》140页）可以想见，被李韶九威胁恐吓的那段时间，陈毅肯定是提心吊胆、日夜煎熬，一有机会，便立即杀掉了他。李韶九血债累累，死有余辜。然而，中共立国之后，李绍九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对陈毅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

三年南方游击战，陈毅九死一生。抗战爆发后，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出任军长，项英担任政委，陈毅出任第一支队司令。新四军的军部在皖南，但到皖南事变时，陈毅所部以及新四军的大部分主力都已经来到江北。毛泽东把新四军政委项英滞绊在皖南，欲借刀杀人，却并没有打算让军长叶挺留在皖南与之同归于尽，而是对叶挺青眼有加。

叶挺乃是北伐名将，早年加入中共，叶挺“独立团”是中共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团内的军官都是中共党员。叶挺“独立团”曾经名震一时，斩关夺隘的赫赫战功代表着北伐军的辉煌。后来，叶挺又率部参加了南昌暴动和广州暴动，失败后，脱离了中共，直到抗战开始，才重新和中共合作，出任新四军军长。论资历和在军界的影响力，共军内部无人可比，但是，由于他曾经脱党，在中共党内并没有地位，这和项英、陈毅大不一样，不会对毛泽东掌握军队构成威胁，相反，还可以成为毛泽东抑制共军将领的关键人物。由他来统一指挥江北的新四军、八路军，无疑是最佳人选。皖南事变之前，毛泽东曾经多次发电报，要求叶挺离开皖南，并对叶挺的行动路线和安全都做出指示和安排，由此可以感受到毛泽东确实对叶挺寄予厚望。只是，叶挺认为关键时刻不应该离开军部，故而没有听从毛泽东的指示，最终，因为皖南事变而被扣押，后来，又因为飞机失事而丧生，让毛泽东的计划彻底落空。皖南事变后，毛泽东一时无人可用，无奈之间才接受陈毅，出任新四军代军长，指派亲信刘少奇出任新四军政委。

共军的主要将领，他们的军事历练和经验大多都来自红军时期，在八年抗战期间，除了几次和国军部队作战，他们几乎没有指挥过大部队作战。而陈毅从红军初期，就被毛泽东排斥，几乎没有指挥过部队作战，红军主力长征后，三年南方游击战，陈毅直接指挥的部队，充其量只有一千多人。陈毅出任新四军代军长，实在是勉为其难，担任新四军的政委其实更合适。但是，政委是部队的最高决策者，需要中央的信任，在这一点上，陈毅不仅无法和刘少奇相比，连和饶漱石也无法相比。饶漱石从无军旅经历，没有扛过一天枪，没有带过一天兵，后来竟然直接出任新四军的政委，唯一的资本就是毛泽东的借重。

皖南战场的硝烟还没有散尽，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通知，将项英彻底否定，乃至把项英比作叛徒。陈毅是项英的知己朋友，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他们曾经同生共死。也许，陈毅并不十分清楚毛泽东如何设置陷阱，坑害项英和皖南新四军，但是，陈毅对项英应该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他不可能相信毛泽东对项英的污蔑，也不会天真到相信毛泽东痛恨项英，仅仅只是因为方向和路线问题。可陈毅并没有公开质疑毛泽东对项英的污蔑，反而对项英的犹豫不决做出批评。陈毅出任新四军的代军长，这当然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这对于重建新四军军部，重新整编新四军无疑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信任陈毅。项英掌管新四军让毛泽东不安，陈毅掌管新四军同样也让他不安；毛泽东不会放过项英，当然，也不会放过陈毅。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把皖南新四军的失败，归结为对国民党的妥协，归咎为项英执行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这就不只是项英个人的问题了。毛泽东借题发挥，开始了延安整风，目的就是要摆脱莫斯科、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让他自己成为中共的独裁者。为此，他罗织罪名，制造恐怖，发起了一场残酷的政治迫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时毛泽东的权威恰恰建立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之上。正是通过假传圣旨，让他摇身一变成为共产国际确立的领袖，由此震慑住了所谓教条主义分子和经验主义分子，也就是莫斯科派和党内实力派。

陈毅暂时没有受到冲击，那是因为，当时新四军正在进行整编，陈毅重任在身。直到1943年8月，延安整风之风终于刮到了新四军军部黄花塘，直接出手的便是深受刘少奇信任的饶漱石。那时，饶漱石已经接替刘少奇，担任新四军的政委。他斥责陈毅一贯与毛泽东格格不入，而且，要陈毅承认反对政委制度，反对毛泽东的领导。在饶漱石和陈毅的冲突中，毛泽东和刘少奇都站在了饶漱石一边。最终，陈毅被赶出了新四军，前往延安，自然是继续挨整，那里的日子不会比反AB团的时候更好过。延安的这个经历对陈毅想必是刻骨铭心，心中的怨恨一有机会便脱口而出。

抗战那些年，国民政府与日寇进行殊死搏斗，而毛泽东却把主要精力都用来巩固个人权力、确立他的独裁地位。经历了多年的整风之后，无论是莫斯科派，还是党内实力派，都已经彻底臣服，毛泽东召开七大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中共七大是毛泽东的正式加冕礼，中央决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朱德做军事报告。最初起草的几个军事报告草稿朱德都不满意，于是决定由陈毅主持重新起草这个报告。应该说，陈毅文武兼备，是军事报告撰写的最佳人选，重要的是，他几乎经历了中共从六大到七大之间，建军和发展的全过程。陈毅最终拿出了一篇长达五万七千多字的《建军报告》，由“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的武装斗争的优良传统”、“我党建军的目的是为人民大众服务”“论创造军队”、“论内战”、“论抗战”、“论毛泽东军事学派”、“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等七大部分组成。这不仅是红军的军史，也是中共创造和领导军队的思想总结。报告水平很高，但是，却没有体察圣意。这样的报告，只能由毛泽东来写，更是只能由毛泽东来做。让朱德做军事报告，只是向外界展示朱毛一体，并不意味着朱德是红军的统帅，朱德怎么能做这样的建军报告呢。从朱德后来的正式报告《论解放区战场》来看，基本上都是事务性的，怎么征兵，怎么带兵，怎么养兵，等等，而且，时间也只局限在抗战这八年。对比这两个报告，可以看出，虽然经过了整风，陈毅显然还是没有明白他自己的身份，没有明白朱德的身份，没有明白他们和毛泽东的根本不同。这样的陈毅，毛泽东怎么能不讨厌呢。

抗战末期，苏联红军攻入东北，中共决定借机派重兵占领东北。那里工业发达，经济繁荣。更兼背靠苏联，可攻可守、可进可退。毛泽东甚至宣称：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26页）。只是，这个基础必须要掌握在自己人手里。毛泽东设想由中共独霸东北，不许国军进入，只许共军进入；同时，在共军中也只允许他的嫡系115师的部队，也就是红一方面军的部队进入，不许其他部队进入。位于山东的共军主力部队就属于115师，统帅正是自秋收暴动便一直追随毛泽东的亲信罗荣桓。加之山东有地利之便，烟台和苏联控制下的东北大连只有一水之隔，所以，山东的主力几乎尽数开到东北。而同在山东的许世友、王建安等来自四方面军的名将和所属部队，都被留在了山东。此外，陈毅麾下的新四军三师也不远千里从苏北被调往东北。因为这支部队也来自于115师，正是当初随黄克诚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该师的政治部主任就是文革时期大名鼎鼎的吴法宪。

因为山东兵力空虚，所以，陈毅受命率领新四军部分主力离开苏北来到山东，后来，成为山东野战军，也就是山野，陈毅担任司令员；留下的部队编为华中野战军，也就是华野，由粟裕担任司令，这样，陈毅麾下的新四军就被分割成了两部分。当年，毛泽东被陈毅选掉前委书记的职务，离开部队去养病，身为连长的粟裕曾经担任过毛泽东驻地的警卫工作。毛泽东自然很早就知道粟裕，却一直都没有重用粟裕。是刘少奇发现了粟裕的军事才能，并极力向毛泽东举荐。重要的是，毛泽东当时需要有人牵制陈毅，所以，粟裕才得以出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和陈毅分庭抗礼。关于这两大野战军的关系，毛泽东指示：“华中野战军在战略行动上受陈毅同志指挥。你们野战军经常的位置及战略性的行动，均须事先取得陈毅同志的同意并报军委。”虽然，从名义上，粟裕还是要接受陈毅的领导，但实际上，陈毅已经无法指挥粟裕，因为，粟裕还需要向中央军委负责。毛泽东的这种安排，又是上下级、又不是上下级，自然导致陈毅粟裕之间争执不断。

从战略上看，将新四军主力分在两个战略区，不仅分割了主力，而且，画地为牢，限制了主力部队的回旋空间。毛泽东这个安排应该是出于政治考虑，明显是为了防止陈毅坐大。如果不是这样安排，而是将苏北和山东直接连成一片，其实力将大大超过其他所有的中共根据地，陈毅的地位也将大大提升。毛泽东显然不想出现这样的局面。只是，毛泽东的这个安排很快就在军事上暴露出问题，陈毅粟裕双方都感到兵力不足，而且，彼此很难合作。毕竟，他们是两个战略区，无论是陈毅还是粟裕，职责所在，他们不可能不重点考虑自己战区的安危。值得注意的是，面对陈毅和粟裕的争执，毛泽东几乎都站在了粟裕一边，明显在扶植粟裕，抑制陈毅。当然，粟裕也确实是军事天才，七战七捷，在内战过程中，很快就崭露头角，毛泽东更是大加赞扬。而陈毅初到山东，人地两生，再加上时运不济，因而出师不利。后来，毛泽东提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在一起作战，陈毅为正，粟裕为副，战役指挥由粟裕负责，到这个时候，粟裕已经处于强势地位了。在这种情况下，粟裕麾下的华中野战军的将领们明确提出，合并两大野战军，而不只是合在一起作战。“我们意见，今后华中、山东长远相依，合则俱存，分则俱亡。因此，我们认为，华野、山野必须合并，陈、栗必须一起行动，以便统一军政及财粮之支配。”（《粟裕与毛泽东陈毅》172页）后来，两大野战军合并成为华东野战军，不难想象，主导权当然属于粟裕了。新四军先分后合，这样一番操作之后，和陈毅粟裕分兵之前的格局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而且，粟裕是不可替代的，陈毅却是可以替代的。大势如此，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华东野战军1947年3月成立，一年以后，在淮海战役、也就是徐蚌会战前夕，陈毅被调离华东野战军，到中原野战军任副司令。只是由于粟裕的坚持，毛泽东才同意保留陈毅华野司令员兼政委的名义。其实，粟裕长于军事，拙于人事；而陈毅资历深厚，善于交际，二人恰恰可以形成互补，有利于部队的管理和作战。二人职权明确之后，陈毅实际上负责军政，粟裕实际上负责军令，他们合作得很融洽，把陈毅调走，完全没有必要。在共军的五大野战军当中，主官被调离，陈毅是唯一一例。对于陈毅来说，这近乎是一种羞辱，让粟裕也很难做人。

中共立国之后，设置了六大军区，各大区都由军事首脑担任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清朝的总督，惟独华东军区的军政委员会主席由政委饶漱石担任，陈毅又是唯一一个例外，这绝对不是偶然。陈毅一直在遭到贬损，只不过，毛泽东后来急于除掉身边更危险的敌人周恩来和刘少奇，而陈毅还有利用价值，所以对他暂时采取了拉拢策略。

值得一提的是，在确立十大元帅的时候，刘少奇力主粟裕成为华东野战军的代表，获得元帅军衔。以战功而论，粟裕获得元帅军衔当之无愧。只是，刘少奇染指军队的做法明显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惕，因而，粟裕注定只能成为大将，陈毅成了元帅。而且，粟裕在统帅人物中最早遭到整肃，而陈毅，作为粟裕长期的领导和合作者，他的表态自然至关重要。整肃粟裕过程中，陈毅给粟裕的定性是“阴”，阴毒、阴险之意，可谓一字千钧。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更是借陈毅这个定性，痛骂粟裕。整肃粟裕的主谋当然不是彭德怀，而是毛泽东。彭德怀遭到罢黜之后，粟裕的处境并没有改变，依然不能带兵，更没有平反，这足以说明，打击粟裕的只能是毛泽东。只不过，毛泽东打击粟裕，是为了防范刘少奇，对于粟裕本人，毛泽东并不想将其置于死地。在毛泽东表态之后，陈毅对粟裕的批判自然也适可而止，关键时刻，还替粟裕说了几句好话。

用陈毅自己的话说，他历史上两次反对毛泽东，是犯过大错误的人。正是出于这种心态，陈毅总是急于立功赎罪。又因为急于立功，不免弄巧成拙，丑态百出。那是在中共刚刚立国后的第四年，党内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就是高岗饶漱石事件。由于陈毅在整风时遭到过饶漱石的打压，在处置饶漱石之前，毛泽东特意招来陈毅问话，明显是想利用私人之间的嫌隙和矛盾。而陈毅不知圣意如何，只是随便说了几句，让毛泽东很是不满。出来后，陈毅感觉什么地方有点不对，经人提醒，立刻重新面圣，把自己所了解、所怀疑的饶漱石的言行和盘托出。后来，陈毅还在中南海怀仁堂，向2000余名中高级领导干部作了长达7个小时的报告，联系红军、新四军、华东野战军以及华东军政委员会时期的情况，揭发批判饶漱石。这是中共立国后高层第一次激烈的权力斗争，陈毅现身说法，可以让人们相信这场争斗的正当性，必要性。在打击饶漱石这一仗上，毛泽东对陈毅的表现极为关注，陈毅也不断地向毛泽东请示汇报，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冲锋陷阵。饶漱石后来被开除党籍，判刑入狱，死于囚禁之中。需要指出的是，饶漱石为人刻板，清廉自律，只可惜，不幸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高岗、饶漱石落马之后，涉及他们的许多问题都被重新处理，乃至翻案，唯独对整风时候的黄花塘事件没有结论，还是维持原判，陈毅并没有得到解脱。其实，整风时打击陈毅的主谋并不是饶漱石，也不是刘少奇，而是毛泽东。显然，陈毅误判了形势，又被愚弄了一次。说来，饶漱石并不是毛泽东的亲信，甚至，和毛泽东毫无渊源，揭发批判饶漱石，陈毅说错话的风险很小。陈毅这次斗争，虽然没有得到“奖赏”，但也没有受到责难。而在此后的党内斗争中，情况就复杂多了。尤其是当涉及到刘少奇、林彪这些毛泽东亲信的时候，稍有不慎，就会触犯龙颜。可陈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风险。

文革开始之初，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在会议期间，党中央，也就是毛泽东，要求朱德做检讨，并接受批判，以此震慑党内高层，顺利推进文革。包括常委周恩来、林彪在内，很多大员都对朱德做了严厉的揭发和批判。当然，陈毅的批判更是犀利：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回答：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陈毅还说：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朱德说，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其实，朱德早就只是一个摆设，根本没有任何权力。拿什么搞政变，黄袍加身，当皇帝？朱德说的是大实话，他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这一点陈毅怎么能不知道？只不过，他和朱德的关系与其他人不一样，又是同志，又是同乡，几十年的老战友，亲密程度要超过任何人。按照中共党内的规矩，越是关系密切，就越要表现得刻薄一些，以示划清界限。陈毅这么说，这么做，当然是给毛泽东看，向毛泽东表示顺从和忏悔。文革爆发之后，不仅刘少奇集团，党内军内的许多大佬也都受到剧烈冲击。这些人自然是满腹牢骚，在一起开会，难免口出怨言。在1967年2月的一次会议上，陈毅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是谁反对毛主席吗？“刘少奇曾经担任过新四军的政委，陈毅担任新四军代军长，两个人有过一段时间的合作。可以肯定，刘少奇知道毛泽东对陈毅的态度，自然也不会十分信任陈毅。刘少奇离开新四军前往延安，提议饶漱石接替他担任新四军政委。整风时期，在刘少奇的支持下，饶漱石对陈毅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让陈毅狼狈不堪。刘少奇被打倒，陈毅似乎并不同情。但是，陈毅关于延安整风的这段话，却惹得毛泽东龙颜大怒。毛泽东怒斥，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其实，毛泽东一人不答应，就是全党不答应。毛泽东更是表示，这次文革失败了，就和林彪上井冈山打游击。陈毅根本没有想到，他的一番话会引起毛泽东那么强烈的反应。陈毅是无意间触碰到了毛泽东最敏感的神经：延安整风，涉及到了毛泽东领袖权威的确立，乃至权力来源的正当性问题。更何况，陈毅的这番话，明显有嘲讽毛泽东的意思：你看看，当年你重用的那些人，拥护你的那些人，都是坏人，你整治的那些人反倒是好人。此事，被毛泽东称为“二月逆流”。 事后，陈毅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面谈。毛泽东后来回信，开头便写了一段“历来犯错误的改也难”的话。显然，毛泽东并不认为陈毅是无心之过，而是认定他是心怀怨恨，记恨他毛泽东。当然，毛泽东自己也清楚，他对陈毅不公平，陈毅是口服心不服。说到底，陈毅对他毛泽东还是缺乏敬畏，不把他当神看待。特别是，对他的圣谕，陈毅总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这一点，让毛泽东很生气，但也很无奈，毕竟他当时需要全力对付刘少奇集团。“二月逆流”之后，陈毅实际上处于闲置状态了，用当时的话讲，靠边站了。

在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与会的全部委员，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当然，这个人不是陈毅。就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小组会上，陈毅提到反AB团的往事，也许是真心地感谢毛泽东的不杀之恩，但是，毛泽东未必认为这是陈毅的好意。有很大的可能，陈毅提起这件事情，让毛泽东不仅不高兴，反而可能会恨得咬牙切齿。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议上，毛泽东特意点了陈毅的名字。毛泽东说：“对这些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还是选他们当‘九大’代表； 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你有右的方面的资格。”按照中共的黑话，右就是反动、反革命的意思。毛泽东这是在公开地羞辱陈毅，无奈的陈毅也只好唾面自干了。

正式把刘少奇开除出党之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告一段落。1969年4月，中共召开九大，论功行赏，陈伯达进入常委，江青、张春桥成为政治局委员，林彪被册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当然，光是党组织安排好还不行，还得把政府妆扮起来，所以毛泽东提出准备召开人大，安排政府人事，给文革功臣加官进爵。用座山雕的话讲，我们是国军，总得有个官衔呀。为了发动文革，毛泽东下令中共各级组织停止活动，依靠军队维持了国家的基本稳定。所以，中共九大政治局二十个委员当中，就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许世友、陈锡联等六七个军队将领，算上那些老帅，政治局内军方代表占了一半。至于地方机构的领导，军人也占了一大半，这样一来，作为军方的最高代表，林彪的号召力自然非同一般。毛泽东一向独裁专断，他怎么能容忍这种尾大不掉的局面呢。这个时候，林彪就成了毛泽东清除的下一个目标，可惜的是，林彪并没有意识到，炮打刘少奇司令部的硝烟还没散去，他就成了下一个靶子。

1970年8月，中共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全会的议程是两个内容，讨论修改宪法和国民经济计划。关于修改宪法，涉及到了是否设置国家主席的问题，由此，又派生出毛泽东是否是天才的问题。这个问题今天看来非常可笑，但在当时，这可是一个极为严肃、事关生死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想当天才的时候，有人说他不是天才，那可能要丢掉性命；毛泽东不想当天才的时候，有人说他是天才，可能也要丢掉性命。真可谓天威难测。

开会的第一天，林彪首先讲话，主要谈到了天才问题，大力颂扬毛泽东是天才，进而称赞这是宪法修改草案的灵魂。说毛泽东是天才，其实当时有特殊的含义，用中国帝制时代的词汇，其实就是“天子，”“上天之子”，那当然应该做国家主席。林彪的这番话，在会场上几乎无人不赞同。当时在场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就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吴德口述 十年风雨纪事》），也就是很正常。在此后的小组讨论中，毛泽东的秘书、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发言，极力吹捧毛泽东，并对“天才论”做了一番发挥，特别提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随后，大内总管汪东兴也说了类似的话，人们当然以为这都代表了毛泽东的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陈毅当然要按照这个基调大力吹捧毛泽东，并斥责，否认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说这种话的人是反革命。陈毅还表示，愿站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自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极为倚重林彪，林彪也极力支持毛泽东，这一点陈毅怎么能不清楚呢。九大召开，毛泽东正式册立林彪为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仅仅一年多，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就开始打击林彪，陈毅怎么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卸磨杀驴呢。反过来看，像陈毅这样资历的人，都要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这无疑又增加了毛泽东的担心和除掉林彪的决心。

会议上，毛泽东不方便直接打击林彪，所以，把打击的重点对准了陈伯达，同时，也严厉斥责了陈毅。毛泽东当然知道，陈毅在拍他的马屁，但此时，他需要拉出陈毅，狠狠地来一顿庭杖，震慑全党，打其他人，达不到这样强烈的效果。在毛泽东明确表态之后，陈毅只好作出深刻检讨，表示这次“配合陈伯达煽风点火”，又犯了罪，惭愧无比，请求给他严厉处分。（《陈毅的非常之路》 罗英才）其实，无论是陈伯达，还是陈毅，他们的那些话并没什么特别之处，无非是按照当时的俗例稍加发挥罢了。说皇帝不是天子，那不是找死嘛。他们没有想到，毛泽东的逻辑，跟当时俗例不一样。在会议闭幕的那一天，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其中特别提到，这次庐山会议是陈伯达和陈毅，‘二陈合流’，这一定性，瞬间把陈毅打入地狱。陈毅本来是在拍马屁，没成想，却拍到马蹄子上了。好在毛泽东没有像处理陈伯达那样，把陈毅扔进大牢。此后的日子，陈毅想必是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

此后，林彪在毛泽东的步步紧逼之下，出走外蒙，折戟沉沙。当时，身患癌症的陈毅，以待罪之身，强撑病体，向对他百般羞辱的毛泽东表达忠心。陈毅在会议上对林彪做了长时间的揭发和批判，并整理出了数万字的文稿，准备献给毛泽东。为了便于毛泽东的阅读，陈毅还特地耗费精力给毛泽东专门整理了一个缩写稿，随信送上。陈毅的信写道：主席：我坚决拥护主席和党中央，对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党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正确措施。……在党的五十年斗争史中，主席总是事先洞察一切，及时抓着阶级斗争的动向，彻底加以揭露，使任何反党野心家都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 在主席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每一个紧急关头，都能顺利扭转局势转危为安。陈毅还揭发，“林贼早年就多次反对过毛主席，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对中国革命消极悲观，曾多次动摇逃跑，企图分裂红军”，以及“林贼为人阴险，耍两面派，培植死党，专搞阴谋，也是一贯的。此次发展到妄图谋害毛主席，叛党叛国，并不是偶然的”，等等。虽然痛批林彪，但是，陈毅还是没有忘记，自己也是犯过大错误的，所以，特地写道，当年“红四军七次大会上我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林彪是写信支持毛主席的，这也是历史事实。”

陈毅对林彪的揭发和批判，无非是想让毛泽东知道，他的恭敬确实很虔诚。只是，毛泽东为人奸诈，疑心重重。陈毅的这一番苦心，未必能打动毛泽东，相反，不免让毛泽东感觉这又是在嘲讽他毛泽东，缺乏识人之明，长期重用一个奸贼。显然，陈毅立功心切，用力过猛，没有给毛泽东留下转圜的余地。所以，毛泽东并没有奖励陈毅，陈毅的处境没有任何改变。三个月后，陈毅便去世了，是带着恐惧和绝望离开这个世界的。在陈毅去世的当天，毛泽东忽然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说，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叶剑英当即赶往医院，告知陈毅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只是，那时陈毅早已丧失了意识。中共的刊物《党史文苑》曾经刊登文章“文革“中的陈毅与毛泽东，其中写道：弥留之际的反复呼唤，“毛主席……党中央……红军……路线斗争……一直向前，战胜敌人……”喊出了陈毅内心压抑了多年的痛苦和悲哀，他多么希望在临走前，党中央和毛泽东能为他洗刷奇冤，还他一个清白啊！

陈毅之死，毛泽东原本并不在意。但当时的政治氛围，毛泽东却不会不在意。毛泽东说：文革失败了，他就和林彪再上井冈山打游击。结果，林彪突然出走，死在了外蒙，不仅文革失败了，而且，他唯一信任的战友也成了敌人，毛泽东的难堪可想而知。早先，武汉七二〇事件，军界的实力派闹事，让毛泽东灰头土脸，事件之后，他曾经题写唐代罗隐的诗句“时来天地协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感叹他的无奈，不得不违心做出让步。而林彪事件的影响要比七二〇事件严重得多，这是军内嫡系公开反叛，对毛泽东个人权威的冲击更是难以估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极不情愿地临时决定出席陈毅的葬礼，他需要找一个机会，缓和一下和元老的关系。这是毛泽东对陈毅的最后一次利用，陈毅也算死得正是时候。只是，不久前羞辱陈毅是右的代表，是二陈合流，此刻出席他的葬礼，象征着对陈毅的平反，同时，也意味着对自己的否定。毛泽东对此势必要仔细权衡、思忖再三。不想去，又不能不去。葬礼的当天，毛泽东压抑着自己，直接穿着睡衣上车，值班卫士拿了大衣跟随他直奔追悼会现场。毛泽东提前了很长时间来到八宝山，为此，周恩来曾经斥责警卫人员，为什么让主席来这么早？显然，毛泽东不是没有时间整理一下姿容，而是心绪烦躁，心怀怨恨。毛泽东从来都不肯委屈自己，但是，眼下的形势太糟了，光棍毛泽东不得不委屈自己一下。利用追悼会之前这个时间，毛泽东会见了陈毅的遗属，并再三说，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还对所谓“二月逆流”的问题，给予解脱，意思是那不是在反对我。此外，还对受邀参加葬礼的柬埔寨国王谈及林彪事件，顺便替自己开脱。

其实，毛泽东说什么并不特别重要，毛泽东从来都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亲自出席陈毅葬礼这个姿态本身就已经足够了，这是毛泽东不是罪己的罪己诏。这一点，那些了解毛泽东的大员应该非常清楚。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周恩来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周恩来无疑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毛泽东就是想感动那些人，周恩来就急忙感动，满足毛泽东的需要。

根据陈毅悼词拟稿人的回忆，陈毅的丧事安排极为仓促草率，治丧计划的制定、悼词的草拟等项工作，只有一天的准备时间。而且内定，参照上将副总长的规格治丧，由总政主任主持，叶剑英致悼词，给陈毅的最后评价只是优秀党员，忠诚战士。显然，陈毅去世，最初并没有当回事，更没有当大事。毛泽东到场后，叶剑英临时将悼词交给周恩来。由于毛泽东的亲自参加，周恩来致悼词，并邀请外宾出席，陈毅追悼会的规格被大大提高，瞬间成了一件大事。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提到，他父亲去世时，毛主席去参加了追悼会，当时毛主席哭了。对此他很感动，但也有点儿想法。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因为林彪事件一出，大家很明确了嘛，林彪才是你信任的人啊。陈小鲁当时写了一首诗，“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何须万岁泪”。是啊，如果毛泽东早点掉一滴眼泪，陈毅就不必忍受这5年的羞辱，整日唾面自干。实际上，毛泽东掉泪，那不是为了陈毅，而是为了他自己。

陈毅生前，便以诗闻名海内外，去世后，重病中的夫人张茜用心编辑了一部《陈毅诗词选集》，并把诗集寄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希望能公开出版，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想必，陈毅夫人以为，毛泽东是陈毅的诗友，或许，会见诗思人，心生感怀。然而，情况却并非如此。周恩来无疑比张茜更加清楚毛泽东的内心，自然也不会做出回应。其实，毛泽东偶尔也写一写旧体诗词。1957年1月，《诗刊》杂志发表毛泽东诗词18首，立刻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歌颂的文章铺天盖地。这是毛泽东立国之后，第一次正式发表他的诗词。当然，毛泽东选择此时发表他的诗作，完全是一个政治行动。1956年2月，苏共召开20大，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危害，也对中国和中共产生了重大影响，1956年9月中共八大，不得不在党章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共的指导思想这一规定。毛泽东当然不甘心，因而另辟蹊径，通过发表诗词，显示他的旷世奇才，强化其个人崇拜。毛泽东的诗词发表之后，颇以诗人自负的陈毅，兴致大发，竟然也收集20多年前的旧作《赣南游击词》《赠同志》等诗词，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陈毅大概以为，他和毛泽东是诗友，理应响应。其实，帝王是没有朋友的，自然，也没有诗友。此后，陈毅又在1962年《诗刊》第一期，发表了他的《冬夜杂咏》19首。作为诗友，写诗直接呈献给毛泽东是一回事，公开发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陈毅此举，在当时极为罕见，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就算不是故意冒犯圣上，至少也是很不识趣。在中共当年军内党内，并不只有陈毅会写旧体诗，但是，毛泽东专擅诗坛之后，很少有人再赋诗填词，那些人自然知道隋炀帝时“空梁落燕泥”的教训。郭沫若赞陈毅，一柱南天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在经历了那么多残酷的政治斗争之后，陈毅的诗人本色似乎依然不改，确实有些不可思议。

陈毅生前，曾经在诗词上和毛泽东偶有唱和。特别是在1964年、1965年毛泽东和陈毅专门就诗词进行过通信和谈话。那个时候，毛泽东正在精心筹划打倒刘少奇。可以想象，毛泽东此举无非是在笼络陈毅，最大限度地孤立刘少奇。毕竟，陈刘二人在新四军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合作，毛泽东一向是料敌从严，防范陈毅倒向刘少奇阵营。陈毅大概并没有意识到毛泽东的用心。陈毅夫人向毛泽东请求出版《陈毅诗词选集》，显然也没有看清阴险冷血的毛泽东，她不知道，出席陈毅葬礼，毛泽东忍受了什么样的煎熬，过后怎么还能再拿陈毅的事情来烦他？毛泽东在她面前掉的那滴眼泪，那是鳄鱼的眼泪。从后来的周恩来之死，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毛泽东的为人。论地位、论影响力，陈毅和周恩来不可同日而语，在外界看来，论情论理，毛泽东都应该出席周恩来的葬礼，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出席。显然，毛泽东根本不在意外界的感受。到周恩来死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渡过了他最艰难的时候，不再需要委屈自己了。

毛泽东登基之后，那些替他打江山的功臣宿将，都成了他潜在的对手和敌人，不除掉他们实在寝食难安。只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将他们推出午门外斩首示众，而是让他们遭受精神凌迟，生不如死。陈毅并非毛泽东急于清除的重臣，才得以偷安一时。陈毅和毛泽东相与四十多年，毛泽东对他一直用而不信。陈毅虽为元帅，却没有军权，面对压迫，又能委曲求全，再加上资历深厚，声名远播，毛泽东虽然对他极为厌恨，却不得不留待一用。奈何陈毅虽然经历无数残酷斗争，还是掩不住书生意气，不能完全适应党内的权力斗争，尽管曲意逢迎，却总是弄巧成拙，屡遭羞辱，最后含恨而死。

人说项英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陈毅也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同样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同样在鬼门关前徘徊，九死一生。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让人难以想象，如此豪侠威武的陈毅，不惧阴间阎罗，却怕人间魔鬼，俯首帖耳，低头认罪，何至于此呢！毛泽东确实比魔鬼更可怕，而陈毅等红朝元勋也着实太过猥琐。归根结底，是毛泽东靠着中共这一暴力专政的机器，打造出人间地狱，摧毁了人的尊严，泯灭了人的天良。最终，这些名震一时的勋臣宿将，在毛泽东的淫威之下，都活成了弄臣小丑，如此的卑微、可怜，实在令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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