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荼毒西路军

夺兵权借刀杀人 西路军尸山血海 2023.08.0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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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编写的党史从来都不是一个对历史的真实记录，中共党史经常会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不过，党史如何变化，中共内部很少有争议。然而，西路军的这段历史却极为特殊，在中共内部长时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议，至今无法弥合。原因就在于，这段历史太黑暗了，太悲惨了，也太阴森恐怖了，它涉及到了中共内部斗争中最阴险残忍的部分。

这段历史发生在三大红军主力会师之后。

当时，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残部，也就是他的嫡系红一方面军残部已经到达陕北一段时间了。通过收编和扩编，主力部队人数达到1万5千多人，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实力。只是，陕甘苏区九个县，只有40万人口，中共中央所在的保安县，全县只有一万人，所谓的县城，仅有居民百余人。陕甘根据地粮食短缺，人口稀少，根本就不能供养大部队，这里并不是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理想的根据地。实际上，红军长征北上真正的目的不是抗日，而是想靠近苏联，以便获得武器和给养、最终推翻国民政府。由此可知，仅从地理位置上看陕北也不是理想之地，离苏联还是太远。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残部到陕北后不久，便开始谋划东征山西，计划通过山西、绥远打通苏联。结果，在山西遇到了前来增援的国民党中央军，林彪指挥红1军团与之展开大战，然而，却根本不是对手。红1军团损兵折将，伤亡惨重，第2师师参谋长和2师下属的5团团政委等重要干部死于阵前。红军只好匆忙撤兵，退回陕北。此后，红一方面军又以其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向宁夏方向扩展，以便日后通过宁夏方面靠拢苏联，只是由于红一方面军力量单薄、无法兼顾保卫根据地和占领宁夏两项任务，故而未能远征。

那个时候，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正在川康区域。刚刚从苏联来到陕北的张浩发电报告诉张国焘，斯大林同意红军靠近苏联，并准备向红军提供军事援助，张国焘听了大为心动。张浩原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早年曾跟随张国焘从事工人运动，一起共过患难，深得张国焘的信任。

当时，中共的上级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希望红军能够通过宁夏靠近苏联。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初步计划在这年的十二月，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过黄河，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那时候的宁夏省比现在要大得多，并且，直接与苏联控制的外蒙接壤。共产国际初步确定，让红军到宁夏定远营接取武器弹药，这是所谓的《宁夏战役计划》最初的构想。后来，《宁夏战役计划》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正式批准。那个时候，在正确的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共产国际，一个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斯大林。在当时的中共高层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于挑战这个观念。

1936年10月，四方面军、二方面军从四川北上占领甘肃南部通渭、会宁、静宁一带，与一方面军的部队汇合。当时，四方军尽管三过草地，兵员大减，但依然还有五个军，包括4军、5军、9军、30军、31军，大约四万多人，二方面军大约有一万多人。三大红军主力汇合，增强了红军在这一带的实力，这当然是有利的一面，但不利的是，陕甘根据地只有区区40万人口，关键是，这里土地贫瘠、粮食极为短缺，养活红一方面军两万人都极为困难，再来几万人，根本就无法生存。换句话说，当地根本不具备三大主力红军集中的前提条件。此外，红军三大主力聚集在陕甘宁交界地区，更是给了国民政府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使其有可能聚歼全部红军主力。因此，蒋介石趁三大红军刚刚会合、立足未稳，便迅速部署军队，准备毕其功于一役，在这一区域内彻底解决红军问题。这个区域，北部是大片的沙漠，西部是黄河，东部有国军重兵把守，而南部是西兰大道，便利的交通有利于国军调动，整体环境对红军极为不利。

蒋介石在10月8日制订了《通渭会战》计划，调动二十余万重兵参加会战，特别要求参战的中央军各部全力突进，在西兰大道地区给红军主力以致命打击，将红军歼灭在黄河以东的陕甘地区，绝不能让红军渡过黄河，进据河西地带。蒋介石想不到的是，他的作战计划刚一下达，东北军的首领张学良便把它秘密泄漏给了红军。看到蒋介石的作战计划后，大吃一惊的毛泽东只得匆忙决定，提前实施《宁夏战役计划》。由此，中共军委制定了《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加速的努力造船，11月10日前做好渡河准备，并要求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然后，以四方面军下属的三个军和一方面军为主要力量，西渡黄河占领宁夏，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下属的另外两个军守卫陕甘根据地。为了统一军事指挥，保证战役计划的顺利贯彻执行，10月11日，中央书记处决定：“现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新的伟大战斗即将开始，为统一指挥起见，拟请朱、张两同志以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的决定，组织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

按照中央军委10月11日下达的作战纲领，红军必须在11月10日前做好渡河准备。然而，10月20日蒋介石便下令对红军发起总攻，国军行动之快捷出乎毛泽东所料，完全打乱了他的计划。显然，毛泽东对敌情的判断出现了严重错误。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在西兰大道一带的国军精锐胡宗南所部全力向北推进。毛泽东为了阻止国军向北推进，要求四方面军在这一带抗击国军精锐，为红军西渡黄河、实施宁夏战役赢得时间。其实，张国焘北上之前就已经告诉毛泽东，黄河无论结冰与否，渡黄河技术上比较容易解决，可毛泽东却莫名其妙地坚持要等到“十二月”结冰期才过河。假如毛泽东提前做好过河的准备，等三路红军会合后便立刻一起过河，情况会有很大的不同。结果，由于毛泽东的错误计划，四方面军的部队不得不在最不利的地点和时间对抗国军的精锐。只是，长时间以来，四方面军部队一直在行军和作战，早已兵疲马乏，狼狈不堪，二方面军的部队更是几乎丧失战斗能力。比较而言，毛泽东的嫡系一方面军，在陕北苏区休整了将近一年，并且暗中得到了张学良的援助，总兵力也从几千人发展到2万多人，已经拥有了相当的实力。本来应该让红一方面军阻挡国军，让远道而来的四方面军稍微休整补充一下。然而，毛泽东根本没有这个计划，相反，让一方面军的主力在后方休息，刚刚结束长征不过十天的四方面军只得仓促上阵。当时已经是初冬时分，许多干部战士身着单衣，打着赤脚，拼死做战。蒋介石的目的就是要以西兰大道地区为战场，在这里给红军主力以致命打击，防止红军西渡黄河。毛泽东把四方面军，这支红军最大的一支人马放在这里作战，正中蒋介石的下怀。

红军长征为什么不走康庄大道，而要爬雪山过草地呢？不就是为了躲避中央军、躲避国军精锐吗？实际上，张国焘一开始就非常担心出现这个问题，曾经准备让四方面军提前渡过黄河、进入甘肃北部，而不是前往西兰大道这一带驻扎和一方面军会合。那样的话，四方面军的回旋余地就很大，在那里既可以获得休整和补充，又可以策应一方面军渡河，一起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只可惜，张国焘的计划在各种干扰下没有能够实现。最终，不得不按照毛泽东的设想，率部进入西兰大道一带。而且，就在一个月前，毛泽东还对张国焘表示过，目前对胡宗南不宜进行决战，只需速进静宁以西，占领广大阵地，让他展开筑碉。也就是让四方面军进驻西兰大道一带，占领阵地，等着胡宗南修筑碉堡，来围困红军。此外，毛泽东还向张国焘说，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西兰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显然，毛泽东错误的判断了敌情。毛泽东根本没有想到，胡宗南部会立刻发起进攻。而且，毛泽东此前还说，如果四方面军渡河之技术能保证在靖远、中卫地段渡河，则自以早渡为妙。对南敌一般可暂时采取钳制手段。可结果是，这里发生了极为惨烈的战斗，而毛泽东又改变了刚刚说过的话，一再阻止四方面军的部队尽早过河，反而要四方面军先打垮国军精锐胡宗南所部，然后，才能过河进行宁夏战役，这等于逼迫四方面军和胡宗南等国军精锐进行决战，那宁夏战役计划实际上也就无法执行了。

这就是说，没有遭遇强敌的攻击，四方面军的部队应该早渡河为妙；遇到了强敌的猛烈攻击，面临巨大危险的时候，四方面军的部队反而不能过河了。真不知道，毛泽东是何居心。张国焘、徐向前事先就已经告知毛泽东，在西兰大道附近决战，地形对红军非常不利。这一带大多光山秃岭，既不利于防御，又不利于防空；而这一带交通便利，国军调动非常快捷。结果，面对装备优良、士气高昂、拥有绝对优势的国军精锐部队，四方面军阻击部队在国军的进攻下损失惨重，被迫节节后退。

这一仗，执行阻击任务的5军损失了近千人，其他部队也有大量伤亡。这对于只有几万人的红军来说，这样的伤亡是难以承受的。说到这里，想起邱会作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过的一件事情。邱会作是共军前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长征中，他在中革军委任职，负责军委行军、宿营和吃饭，长时间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曾经说，中央纵队过雪山草地，没有饿死人，邱会作是立了功的。邱会作在回忆录中写道，红军出了腊子口之后不久，就和国民党的骑兵打了一仗。我们有些伤亡，毛主席心里特别难过，千辛万苦都过来了，现在有些同志却死在异土他乡。毛主席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去墓地凭吊了牺牲的七位烈士。我从来没看到过毛主席如此伤感。在回来的路上，毛主席向叶剑英说：这次打敌人骑兵，我们伤亡了二十多人，代价本来很小，但这样的伤亡我们也赔不起呀！现在就剩下林彪和彭德怀的一、三两个军团了，死一个就少一个呀。这些人是党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将来发展的本钱，他们将来就会一个顶十个、百个，千万个。为了保存好这些“财富”，我们要尽可能不打仗或少打仗，绝不能拼硬仗。一定不要造成我们大的伤亡。毛泽东极力避免他的嫡系和国军打仗，打硬仗，却让疲惫不堪的四方面军部队和装备精良的国军精锐硬拼，伤亡惨重也在所不惜，这样做，即使不是故意牺牲四方面军，也明显缺乏最起码的体恤和同情。

面对眼前十分严峻的局势，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十分焦急。如果国军继续进攻，不仅红军的渡河计划将遭到破坏，而且，红军还将面临生存危机。只要渡过黄河，就能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圈；只有跳出包围圈，才能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开辟新根据地。否则，红军就可能被国军压缩在陕甘根据地的狭小地区，那后果将极为严重。正如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战局的发展，使我军渡河问题刻不容缓。

10月23日徐向前、陈昌浩命令部队开始偷渡。按照徐、陈二人向中央的建议，至少要三个军以上的主力一起过河，方才可以打开河西战局，请军委另外调一支其他部队阻拒敌人，为他们渡河提供时间。当时，按照军委最初下达的作战计划，四方面军所属的30军已经在黄河边造船并做渡河的准备；9军作为机动部队也已经集结在渡口附近。10月24日晚上，30军偷渡黄河成功，并迅速控制了上百里的沿河地带；按照原定的部署，9军准备在30军渡河成功后迅速接渡。值得一提的是，30军偷渡成功后，10月25日下午，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致电毛泽东，首先通报30军昨晚渡河已得手，本日黄昏前可全部渡完，第9军继续。随后，提出部署意见：四方面军主力以三个军渡河，其余两个军抗击国军的进攻，红一方面军主力集中同心城等地准备渡河。彭德怀的这个意见，基本上遵循了《宁夏战役计划》和《十月份作战纲领》。也就是在四方面军三个军过河后，一方面军主力也尽快过河。如果按照这个意见执行，完成夺取宁夏的任务，不是不可能的。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突然改变既定的作战方针，提出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要四方面军和国军精锐决战，不允许已经在渡口的9军渡河，而是要9军以外的一个军过河，已经在河边做好渡河准备的9军只好原地待命。（毛泽东对9军有念头）问题是，四方面军其他的三个军，也就是4军、5军、31军，正在两三百里远的地方阻击国军的进攻，短时间内根本赶不过来，毛泽东这样实际上就是拖延9军过河的时间。一天后，10月26日，9军才得以开始渡河，在万分紧要的关头，近两天时间被白白耽误了。在此期间，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四方面军指挥部也渡过了黄河。只是，来到黄河西岸的30军和9军，兵力单薄，背水作战，三面受敌，要完成任务，困难极大。因此，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建议31军也过河，获得同意。如果实力强大的31军渡河后有可能对河西战局产生很大影响，可当31军开始渡河的时候，毛泽东又电令该军暂不渡河。结果，已经过河的部队只好又一船一船地返回东岸。事实上，30军刚刚渡过黄河，红军的战略企图就已经暴露了，蒋介石立刻派出大批飞机进行轰炸，阻止红军渡过黄河。红军为了避免有限的船只被毁坏，只得在晚上抢渡，渡河时间因而极为宝贵。就在军情如火的情况下，毛泽东却朝令夕改，出尔反尔，给部队的指挥和行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混乱，乃至浪费时间、延误战机，这个情况显然极不正常。

此前，四方面军所属的5军在西兰大道阻击国军精锐，伤亡惨重，副军长战死、减员近千人，实际兵力只剩下三千多人，论实力已不足一个红军师，根本不能再继续承担作战任务了。徐向前当时致电张国焘和毛泽东特别提到，“5军力弱，一时难负担任务”。因而，5军被调到渡口附近担任警戒。就在31军离开渡口的当天，国军精锐一部向渡口方向突进，守卫渡口和船只的5军，无法抵挡国军的攻击，大部分紧急撤往河对岸，没有能够过河的部分人员沿河撤退，最后被国军缴械，渡口落入国军之手，战场的形势因而发生了重大变化。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嫡系红一方面军主力从开战到此时，始终没有任何出击行动，而他们的集结地同心城、预旺一带距离渡口不过两三百华里。

由于毛泽东的出尔反尔和一再拖延，四方面军只有指挥部机关和30军、9军、5军，三个不完整的军、大约两万两千人渡过黄河，四方面军下属的4军、31军被留在了河东。至此，四方面军实际上已被肢解，部队被分割成了两个相互隔离的部分。关于这三个军过河的原委，维护毛泽东的那些人，至今还在指责张国焘和徐向前。其中，由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做序、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的《西路军问题再考辩》这本书中，认为，9军渡河没有得到中央同意，是先斩后奏造成的既成事实；5军渡河是张国焘批准的，而不是中央。意思是张国焘基于个人野心，擅自调动部队，而徐向前是错误地执行了张国焘的旨意。这明显是对历史的恶意解读。

需要指出的是，张国焘当时是红军的总政委，并正式得到授权指挥所有的红军部队。在大的作战方针确定之后，他当然有权力根据战场的情况做出决定。无论是共产国际批准的《宁夏战役计划》，还是《十月份作战纲领》，都要求四方面军三个军过河，张国焘的决定是基于《宁夏战役计划》和《十月份作战纲领》，有绝对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时，徐向前执行的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命令，而是红军总政委的命令，其合法性和正当性更是无可置疑。事实上，张国焘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红军必须跳出国军的包围圈，如果不是毛泽东作鬼作怪，张国焘的决定得以实现，红军的处境可能会好很多。而且，张国焘安排9军过河的部署是按照当时战场的情况做出的，如果9军不过河，只有30军一个军，根本就无法在河西立足。三面受敌，背水作战，此乃兵家大忌，这样安排等于让30军自杀，这一点毛泽东当然也很清楚。所以，他在阻止9军过河的同时，又提出“以9军以外之一个军接30军渡河，两军迅速占领黄河沿岸的重要地点”。问题是，只有9军在渡口附近，其他的部队根本就赶不过来，他却偏偏不让在已经在渡口的9军渡河，这根本就是别有用心。而张国焘、徐向前让守卫渡口的5军过河则是迫不得已，如果不是及时过河，已经遭到重创的5军可能当时就会被国军全部歼灭。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红军获得船只极为不易。造船需要材料、需要时间，民间原有的船只也不是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找到，必须趁有船的时候，利用那些船只尽快过河。那些船又不能带走，一旦被国军夺取了渡口，炸毁了船只，那红军将陷入退无可退、极端被动的境地，这正是张国焘、徐向前焦急的原因所在。后来，正是因为毛泽东的拖延和国军的凌厉攻势，让红军失去了渡口和船只，失去了过河的可能，导致红军主力被分割，彼此不能相顾。

根据共产国际批准的《宁夏战役计划》而制定的《十月份作战纲领》，10月11日正式下达，还不到两个星期，毛泽东就擅自做出改变，实际上停止了《十月份作战纲领》主要任务——渡过黄河占领宁夏，而是要求四方面军主力先打由南向北进攻的国军精锐。以当时四方面军的情况，根本就没有可能取胜。张国焘明确表示，即使使用4军、31军这两个实力最强的军阻击国军，也难以保证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更何况，即使付出惨重牺牲、消灭几个团的国军，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战局。毕竟，国军总兵力是红军的5倍以上。毛泽东说，“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足以停止南敌矣”，根本就是无视现实的颟顸之举。其一，红军当时并不具备这个实力。四方面军最强的主力31军，只有6个团，8000多人。国军一个团的人马比红军一个师都多，装备更是无法相比。消灭国军三、四个团，谈何容易。其二，当时国军集结了好几个军，准备彻底消灭红军。单单胡宗南第一军就下辖十几个团，即使被消灭了几个团，也不可能放弃对红军的进攻。毛泽东根本就是在逼着四方面军和国军精锐作战，至于能消灭多少国军，毛泽东根本就不在意。尤其是，毛泽东如果真是想歼灭国军，那就应该让红一方面军的主力迅速南下，和四方面军并肩作战，而不是躲在后边休息，坐山观虎斗。

毛泽东表示，如果不能阻止国军的进攻，就无法进行宁夏战役，这并不是事实。红军主力完全可以渡过黄河，甩掉国军。毕竟，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目的不是为了巩固陕甘根据地，而是为了占领宁夏、获得苏联的援助。因为，贫瘠的陕甘根据地根本无法供养几万军队，单单粮食都无法解决。而且，陕甘根据地往北是大沙漠，东西两侧是黄河，在战略上没有回旋空间，是绝境，死守陕甘根据地，在战略上没有必要，在战术上也极为不利。主力尽早跳出这个地区，才是明智的选择。如果不能及早渡过黄河，就有可能被困死在陕甘根据地。国军只要控制了黄河渡口，确保红军不能渡过黄河，剩下的事情只需要以逸待劳，继续在南边的西兰大道一带构筑好阵地，根本没有必要继续追击红军。寒冷和饥饿就会迫使红军离开根据地，向外突围，撞上国军的枪口。

而就在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刻，就在四方面军和国军精锐浴血奋战的时刻，10月30日，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央军委屡次命令国焘坚决打击南面追敌”，“由于国焘畏敌过右，始终不愿执行命令，欲北进取得接济后再打南敌。”事实上，是毛泽东自己破坏了《宁夏战役计划》的实施，却把计划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张国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常识。四方面军已经人困马乏，弹药不足，根本没有能力和国军硬抗。红军之所以要发动宁夏战役，正是因为，他们急需武器弹药和给养。只有得到了火炮和弹药，得到了吃穿，这才有能力进行作战。张国焘期待早日得到武器弹药和给养，而不是让部队忍饥挨饿、凭借最简陋的武器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中央军决战，这是非常实事求是的做法。张国焘希望取得苏联的军事援助后，再回击国军，显然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根本不是右倾，更不是胆怯、畏敌不前。长征中，毛泽东也是极力避免和国军作战，而毛泽东却偏偏逼迫四方面军和国军精锐决战，而且还不让他们尽快得到援助。

此外，率部渡过黄河的徐向前，向中央建议，四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一、二方面军也尽快渡河，避免在西兰大道以北、黄河以东这样一个极为不利的狭窄地带和国军精锐决战。徐向前并不只是单独考虑四方面军的情况，而是从全局出发、通盘考虑的，是在为实现共产国际批准的《宁夏战役计划》做努力。只是，他没有想到，毛泽东早已经不想去执行这个战役计划了。毛泽东突然改变主意，导致《宁夏战役计划》被破坏，唯一的结果，就是分割了四方面军，剥夺了张国焘、徐向前对留在河东的4军和31军的指挥权，这也是四方面军实力最强的两个军。其中4军是四方面军的起家部队，绝对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相当于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

其实，对于实施《宁夏战役计划》，毛泽东一直是三心二意。如果依靠一方面军单独行动，拿下宁夏，获得苏联的武器，同时，又能守住陕甘根据地，他完全没有把握，毕竟，一方面军只有2万人。如果让四方面军攻占宁夏，获得苏联的武器，他又心有不甘。如何执行宁夏战役，想必让毛泽东非常纠结。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一直没有为渡过黄河做出积极的准备，而是消极地等待黄河结冰，结果，贻误了战机。我们知道，毛泽东率部来到陕北后不久，便开始筹划渡过黄河、东征山西。那一次，就在靠近黄河边的地方，临时建造了大约百十艘小船，这说明毛泽东手下的红一方面军或者陕甘根据地并非没有造船能力。宁夏战役的提出最早是在当年的8月初，如果那时就开始造船，一个多月的时间也就足够了。另外，在靠近陕甘根据地甘肃那一段的黄河上，原来就有许多渡口，渡口上有摆渡用的船只，有的船可以载几十人，征用一些民船，自己再造一些，几万人马几天时间也就过去了。由此可知，毛泽东非要等到冬天黄河结冰之后才准备发起宁夏战役，绝非只是渡河技术的问题。毛泽东向张国焘说，攻宁夏须待结冰、无造船把握，这话明显有问题。只是，当时，张国焘和徐向前等人好像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已经过河的四方面军部队，按照原定的计划，攻占了黄河沿岸几个重要据点，等待其他红军主力过河，可是，却迟迟不见行动。焦急的徐向前和陈昌浩向军委建议，应该及早进行宁夏战役，勿失良机；否则，亦请明确指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现地待机，总不是办法。徐向前、陈昌浩在1936年11月2日电致朱德、张国焘和毛泽东、周恩来，在陈述了河西部队不便久停的同时，提出了渡河部队向中卫、宁夏前进，游击定远营，进军河西建立甘北苏区三个战略方向发展的建议。此外，还特别提到，无论向何方行动，此方三个军再不能分散，也就是说，5军、9军、30军应集中使用。徐向前、陈昌浩还说，“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甘肃的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然而，毛泽东复电，要求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也就是继续把守沿河地区，这是无视过河部队面临的食物和水断绝的困难，要求部队继续在原地坚持。

红军突然渡过黄河，让地方军阀马家军极为震惊，他们急忙派出了大部队和红军作战。这一带地形开阔，堡寨稀疏，不利于红军作战，而有利于马家军的骑兵。而且，红军三面临敌，背靠黄河，非常危险。就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和马家军激战了三昼夜。就在四方面军部队和马家军激战付出很大的牺牲之后，毛泽东才同意过河的部队向西进发，但是，还要求留一部分部队控制沿河地带。毛泽东的这个要求完全脱离战场实际、根本就无法实现。面对马家军的进攻，留下小部队，根本无法守住沿河地带，等于白白牺牲；留下大部队，又无法在当地得到足够的粮食和水。尤其是，过河的部队人数本来就不多，一旦分兵，兵力就更单薄了，更容易被马家军各个击破。11月4日，徐向前向红军总部请示，我方情况实不允许久控制现地区、等待配合右岸行动。惟有放弃现地区，集中兵力出大靖、凉州方面。11月5日，张国焘同意渡河部队西进，要求他们迅速占领凉州地区，独立开展新局面。随后，中央军委正式命名渡河部队为西路军，下令向凉州，也就是现在的武威，进发。西路军于11月9日按指定位置集结完毕，当夜向河西走廊挺进。这样，前前后后，已经过河的四方面军部队就在黄河边上白白等了近二十天时间。从后来的情况看，如果没有耽误这二十天时间，而直接向西进发，局势会大不一样。

徐向前等主张向甘肃西部进发，而不是向北攻占宁夏，后来被一些人指责这是在执行张国焘的逃跑路线。张国焘确实希望占领甘肃，而不是宁夏，关键在于，当时宁夏人口不到150万，无法供养大部队。而且，宁夏大片土地都是沙漠，主要的绿洲在宁夏首府宁夏城一带。可是，要攻下宁夏城，需要火炮，需要重武器，问题是，红军根本没有重武器，甚至连子弹都快没有了。红军必须找一个落脚点，去休整，等待机会，获得援助。而当时的甘肃有人口750万，是宁夏的5倍，经济上也比宁夏富裕。选择占领甘肃暂时落脚，再正常不过了。如果四方面军的其他部队和一方面军主力都过了河，获得了苏联的火炮和弹药之后，再攻占宁夏城，自然不在话下。

总而言之，首先解决部队的生存和给养问题，这与《宁夏战役计划》的方向并不相悖。反而是毛泽东，在国军控制黄河渡口之后，就已经彻底放弃《宁夏战役计划》，另做打算了。因为，在陕甘根据地根本就无法生存。为此，他匆匆制定了《作战新计划》，准备带领红军主力撤离陕甘根据地。《作战新计划》将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其中包括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北路军包括四方面军的4军和31军，这两支人马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前边我们已经提到，中央红军东征山西遭到惨败，假如，红军再次东征山西，那结局也一定会很惨，因为，国军早有准备。只是因为偶然的原因，毛泽东的这个计划没有实施，让河东红军避免了惨败的下场。此外，《作战新计划》要求河西部队即四方面军的5军、9军和30军组成西路军，独立从新疆方向接通苏联。针对西路军，《作战新计划》专门提出：“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毛泽对时间的规定。实际上，西路军如果全力西进、打通远方，一两个月足够了，根本不要一年时间。所谓兵贵神速，而富有作战经验的毛泽东却好像完全丧失了时间观念，偏偏要求西路军慢慢地行动，显然居心不良。

西路军虽然有2万多人，却仅有各种枪械8000支，弹药尤其缺乏，其中红9军每支步枪有15发子弹，红30军每支步枪有25发子弹，红5军每支步枪仅有5发子弹，已经没有力量再进行大的战斗。按照预想，历尽磨难的西路军从此应该走上坦途，一路西行获得苏联援助。然而，这支自从西康地区出来以后就没有得到休整和补充的疲惫之师，走上的却是一条不归路，就此拉开了共军军史上最惨烈的一幕。

西路军由于兵力过于单薄，实在经不起任何大的挫败。然而不幸的是，西路军进军甘肃后不久，便遭到了一次重大的挫败。11月15日，红9军从黄河西岸脱离战场，急行军占领了古浪城。一路追杀过来的马家军派出大量部队，包围了古浪城。红9军激战三天，被迫突围。这一仗，红九军消灭马家军2000多人，自身也损失2000多人，其中包括军参谋长和一位师长、一位师政委，以及几位团级干部和大批连排干部，原本只有6500人的红9军可以说元气大伤。红5军在渡过黄河前就已经遭受重创，虽然保留了军的番号，所剩兵力已不足一个红军师。此后，作战的主力部队就只有30军了。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当务之急是迅速摆脱敌人，进入安全地带，得到补充以利再战。然而，毛泽东却电示西路军，要求他们暂停西进，在永昌、山丹、凉州一线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带兵有年，不会不知道这样的常识：作战需要兵力集中，建立根据地则需要兵力分散。西路军时时面临强敌，集中兵力尚且不足以御敌，怎么能有机会分兵建立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前提是军事上取得优势，打垮马家军。可是，西路军连弹药都快没有了，怎么能战胜马家军，建立根据地呢？奈何军令如山，党纪如天，从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西路军不得不苦苦坚守于永昌、山丹、凉州一线。而当地的军阀见红军想在自己的地盘里扎根，不由大急，遂连日驱动马家军发动进攻。西路军只得困守各个土堡，几乎无日不战，部队伤亡已经超过6000人。

此间，毛泽东多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予以点拨，精彩之处摘录如下：“关于作战方面：（一）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二）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三）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四）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主力。（五）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六）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于部以机宜。惟须十分注意荫蔽，一切高级干部均应教育他们荫蔽，避免无益牺牲。（七）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八）总之，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望酌行之。” “我的意见，把全部一万八千人集中于四五十里内，进则集中的进，退则集中的退，打则集中的打，不打则已，打则必包围消灭一部。如此打两三次，有问题就解决了，教育训练也方便些，只要粮房不缺，似以此法为好，望酌行之。”

在如此危急关头，毛泽东无视西路军既无弹药、又无衣食的实际困难，却向一个黄埔军校毕业、久经沙场的战将长篇大论地讲述最基本的军事常识，这样做，其实完全是为了掩饰他的无理和蛮横。当时，那一带已经是寒冬季节，夜晚都在零下20多度，根本不能露营。那个地方，都是些小村落，根本住不下上万部队。毛泽东要求把全部一万八千人集中于四五十里内，进则集中的进，退则集中的退，根本就是在闭门造车、纸上谈兵。更严重的是，没有弹药，没有饭吃，怎么能歼灭敌人？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马家军一时不知所措，遂停止了进攻。西路军如果趁此良机迅速西进，尚可以全师进入新疆。然而，由于中共军委反复多变，最终这一大好时机被白白浪费。直到12月底，西路军才得以奉命撤离永昌凉州地区，向西急进。1937年1月上旬，徐向前指挥西路军攻克小城高台、临泽，准备以此作为基地，稍加修整，继续西进酒泉。但就在西路军准备继续西进的时候，突然在1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来另外一个命令：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7日、8日又连电西路军，要其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西路军西进途中再次被叫停。此前，马家军已经让西路军伤亡惨重，让西路军停下在临泽、高台一带“建立根据地”，几乎是送羊入虎口。结果，在马家军优势兵力的围攻下，经过数日激烈血腥战斗，高台失守，5军3000名红军战士战死，几乎全军覆没，军长、政治部主任等高级将领大多阵亡。

渡过黄河后，面对严峻的局势，徐向前一再向毛泽东请求，尽快让在河东的4军和31军归建。当时，正是冬天，黄河已经结冰，如果毛泽东允许这两个军回归四方面军指挥，部队可以迅速渡过黄河。这样的话，后续的部队可以和西路军东西夹击马家军，或许可以改变河西的战局，毕竟，马家军人数有限，红军的有生力量会让马家军前后难以相顾。然而，徐向前的请求被毛泽东冷冷地拒绝了。

1937年1月28日，西路军全军集结到临泽县倪家营子。这个时候，西路军只剩下一万人了，其中作战部队已经非常有限，最严重的是，红军的子弹所剩无几，只能用大刀、长矛和棍棒与马家军拼杀，十几天下来，倪家营子内外已是血流成河。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再次电令西路军“就地坚持，粉碎马家军的进攻，适时完成西进任务”；而且，还提到，“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最后的胜利与过去的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和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1937年2月22日毛泽东电令他们“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面对强敌，在西路军已经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毛泽东又来电要求西路军“固守五十天”。西路军在倪家营的消耗战，用尽了自身最后的一点力量。

那么毛泽东到底为什么阻止西路军快速西进，而是一定要西路军死战河西呢？我们前边提到，毛泽东的《作战新计划》从一开始就要求西路军在河西停留一年。显然，他根本不希望西路军打通苏联、接受武器装备，而是让西路军在黄河西边吸引和牵制国军，以掩护河东的中共中央和所属部队向黄河以东转移。毛泽东也清楚，在陕甘北部这一狭小区域内，红军根本无法长期坚持。为了生存，不得不离开这个根据地、进行新的长征。这反过来也说明，张国焘、徐向前主张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黄河的建议是正确的。至于西路军在河西长期停留，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毛泽东显然毫不在意，甚至是乐见其败。后来，红军主力留在陕北没有崩溃，逃过死劫，绝不是毛泽东的指挥正确，而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对红军的围剿，救了红军一命。更重要的是，很快便爆发了77事变，蒋介石以民族利益为重，集中各种力量全力对付日军的进攻，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由国民政府给吃给穿，中共得以绝处逢生了。而红军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成为八路军之后，其主力便顺利地离开陕北，进入山西和河北，借抗日为名获得了生存和发展。

中共军中著名的学者夏宇立在“夺取宁夏计划受挫原因探究”这篇文章中写道，夺取宁夏受挫，造成了中国革命前所未有的困局。若不是不久后发生的西安事变，使夺取宁夏计划失败造成的恶果得到了相当的补救，那么，中国革命的艰难前途将会添加更多的曲折。但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巨大积极影响，使夺取宁夏计划受挫后的消极后果得到了及时的掩饰，以致夺取宁夏计划流产后问题的严重性，长期以来都被人们所忽视，以致在历史和反映历史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

谈到《宁夏战役计划》，不能不提到共产国际的情况。一年前从苏联回国的张浩以及朱德、张国焘，很关心西路军与“远方”直接联络。西路军组成时，张浩正在河东前线，与朱德、张国焘在一起。11月12日，张浩、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央、军委”：“西路军已进入大靖、土门，情形甚好，徐、陈电谅已收到，我们提议：一、速与远方电商，与徐陈直接联络，送干部给他们，远方派军事顾问和政治工作人员来和物质帮助，介绍新疆党（组织）和盛世才与徐陈直接联络。徐向前和陈昌浩在西进的途中，也多次提出希望能够和共产国际取得直接联系。早在四方面军部队西渡黄河之初，徐向前和陈昌浩便在电报中提出：“远方交通与关系能否盼告一二，便适时联络。”然而，毛泽东对此始终置之不理，而且，还威胁和警告徐向前，不要派人前往新疆，不要和苏联取得直接联系。共产国际同样与西路军不通电讯、联络不通，就只能找延安，找中共中央，可是，从中共中央那里始终没有得到积极的答复。根据夏宇立的文章，共产国际和苏联已经开始安排人员前往新疆哈密准备接应，但始终不见消息。为此，莫斯科方面几度来电询问：为什么西路军不尽快向西取得大批新式装备，而要在那个几乎无法立足的沙漠地带耽搁如此长的时间？中共中央对于西进接取援助的任务究竟是怎样一种方针？西路军的西进究竟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中共中央有没有可能给他们以军事上的帮助？当时，苏联已经为红军准备了大约1200吨军事物资。而且，共产国际为了方便西路军获得军事装备，已经决定将援助物资从最初送到新疆哈密，改为送至甘肃安西，也就是现在的瓜州县。这个地方，距离红军占领的高台县只有800多里地，急行军，只要五六天时间。只是，徐向前他们完全不知道，只好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与马家军死拼了几十天。

其实，马家军装备很差，他们拥有的轻重机枪的数量，甚至都不如西路军，在国民党军队中“马家军”仅属于三流水平，马家军的优势在于他们大部分是骑兵部队，行动迅捷。如果，西路军能够和苏联取得直接联系，只要苏联能够给西路军空投一些重机枪和子弹，在火力上就足以压倒马家军。尤其是，那一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在重机枪火力面前，骑兵部队完全没有优势。西路军失败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子弹，没有给养。实际上，苏联从新疆的机场给西路军提供一些弹药和给养，不仅有可能而且非常方便。西路军失败后，西路军残部在进入新疆之前，就曾经得到过来自新疆的飞机空投的武器弹药和补给。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非常亲苏、亲共，苏联在新疆有极大的影响力。这一点，中共这些人都非常清楚，这也是红军向新疆进发的重要原因，靠近新疆，就等于靠近了苏联。早在1936年3月，盛世才就曾经正式给在苏联的王明写信，承诺，假如斯大林的革命战友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同意给予红军武器和弹药的援助，那我愿负责秘密将援助红军的武器和弹药发送到甘肃。西路军得不到外部的援助，原因不在共产国际，不在苏联，而在中共中央、在延安。大批援助物资已屯集于中苏边界，陈云等代表团人员也在中苏边界等候，而接受者西路军却毫无消息。

夏宇立的文章“毛泽东为什么不让西路军和‘远方’联络”特别提到，毛泽东等人的消极态度，令共产国际十分不解。当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王明参与主持操办援助事宜，他于多年后仍然愤愤不平。王明指责毛阻绝联络，“有意不通知”西路军“去新疆接受苏联的援助”，致使西路军失败，失去了发展和创造“现代化军事装备的、由数十万战士组成的”抗日大军机会。王明认为这是毛泽东“重大的罪过”。（王明：《中共五十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5页）

3月13日，在最后的关头，徐向前等人向毛泽东告急：“现不足3个团，虽精神团结，斗志坚决，但子弹几尽，日夜连续血战，受挫极大。”“援军若能于五日内渡过黄河，先头部队渡河后即向凉州进逼，则围可立解，大批干部及积极分子可以保存”。虽然说，增援部队即使过了黄河，距离西路军所在的地区还有上千里，但是，这足以迫使马家军分兵，减轻对西路军的压力。只是，徐向前他们不知道的是，毛泽东根本就不想派出部队、救援西路军。只不过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不得不装装样子。另外，河东还有四方面军的两个主力军4军和31军，也必须对他们有个交代。四军军长陈再道在回忆录中写道：自从虎豹口分兵之后，我们始终惦记着西渡黄河的兄弟部队，但是，一直没有听到确切的消息，使人产生了不祥的预感。到了严冬将尽的时候，我们才得知西路军失利的确切消息。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恨不得马上去援救西路军。但是，谁也懂得军令如山的道理，没有党中央的命令，哪个也不能擅自行动。陈再道说，一九三七年二月中旬，党中央为解除西路军之危，决定立即组成援西军，我们4军奉命参加了援西军，于三月五日，从驻地三原、淳化出发，日夜兼程，急如星火，马不停蹄地向西疾进。陈再道还说，当我们进至甘肃东部镇原时，不知是什么原因，援西军司令部突然接到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原地待命。为什么日夜兼程西进，突然之间又叫停了下来？人们议论不止，众说纷纭。我们奉命停止西进后，刘伯承等同志召开了一个连以上干部大会。在会上，刘伯承宣读了一份西路军的电报，说西路军经过多次浴血奋战，屡遭挫折，伤亡很大，最后到了祁连山，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同志们听到这里，再也听不下去了。会场内，由低声抽泣变成一片哭声，有的同志放声嚎啕大哭起来。

注意，从陈再道的回忆录可以看出，二月中旬，立即组成援西军，三月五日，才从驻地出发，仅此就至少耽误了半个月。而且，他们受命停止的地点镇原，距离黄河还有几百公里。事实上，由四方面军河东部队组成的援西军3月5日才从驻地出发，3月9日便受命停止了前进，而在3月13日徐向前还在向毛泽东发电报求援，显然，毛泽东根本就不想派出援兵。

3月14日，西路军残部退到祁连山上，马家军又追杀过来，李先念带领剩余的30军部队掩护全军边打边撤。当夜，西路军将领在山上的一个石窝里召开了最后一次会，决定徐向前、陈昌浩脱离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西路军余部分散突围，西路军至此彻底崩溃。此役，西路军七千多人战死，九千人以上被俘，其中有五千人被屠杀。最后，仅有左支队的四百余人侥幸进入新疆，而随左支队进入新疆的两个四方面军最重要的干部西路军参谋长李特、5军政委黄超却在新疆被中共秘密处决。一同到达新疆的李先念则因为在“去苏联还是去延安”之间选择了“去延安”，侥幸保全了性命。当时，毛泽东正急于获得斯大林的认可而成为中共的党魁，极力向斯大林封锁一切对他不利的消息。选择去延安便意味着选择服从毛泽东；选择去苏联，便意味着揭穿毛泽东的阴谋，那毛泽东当然要痛下杀手。

西路军战败后，徐向前和陈昌浩离开部队，准备秘密潜回延安。岂料，毛泽东打电报，要求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对徐向前、陈昌浩二同志及其他干部，如为马步芳所虏，应严令马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在这同一封电报中，毛泽东还提到了西路军残部，也就是左支队正在前往新疆。（《毛朱等关于向顾祝同交涉河西红军善后问题致叶剑英电》（1937年4月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71页）毛泽东并非不知道，无论是西安事变期间，还是西安事变解决之后，马家军一直都没有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而且，越来越疯狂，越来越残酷，顾祝同等人明显在默许、乃至纵容马家军攻击西路军。此外，西路军在最困难的时刻，就曾经给中央发电报充分说明了这个情况：“二马”与我拼战甚坚决，南京是有人暗中指使，利用蒋顾借口不能推辞，请详考虑。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做法，中共的军史专家夏宇立认为，毛泽东居心叵测。夏宇立在“毛泽东一份耐人寻味的电报”这篇文章中写道，徐陈离队东返，路途十分凶险。徐陈行踪，性命攸关，尤不可泄露。可是，将徐陈的行踪泄露出去的，正是毛泽东的此份电报，“河西余部”也因此电而遭到了大难，差一点在安西被全歼，也差一点全部葬身戈壁。该支队冒险穿越人迹罕至的祁连山，西向新疆方向艰难跋涉，原本不为敌军所知。这一进军路线，沿途将穿越之处也罕有敌军兵力。可是，毛泽东这一电报致使情况立刻发生变化，马家军被突然惊醒：还有红军“余部”正向新疆“转赴”！于是马家军部队连夜向西前往安西堵击，企图一举全歼西路军余部。

西路军指挥部的作战科长吕黎平在《星光照西陲》这部长篇回忆文章中提到了“河西余部”左支队的遭遇：走出祁连山后，来到安西城附近，向一位赶着马车刚出城的老乡打听敌情。他说，安西只有二百民团，没有马家的骑兵部队，西路军工委会遂作出了攻占安西城的决定。傍晚，我们组成两个梯队攻城。一打响，立即招来了敌人机关枪、迫击炮的猛烈还击。这哪象二百民团的火力呀？原来，当天下午城里新来了马步芳的两个骑兵团。天黑透后，我军撤出战斗，向新疆方向急进，敌骑兵紧紧尾追。我军且战且退，经王家围子，向西转移。26日下午，敌军在红柳园子又将我团团包围。这是西征中的最后一战，200余名西路军左支队指战员英勇牺牲。红军指战员趁天黑分散突围，向戈壁深处转移。我们进入戈壁后，已经六十个小时没有喝上一口水。迷路待毙，渴死在戈壁的阴影无情地向我们袭来。这时，同志们艰难地爬卧到一块，干干的喉咙，已发不出声音了，只好互相用眼神表示着：咱们生在一起战斗，死，也要团聚在一块。有的同志默默地闭上了眼睛，开始静静地等待死神的来临…………

这些闯入戈壁滩的西路军官兵，能够活着走出来，多亏了一匹战马。当时，就在这些人濒临死亡的关键时刻，一匹跑离队伍到附近寻草的枣红马跑回来了。马抖着鬃毛，矫健地迈着四蹄，嘴唇滴着水珠，留在地上的蹄印也是湿的，这个情景被一个清醒着的警卫员发现了。有水了，他们爬起来，循着马蹄印，终于找到了戈壁滩上极罕见的一个小水坑。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西路军官兵可以说是历尽千辛万苦，可是，那些战马比人更苦、更累，这些战马救下了很多人的性命。西路军残部前往新疆首府，需要乘坐汽车长途行军，那些战马只好都留给盛世才的边防连了。结果，在他们正要分组登车的时候，忽然传来马嘶声。还有一匹枣红马挣脱缰绳跑到车旁，亲热地啃着它主人的衣裳。想到这些场景，不禁令人感叹，战马比某些人还通人性。

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的同时，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在全党全军展开。

1937年3月22日，季米特洛夫签署共产国际书记处给中共中央指示电，对延安此举表示强烈不满和严厉批评：“我们不相信，为了党的利益必须像你们所做的那样来审查西路军的地位问题。”“无论如何，现在不宜就张国焘以前的错误作出专门决议并就此展开讨论。要千方百计避免激化党内关系和派别斗争。”“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吸取相应的教训，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帮助和保存这支部队的力量。”可惜，共产国际指示未能阻止延安清算斗争的扩大和延续。

除了张国焘被批判之外，四方面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如许世友、洪学智、刘世模、朱德崇、詹道奎、王建安等也受到批判。说四方面军是土匪，四方面军干部是军阀，四方面军干部是张国焘收买的。曾经担任过4军军长许世友气得吐血，被送入医院。四方面军的各级干部去探望许世友，没有一个不哭的；副军长刘世模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但是没有死亡，重伤入院。后来，回到家乡艰难度日，在中共立国后的第三年，死于于贫困和疾病，年仅42岁。

面对批判和指责，在延安的四方面军干部私下里议论，在延安呆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结果，许世友等30多人被毛泽东下令以反革命暴乱罪名逮捕，许世友被戴上了手铐，还钉上了脚镣。当时，有人提出，许世友等叛徒应即各处死刑。只是，毛泽东当时在延安立足未稳，担心可能会引发严重后果，因而，从轻发落了这些人。否则，以毛泽东在江西苏区处置红20军的手段，真有可能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全杀光。就是这样，还是有一些四方面军的干部在延安被秘密杀害，如西路军的骑兵师师长马良骏。

毛泽东深知，在西路军的问题上，他对四方面军已经犯下滔天大罪，四方面军这些人肯定会记恨于他。所以，他对四方面军的部队和干部格外防范和忌惮，对他们挖空心思地瓦解和打压。后来李先念中原部队数万人马被强行滞留死地、遭到毁灭性打击，以及刘邓大军被逼千里跃进大别山、遭受重大挫败的事情，都是西路军事件的延续，这两支部队都是四方面军部队的余脉。关于这两段历史，我曾经制作过节目《共军罕见大惨败 彻底驯服李先念》和《毛泽东难脱张国焘阴影 逼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请朋友们移步观看。

关于张国焘的失败，不能不说他运气实在太差。平时，四川各个军阀常年相互发生冲突和战争，矛盾极深。而且，川军战斗力很差。然而，当四方面军进攻四川时，这些军阀居然能够摒弃前嫌，全力对付红军，而且，战斗极为勇敢和顽强。最终，让红军付出巨大的伤亡之后，被迫撤到荒凉的川康地区。此后，在北上的时候，张国焘原本计划提前渡过黄河，进入甘肃北部，结果，又因为气候等各种原因被迫放弃。只好进入西兰大道，被迫和国军精锐血战，最重要的是，四方面军被肢解。四方面军不管是在四川能够立足，还是在甘肃能够立足，张国焘的命运会有根本的不同，局面也会有根本的不同。

而毛泽东的成功，确实是撞到了大运。草地分兵以后，毛泽东率领的几千残兵败将北上，只要遭遇到任何一支国军部队，都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然而，毛泽东竟然一路没有遇到作战有力的敌人，顺利地来到陕北和刘志丹的陕北红军汇合，起死回生。尤其侥幸的是毛泽东遇到了张学良、杨虎城这两个家伙、特别是张学良早就对投靠苏联的新疆王盛世才羡慕不已，也想通过中共和苏联勾结。假如，张学良、杨虎城也像四川军阀那样精诚合作与红军拼命，毛泽东也无法在陕北立足，只能落荒而逃，一方面军恐怕会不复存在。尤其是，在中央军大兵压境、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又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挽救了红军，也让毛泽东得以坐大。

整个西路军事件波荡曲折，著名学者陈铁健对整个过程进行了概括，将西路军的失败归结为：在最高统帅部一连串错误指挥下，西路军一误于渡河后奉命滞留不进二十天，贻误迅速西进的良好战机；二误于停进四十天，建立永凉根据地，招致红九军古浪战败；三误于再次西进数日后，又令在高台、临泽集结，招致红五军于高台失败；四误于西路军在倪家营子血战半月后，请求突围东进，却遭严令阻绝；五误于西路军自救突出倪家营子后，又得陕北电令：“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胜利”。陈昌浩拒绝徐向前的意见，决定服从中央电令，重返倪家营子；六误于西路军请求中央派兵西援，河东红4军、31军将士苦等西援两个多月，而中央迟至3月2日才决定组建援西军，5日由淳化开进，9日止于距西路军约千里之遥的镇原。13日，徐向前、陈昌浩电告西路军兵力已不足三团，“子弹几尽”，“望援西军火速前进”，中央仍不告知援西军已止于千里之外。直到3月17日，中央来电为西路军战败定性：“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此时，才告知援西军不能西进了。

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毛泽东的错误指挥，有些错误显然是有意为之。以营救为名，向马家军告知徐向前、陈昌浩二人离队、以及西路军残部的消息，尤其显示出毛泽东的阴险和毒辣。毛泽东用借刀杀人之计，借马家军之手除掉了对自己有妨碍的西路军，随后，反过来又把西路军失败的罪责推给了张国焘，称西路军是被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值得一提的是，在西路军陷入绝境之时，张国焘除了以个人名义鼓励他们之外，多次要求中央军委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援救，但是，完全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看着上万袍泽被害，自己也面临危险，张国焘只得孤身投奔已经接受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毛泽东由此打倒了他在党内最强劲的对手，在面南之路上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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