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难脱张国焘阴影 逼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
毛泽东残害四方面军系列之一 2022.03.09.847
一九四七年八月，毛泽东作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决定，命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不要后方，跨越式深入敌后，进入千里之外的大别山地区，这就是中共军事史上著名的“千里跃进大别山”。毛泽东曾经被吹嘘用兵真如神，但是，“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部署在当时便遭到了不少中共官兵的怀疑和非议。
以刘伯承为司令员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是依托晋冀鲁豫根据地发展起来的，同样，其他的几支野战军也都是依托各自的根据地发展起来的。到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拥有了六个比较大的根据地和一些小的控制区。 实际上，中共军队的发展是和根据地的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彼此互为依托、合作共生，从红军到八路军，它们的建立和发展都是如此，而长征和西路军的遭遇则是相反的例子，证明了，一旦失去根据地的支持，中共的军队就成了无源之水。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迅速分兵华北、山东各地，先后建立了以一一五师为骨干的晋察冀和山东根据地、以一二〇师为骨干的晋绥根据地、一二九师为骨干的晋冀鲁豫根据地，以及江南红军改编的新四军所建立的华中根据地，另外还有中原根据地，正是利用八年抗战建立的这些根据地，为中共打败国民党、最后夺取政权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共的五大野战军就是依托这些根据地发展起来的。
到抗战结束时，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的规模与改编之前的红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支军队的装备水平总体上还很低，尤其是火炮数量非常有限，制约了它的攻坚能力。虽然，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给八路军和新四军补给了一些武器和弹药，同时中共自己的根据地也可以生产步枪、掷弹筒等轻武器和相关弹药，也曾生产过数门山炮，但八路军、新四军的重装备基本上还是来自缴获敌方。只是，整个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很少和日军作战，成建制消灭日军、哪怕是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记录都罕见。由于日军的陆军只有大队及大队以上单位才装备火炮，炮兵部队的山炮或者野炮作战时可能临时配属大队或者大队以下单位行动。通常情况下，只有全歼或者重创日军一个大队或者中队，才有可能缴获到日军的山炮或者野炮。特殊情况下，八路军的小部队在袭击日军的军用火车和运输队的时候，也曾缴获过几门日军的山炮或者野炮。总的来看，八路军从日军手中缴获的火炮数量非常有限。
受制于抗战时期的形势，中共的各个根据地实际上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彼此基本上是独自发展，其兵源和武器都受限于各自的区域。相对而言，晋冀鲁豫军区的实力和装备水平比较强，原因是，这支部队参加过更多的内战，消灭了更多的中国军队。可以说，在八年抗战中，中共控制下的部队最辉煌的战绩就是打击在敌后抗战的国民党军队。八路军的武器，特别是火炮，主要缴获自国民党军队。由于中共组织严密、纪律森严，尤其能够集中优势兵力，因此，在和敌后的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先后成建制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十多万人，其中消灭石友三69军、朱怀冰97军、庞炳勋40军、高树勋新8军等重大战役都在晋冀鲁豫军区进行，仅仅在歼灭朱怀冰所部国军第九十七军的磁武涉林战役中，就至少缴获八二迫击炮24门，故而在抗战胜利前晋冀鲁豫军区的大口径迫击炮数量居于八路军各部队之首。关于抗战期间中共以晋冀鲁豫根据地为依托，消灭中国军队、缴获国军武器一事，我曾经制作过一个节目，《谁说八路军没打过大仗》，请有兴趣的朋友移步观看。顺便说一下，迫击炮一般属于步兵武器，而炮兵部队则使用榴弹炮和加农炮。当时，中共的军队极少拥有加农炮和榴弹炮这类远程火炮。直到抗战结束，整个八路军仅仅只有一个总部炮兵团，主要装备是75毫米口径的山炮，山炮也称作山地榴弹炮，就是适合山地作战的轻型榴弹炮。这个炮兵团就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成立的。那是在1937年9月下旬的一天，在延安的毛泽东看到战报：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战斗中，343旅迫击炮连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115师343旅就是由中央红军一军团改编的，是毛泽东的绝对嫡系。毛泽东兴奋地说，要给予迫击炮连以特别褒奖。随之感叹道：“真正是没有炮兵就没有胜利呀！”几天后，中央军委下达了组建八路军总部炮兵团的命令。毛泽东对这个炮兵团极为重视，视若珍宝，百团大战结束后，为了国之重器的安全，毛泽东亲自指令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应集中延安附近训练”，遂经过千里长途转移，把炮兵团撤退到延安附近的南泥湾。炮兵团成立五周年前夕，毛泽东专程来到南泥湾视察了炮兵团。又应炮兵团领导的请求，为炮兵团题了词：“没有炮兵就没有胜利”，毛泽东对炮兵的作用很有心得。此后，这个炮兵团再也没有参加过战斗，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紧急派往东北，投入内战。
晋冀鲁豫根据地是中共各个根据地中，经济实力比较强的一个。尤其是位于河北南部的冀南，更是主要的产粮区、产棉区，可以供养大部队。当时，中共的根据地禁止百姓使用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而是由他们自己发行货币，在根据地流通。其中，冀南银行发行的冀南币，老百姓称作“冀南票”，在中共的根据地里是信用最好的。另外，从根据地的弹药生产能力看，晋冀鲁豫在各个根据地当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到一九四八年，除了东北根据地之外，晋冀鲁豫的兵工生产能力是最强的，其中八二迫击炮弹的年产量达81万发，超过晋察冀、华东、晋绥区三个根据地的产量之和。抗战胜利后，中共迅速着手组建了用于大规模战争的野战军，开始和国民政府的军队进行作战。晋冀鲁豫军区最早组建的是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纵队，稍后又组建了第六、第七纵队。其中，二纵、三纵、四纵是由原129师主力部队发展而成，也是晋冀鲁豫建立最早、装备最好的野战军部队。由于晋冀鲁豫根据地位于华北的要冲，所以，在抗战胜利后，这里的共军很快便和国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大约十个月的时间里，共军就先后发动了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其中，上党战役，晋冀鲁豫部队缴获山炮24门，迫击炮40余门，邯郸战役又缴获各种火炮共310门。就这样，晋冀鲁豫野战军先于其他野战军完成了从过去的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此后，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也就是抗战胜利一年后，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定陶战役中全歼了号称“泰山军”的国军整编第三师，开创了共军成建制歼灭国民党中央军一个整编师的记录。在这个战役中，共缴获坦克6辆、各种火炮200余门，并紧随东北野战军之后建立了共军的第二支坦克部队。此外，在巨野战役后，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山东甄城附近，全歼了国军第119旅。此役歼敌9000人，特别是消灭了配属119旅的国防部直属的1个炮兵营，完整缴获美制105毫米榴弹炮8门。当时国军的主力，如整编11师，骨干火炮也就是美制105毫米榴弹炮12门。不久之后，晋冀鲁豫野战军成立了1个炮兵旅。到1947年的4月份，刘伯承又率所部在豫北、晋南对当地国军部队发起进攻，基本上清剿了那里的国军，几乎控制了那一带的所有城镇和乡村。部队总数发展到42万人，其中野战军28万人。野战纵队除原有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纵队之外，又新建了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纵队，还建立了炮兵部队、工兵部队。到这个时候，晋冀鲁豫野战军，已经拥有了相当的实力，就人数和装备水平来说，在中共的野战军部队中名列前茅，已经成为国军的一个强劲的对手。因此，国民政府对中共的这支位于黄河以北的战略机动力量十分地忌惮。只是，由于国民政府兵力有限，只能把攻击的重点放在了陕北和山东，而无法分兵对付晋冀鲁豫野战军。这支几十万人的重兵集团，投入任何一个战场，都可能会导致力量对比发生重大改变。当时，在河北，沿着平汉铁路的石家庄、保定等几个重要的城市还掌握在国军手里，在山东，济南、青岛、兖州这些城市也还在国军控制之下，而周边的农村地区大部分都已经都被中共控制了。一个国军的高级幕僚在日记中写道，刘伯承将兵力投入河北，则河北危急；投入山东，则山东不支（《中华民国史全集》李新主编 中华书局 2011年）。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共军的这支重兵集团，既没有投入河北，也没有投入山东，而是被投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1947年6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分成两部分，陈赓谢富治率领第四纵队和第九纵队准备从山西南部渡过黄河，前往陕北支援作战；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第一、第二、第三、第六4个主力纵队十多万人渡过黄河，发动鲁西南战役。当时，鲁西南一带还在国军的控制之下，刘伯承邓小平所部在这个战役中，先后全歼国军4个整编师9个半旅，为三大战役之前歼敌规模最大的一次，其中羊山集之战，刘伯承所部以阵亡8000多人的沉重代价，克服据守严密工事的国军精锐整编第66师。这次战役之所以能歼灭被围的国军精锐，共军的炮兵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战役，晋冀鲁豫野战军缴获美制105毫米榴弹炮12门、山炮52门，各种火炮总共872门，此外，还缴获了一批崭新的重型卡车。这个时候，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战力达到了巅峰。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就在这个时刻，毛泽东一再下令，要刘伯承和邓小平带领这支野战军抛开所依托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向千里之外的大别山进发，这支野战军的命运由此出现逆转。1947年7月23号，毛泽东致电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这个时候，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刚刚打完鲁西南战役，经过一个月的连续作战，已经极度疲劳，而且伤亡较重，亟须休整补充。28号，刘邓给上司回电，如实陈述了部队目前存在的困难，希望能在内线继续作战一个时期，等时机更为有利时再向大别山挺进。第二天毛泽东就发来了一份标有三个A字的紧急电报，大意是：现在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宗南军一部，陕北不能支持。
毛泽东没有说建立大别山根据地多么重要，而是说，他在陕北的情况非常困难，刘伯承、邓小平当然明白这其中警告和威胁的意味。于是只得迅速做出部署，8月7日晚，四个纵队12万人马分三路南下。从鲁西南到大别山，远隔千里，前有国军重兵堵截、后有国军十几个旅的部队穷追不舍，还有难以行进的黄泛区，以及涡河、沙河、汝河、淮河等天然障碍，刘邓大军随时都面临着极大的风险，甚至有可能遭到毁灭性打击。部队南下不久，便进入了宽度达几十华里的黄泛区，过膝深的泥水，步兵和骑兵勉强可以通过，运输辎重的车辆和重炮根本无法通过，只得全部炸毁。当时，这些重炮和车辆中国根本就无法生产，这些装备异常的珍贵。此后，在渡过汝河、淮河的时候，又掩埋或者毁掉了一些轻型火炮，有的部队甚至连迫击炮、重机枪都抛弃了。等到达大别山地区，这支曾经装备最强大的野战军，这两年多积累的家当，用鲜血换来的重武器，基本上全都丧失了。前边我们讲过八路军总部炮兵团的事情，毛泽东并非不知道火炮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毛泽东对于火炮的看重是超乎外界的想象的。“没有炮兵就没有胜利”，这就是毛泽东经历战争的心得。既然这些珍贵的重武器和载重卡车根本不可能带到大别山，注定要在沿途毁掉，那么，为什么不留下一支主力部队，转移和保护这些重武器回到根据地呢。关键是，大别山区根本就不适合大兵团作战，既然只能打游击战，又有什么必要调动这样一支强大的主力部队进入大别山呢？这一系列的安排都明显地违背常识。尤其危险的是，在过汝河的时候，刘邓的指挥机关被阻在河的北岸，前有敌人，后又追兵，军情十分紧急。而刘邓部队长途行军已经十分疲劳，路上又炸毁和掩埋了重装备，只能凭借轻武器以死相拼，才强渡汝河成功，然而，大批伤员都留在了北岸，被国军俘虏。而后，在渡过淮河的时候，再次濒临绝境。背水作战，乃兵家大忌，更何况，这支部队长途远行，已经疲劳不堪，而且，几乎弹尽粮绝，如果遭遇大战，后果可想而知。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刘伯承亲自下河察看，恰巧正值两个洪峰之间，发现河水在脖子以下，勉强可以徒涉，就这样，刘邓所部侥幸渡过了淮河。当国军的追兵进抵淮河一线时，正好下一个洪峰到来，河水暴涨，把国军阻隔在淮河北岸，刘邓所部才得以顺利进入大别山地区。可以说，这次行动完全是一场赌博，稍有差池便有可能全军覆没。
就在刘邓大军急速南下的时候，8月12日，毛泽东致电刘邓，指示他们：“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期休息太少，疲劳太甚，减员太多，而那种性急有许多是不必要的”，毛泽东要刘邓“减少不必要的性急，力争少走路、多休息。毛泽东显然是感觉刘邓大军行进速度太快。常言道，兵贵神速，一支10多万人的大部队，目标自然十分巨大，在敌后千里行军，这本来就异常危险，随时都可能遭到国军的阻击和围歼，理应尽快地离开这个地带，早日进入根据地。然而，毛泽东却要他们少走路、多休息。真是这样，那等于给国军准备足够的时间在前边堵截，设下埋伏，这样的结果岂不是自寻死路吗？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掩护刘邓南下集团，原本已经决定要开赴陕北的陈赓谢富治集团8万多人，被临时改变了用兵的方向，来到靠近湖北的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地区。而且，毛泽东还指令在陕北指挥作战的彭德怀采取行动，牵制在陕北的国军不能外调。同时，还命令在山东的陈毅、粟裕的部队，分兵策应刘邓南下集团。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毛泽东来说，当时部署的核心便是让刘邓所部进入大别山，其他部署都是围绕刘邓南下展开的。说什么陕北情况甚为困难，明显只是一个托词。假如陕北真的紧张、真的危险，为什么还让彭德怀采取行动，不让在陕北的国军离开呢；假如陕北真的危险，为什么不让陈赓谢富治兵团进入陕北协助作战呢；说什么陕北粮食短缺，这根本就是借口。陈谢兵团进入伏牛山地区，当地也无法解决这数万人的粮食，需要从晋南老根据地运输粮食；陈赓兵团西渡进入陕北，同样也完全可以依靠晋南、晋中根据地供应粮食。另外，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史称“中央小河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习仲勋、贺龙、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张经武和从晋南前线赶来的陈赓。这个会议从筹备到结束，前后20多天，而且通知前线部队领导人，十来天后在中央驻地小河村开会，并不担心有被胡宗南偷袭的危险，可见当时情况已相对稳定，对安全已有了一定的信心。实际上，那个时候，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经过青化砭战役、羊马河战役、蟠龙战役，已经基本上稳定了陕北战局。退一步讲，为了确保陕北的安全、分散和牵制胡宗南的兵力，只需陈赓谢富治的8万人马已经足够了，并没有必要非得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以吸引胡宗南的兵力。为了减轻延安的压力而千里跃进大别山，明显是舍近求远。
结果，按照毛泽东的命令，刘邓大军十几万人进入大别山后，遭遇了严重的困难。由于粮食短缺，部队不得不以团为单位分散布防，此外，由于伤病，以及大量士兵逃亡，部队减员很多，不少团已经不能作战。再加上没有重武器，再也没有能力对国军进行大规模做战，一支付出巨大牺牲建立起来的、在关内最强大的野战军，就这样降格成为一支游击纵队。中共党史上说，千里跃进大别山，逼近长江、威胁武汉三镇和南京，根本就只是一句空话。一支缺乏弹药、没有粮草的游击纵队，又能有什么战斗力，对于国军重兵防守的大城市又能构成什么威胁？
刘邓大军在出发前要沿途的根据地给他们准备了一些自军阀混战时代就流行的硬通货——黑货和银元，黑货就是鸦片烟土，然而，相对于十几万之众人吃马喂，这点硬通货实在是杯水车薪，基本上还得靠抢。可以想象，在大别山那样一个人口稀少、资源有限的地方，当地百姓的粮食都无法自给，突然来了十几万人马，需要给他们提供吃的粮食，穿的衣服，会给当地带来多大的压力。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迅速进行了土改运动。这种土改运动非常残酷，严重侵犯了自耕农的利益。尤其是滥杀无辜，导致当地民众反弹很大。著名军旅作家刘家驹在他的遗著《光荣的背后》（2020年出版）中提到，刘邓大军到大别山，挖地三尺，烧杀掠夺，对贫下中农也不高抬贵手。其中有篇对共军将领的采访文章，题目是“杀俘虏壮胆气”，详细记录了一些共军官兵在大别山的所作所为。他们说，进入大别山，第一个动作就是打土豪，目的不是为穷人分田分地，而是军队初来乍到，要吃要穿求生存。其实，大别山真正的土豪没几个，中农居多，凡有猪的，有牛的，不管成分如何，都给弄来保住我们的肚子。老百姓反感，组织起来刀枪相向，我们下到地方的工作人员被杀的不少。另一个说，到一个地方，把老百姓抢个精光，吃个精光，人家就跑到山上去骂我们，说跟日本鬼子进大别山一个样。你骂你的，我干我的，看到哪家房子好，就进去搜刮，有米就煮，有猪就杀。还有一个说，我到一家布店，老板见我又是倒茶又是递烟。我向他借布，老板问要几丈？我说，通通借，全国解放后，政府会来还给你的。左说右说老板就是不行，团长来了，见我光动嘴不动手，火了，怎么还不动手？老板娘见我们搬走她全部家当，跪下来抱住团长的腿哭嚎，老总啊，留下点吧，我们要活命呀！团长说，我们的命更要活。一脚踢开了她，一挥手，统统抱走！这些都是刘家驹记录的共军将领的原话。
由于中共在当地的各种残暴做法，严重地伤害了当地百姓的利益和尊严，迫使很多百姓奋起反抗。很多百姓组成小保队，杀死单独行动的共军官兵以及共军派出的地方干部，报仇血恨。所谓的小保队，他们既没有固定的组织，也没有像样的武器，都是些普通的农民，是共军在当地横征暴敛、烧杀抢掠把他们逼上了梁山。军人作家葛安胜的长篇纪实作品《冷的冬、热的雪—千里跃进大别山实录》（2007年），其中描写了一个宋埠剿“匪”的历史事件。在一个名叫宋埠的小镇，刘邓大军将其包围之后，几乎抓捕了当地全部的男丁，从16岁到50几岁，经过简单的甄别之后，基本上都以小保队的罪名杀掉了，至少有2000多人，大部分都是扒光后用刺刀捅死的，共军官兵立刻就穿上从这些人身上扒下来的棉衣。共军离开大别山后，这个事件被国民政府对外公开。类似的大屠杀肯定不止这一次，刘家驹在他的遗著中，还记录了另一次大屠杀。共军俘虏了当地的保安团3000多人，全部用船带到湖水的中间，然后，用棒子重重击打他们的头部，直接扔进湖里。岸上，这些被俘保安的家属哭喊，不要杀他们，他们只是为了吃饭才做保安团的。共军根本不加理会，这3000多人全部都被杀害了。
刘邓来到大别山后，粮食没有可以征派，冬装没有可以向百姓借布借棉，虽然不能丰衣足食，但也可以勉强度日。可是，这样一支时刻面临战斗任务的军队，弹药短缺却该如何解决？这里，顺便举一个例子，帮助我们了解在一般战斗中弹药的消耗。那是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国共冲突于山西上党，尽管对手只是战斗力相对薄弱的晋军，也就是阎锡山的地方部队，晋冀鲁豫军区后勤部门还是准备了小炮弹5万发、八二迫击炮弹3万发，此外，还从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拨给八路军、并且一直珍藏着的几千万发子弹中拿出500万发交付部队。上党战役仅仅是国共对抗的一个序幕而已，双方各投入兵力仅仅3万人上下，尚且需要如此规模的弹药准备。让晋冀鲁豫野战军这样一个有稳定的弹药生产和后勤保障的战略重兵集团，远离自己的根据地、弃毁所有重型装备、断绝弹药和后勤供给，部队的艰难处境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无法有效打击敌人，甚至还面临被敌人打垮的危险。
粟裕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大别山区横跨鄂豫皖三省，南濒长江，北有淮河，东临巢湖、合肥水网地带，西为平汉路，战略地位很重要，但不便于大兵团作战。在这个地区活动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因长期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连续行军作战，处境相当困难。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3卷这样写道，刘邓大军在大别山险恶的环境中，能够立于主动，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刘伯承、邓小平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分遣与集中相结合的作战方针。我认为，这个作战方针中有两点很有特色，一个是，以必要兵力坚持内线反清剿斗争任务，适时分遣与集结，力争打小歼灭战，一个班也好。另一个是，发扬高度进攻精神，捕歼小敌、土顽。晋冀鲁豫野战军，作为中共曾经的最强大的战略集团，一次作战能歼灭数万敌人的重兵集团，竟然把作战目标降低到了这个地步，歼灭敌人一个班也好，而且，还要发扬高度进攻精神，由此可以想象，进入大别山的部队是多么狼狈。
按照毛泽东最初的计划，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邓率领下前往大别山之后，华东野战军的三个主力纵队也要在粟裕率领下从鲁南万里远征湘赣闽浙。从逻辑上可以推断，粟裕孤军深入、显然难以长久支持，此后华东野战军必然还要继续派出其他纵队前去支援，最终的布局可能是华东野战军多数主力投入江南，就如晋冀鲁豫野战军大部进入鄂豫皖一样。而这种局面会持续多久呢？从中共一九四七年七月在陕北靖边县小河会议的情况可知，毛泽东判断尚需要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的时间才能打败蒋介石。也就是说，在未来五到十五年的时间里，刘伯承所部要在鄂豫皖一带山区与国民党军队厮杀，粟裕所部游击江南、在国民党老巢血拼。这两支深入敌后的部队的任务就是要尽量多地吸引和消耗国民党部队，为共产党彻底控制东北和华北赢得时间。到那时新的中央苏区将在北国再现，毛泽东并以此为基础和国民党蒋介石决战江南。
然而，粟裕并没有像刘邓那样听话。粟裕经过反复考虑后，向毛泽东“斗胆直陈”，建议在中原黄淮地区消灭国军的主力，这样有利于发挥共军的优势，粟裕的这个建议终于让敢于乾坤一掷的毛泽东悄然改变了战略部署。粟裕随后寻找战机，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发动了豫东战役，计划先打下开封，再消灭前来救援的国军，以此证明完全可以在中原一带歼灭国军主力。当时，开封是河南省的省会，中原重镇，开封陷落，举国震动。蒋介石随即调集两个兵团，前来收复开封，与粟裕交战后，又紧急调集其他两个兵团的部队增援。当时，国军一个兵团至少有两个整编师，也就是两个军。
随着战役的规模越来越大，粟裕面临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兵力不足，需要其他部队加以协助。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刘邓大军的主力已经撤离大别山，退回到了河南西部，与陈赓所部汇合，此时，刘邓所部全部兵力总共有 6、7个纵队，而且，距离粟裕并不太远。然而，他们却没有在粟裕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有力的援助，他们甚至都没有能够拦住前去增援的国军。由此导致战场形势发生了极为不利的转变，粟裕被迫匆忙撤出战斗，豫东战役就此结束。面对毛泽东的责问，刘邓回复说，我1、2、3纵弹药极缺，打不起消耗仗。（转引自“从豫东战役看淮海战役设立总前委的必要性”）
可以想象，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这半年多，颠沛流离，损失惨重，已经丧失了战斗力。豫东战役进行时，刘伯承这几个纵队刚刚从大别山出来才两个多月，远远没有恢复。顺便说一下，陈赓所部进入伏牛山一带后，也非常狼狈。3个多月的时间，伤亡和逃亡12000多人。可以说，毛泽东的跃进部署让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所有主力纵队都受到了重创。豫东战役，粟裕所部先后攻破城防强大的开封城，并在随后战斗中歼灭了国军一个兵团部和其下属的一个整编师，此外，还重创了国军一个兵团，创造了少见的战绩。虽然在规模上不能和中共的三大战役相比，但是，它在国共战争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不仅对中原战场态势造成了深远影响，甚至对整个战局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国共战争的转折点，正是有了豫东战役，才有了后来的三大战役。可以说，通过豫东战役，毛泽东终于意识到，他已经有实力和国军决战了。在豫东战役后，毛泽东听了粟裕所部的炮兵纵队司令的汇报，兴奋地说，解放战争好像爬山，我们现在已经过了山的坳子。
其实，豫东一带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紧密相连，若是刘邓大军在此作战，比粟裕有更多的地利之便；豫北战役之后，河南黄河以北仅有新乡、安阳等少数孤立据点还在国军的控制之下，其他地区都落入中共之手，其中的阳武、原阳与开封隔河相望。发动鲁西南战役之前，刘邓的指挥部就在安阳附近的蒋村镇，距离开封不过300多华里。而且晋冀鲁豫野战军比粟裕装备更好，兵力更多，更适合攻打开封这样的大城市。假如，刘邓大军没有千里跃进大别山，而是以他们为主发动豫东战役，结局肯定会是另一个样子。刘邓可以集结晋冀鲁豫野战军全部主力约30万人，再加上粟裕所部，肯定会吸引并重创大批的国军精锐，既可以减轻国军对陕北的压力，又能歼灭国军主力，这比陷在大别山区对国军的威胁要大得多。其实，在刘邓大军被迫南下大别山之前，刘邓本身希望继续留在山东作战；即便是刘邓已经开始南下，陈毅粟裕还希望刘邓大军留在山东再打一仗，如果是那样，山东的局势很快就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毕竟，刘邓大军和陈毅粟裕所部，加在一起超过30万，攻城略地，绝对是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很有可能，类似淮海战役这样的决战会提前到来。然而，毛泽东硬是把中共最强大的一支战略部队，投入到了大别山，煎熬了半年多。
中共的党史吹嘘毛泽东让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吸引了多少多少国军的主力，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不仅，这支12万人的重兵集团几乎失去了战斗力，而且，还牵制了粟裕所部以及陈赓所部总共20万多精锐，导致他们像民兵游击队那样，破坏铁路，袭击车站，意图调动围困刘邓大军的国军。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能够减轻刘邓大军的军事压力和生存压力。最终，他们只能狼狈地撤出大别山，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占领的20多座县城随后全部都被国军收复。
毛泽东命令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赋予了他们两个任务，第一个是最大限度地吸引国民党军队、并与之拼搏，这一点可以从刘邓大军大张旗鼓的行动方式清楚地看出；第二个是建立根据地，以获得必要的兵员和给养来维持和发展，从当时的形势看，这两个任务明显相互矛盾。用毛泽东自己在八路军改编之初给彭德怀的话讲，“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作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而毛泽东恰恰就要求刘邓大军二者并举，既要打仗，又要发动群众，这注定要失败。尤其是，大别山地区无论是作战还是发展，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它不仅无法提供足够的物资，就是兵员补充都不易，否则就不会千里迢迢从华北补充上万新兵。因此，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不仅注定失败，而且注定惨败。相对于千里跃进大别山付出的代价来看，它的实际效果显然是被有意夸大了。从军事上看，所谓吸引了国民党几十个旅的说法根本不足为凭。晋冀鲁豫野战军六个主力纵队这样一支近二十万人的重兵集团，摆放在任何位置都会引起交战对手的警惕和防范，而直接威胁国民党位于中原的大中城市，比如开封、洛阳和郑州，比深入大别山更能吸引国民党的军事力量，粟裕不正是因为打了开封而吸引了大量的国军吗。如果刘邓大军有弹药和给养的保障，完全有可能更大规模地歼灭敌人，而不是仅仅吸引多少敌人。从经济上讲，大别山是饱受兵戎之苦的穷荒之地，刘邓大军到此并不能对整个国民党控制区的经济状况造成重大影响。如果为了“把战火引向国民党统治区”，那应当选择膏腴之地、天下粮仓而攻之，而不是进入偏远的鄂豫皖山区。从实际情况看，晋冀鲁豫野战军就食于贫瘠之地最大的效果，只是部分地减轻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经济压力而已。事实上，即使刘邓大军离开了晋冀鲁豫根据地，还是需要从这里获得相当的支持，为了维持这支部队的基本作战能力，毛泽东又先后调晋冀鲁豫第十纵队、十二纵携带以一批硬通货和物资以及补充的新兵在当年十一月先后进入大别山与刘邓大军主力汇合。由于路途遥远，困难重重，其中携带大批辎重和硬通货的共军第十纵队，遭到了国军的围歼，几乎全军覆没。后来，这两个野战军纵队，只能降级成为地方部队，留在了当地。
现代化战争依赖重武器、依赖弹药、依赖后勤补给，这难道涉及什么高深的理论吗？军队离不开根据地，这难道不是中共始终强调的经验吗？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下之前，综合部队的数量、装备水平和后勤保障能力等因素，以及作战经验，特别是参与重大战役的数量来看，这支部队的实力在共军全军当中无疑是名列前茅的。然而，正处于巅峰之际，其主力却受命离开苦心经营的根据地，千里跃进大别山，最终彻底伤了元气。这项决定无疑关系到毛泽东的一个重大战略布局。从明面上看，这步棋关系到日后的国共决战，因此被称为战略大反攻。然而，只要进一步分析，我们就会看到，这一步棋还包含着毛泽东对国共决战之后事态的精心考虑，它涉及到中共内部的力量对比。因此，这绝非通常意义上的进攻作战，我们只要看看晋冀鲁豫野战军和晋冀鲁豫根据地后来的演变，即可一窥端倪。
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实际上被分成三个部分，除位于大别山一带的六个纵队外，还有两个纵队位于伏牛山，余下的几个纵队的部队包括坦克大队等，后来编入华北野战军。晋冀鲁豫根据地也在刘邓率部南下后，迅速被晋察冀根据地吞并了，成为了华北根据地，而这一切早在刘邓大军南下之前就埋下了伏笔：从时间顺序来看，确定刘邓大军离开晋冀鲁豫根据地是 1947年6月底，而在这一年的4月，晋察冀根据地最富足的冀察热辽军区及 8 万主力部队划给了东北军区，也就是接受林彪的指挥。这给晋察冀军区造成一个巨大的空缺，自然就需要拿别处的地盘来填充这个空缺，来补偿晋察冀军区。果然，一年后，1948年4月，晋察冀正式将晋冀鲁豫军区兼并，成立了华北军区。至此，强盛一时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经过大别山的一番挫折，已然受到重创，这支部队所依托的晋冀鲁豫根据地也成为了历史。这一切，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前，毛泽东就已经盘算好了。
毛泽东善于搞渗透。当初日军大举侵华，他立刻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会，命令八路军分散渗透华北敌后真空地带建立根据地，八路军得以从几万人发展到近百万人，是其事业上的一次巨大成功。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从积极的方面看，类似于当年八路军进入华北那样的一次敌后渗透、而非战略进攻。按照毛泽东当时的设想，可能还要和国民党再较量5到15年。仅仅从这一点来看，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也不是进攻，而是从长远考虑进行的布局，对国民政府统治区的进行渗透。不过，既然是渗透，就该小部队轻装前进，或是分散、或是集结，都机动灵活。而刘邓大军10多万人，一路大张旗鼓，孤悬敌后，这样渗透怎能不遭受巨大的挫败？对此，这支部队本身自然是有最深刻的体会。从大别山撤回豫西地区后，晋冀鲁豫野战军受命改编为中原野战军，实力已经折损大半，不仅重武器缺乏，而且仅剩兵员不足的七个纵队，其中损失最严重的第二纵队从出征前的三万一千人锐减至一万一千余人。“前进一千里，后退五百里，”这就是当时部队中一些人对这次战略行动的概括。1948年8月陈毅在中原军区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专门就挺进大别山做过一个报告，其中说到，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刘邓大军走前头，转入大别山，其次陈谢转入豫西，陈粟转入豫皖苏，这是带决定意义的步骤，改变了整个战争形势，扭转了战局。这是战略的胜利，我们全党干部一定要认识这一问题（《陈毅军事文选》）。此前，刘伯承在1948年4月也曾经就大别山斗争与全局问题对部队的中高级干部做了一次演讲，开头便讲，有人说，我们究竟是不是战略反攻？如是战略反攻，为什么没有象去年那样多地歼灭敌人？在这篇讲话中，刘伯承把千里跃进分成五个回合，每讲一个回合，就自问自答。这个回合是敌人胜利了，还是我们胜利了呢？答案是，还是我们胜利了…… 这个回合是敌人胜了，还是我们胜了？是我们胜了……这个回合，我想是我们胜利了…… 这个回合，我想又是我们胜利了（《刘伯承军事文选》）。
如果自己真的打仗胜利了，还需要上级一再提醒和说服吗？从陈毅刘伯承的讲话我们能够想象得出，进入大别山的那些共军里的中高级干部对毛泽东的决定显然很不满意。如果不是被迫进入大别山，这支部队可能已经发展到6、7十万人马了，而现在只有十几万人马，而且，还装备极为简陋，这样的惨败他们当然无法释怀。
有文章认为毛泽东虽然是个军事战略家，但对战术只是粗知皮毛，再有，他擅长游击战，在正规战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几乎空白，这显然低估了毛泽东的精明算计。毛泽东重视战略不假，许多情况下，他对战术细节的关注并不在战略之下。比如前面提到的八路军总部炮兵团，从前线撤退到延安附近，千里转移，为了确保这个炮兵团沿途的安全，毛泽东做了精心的安排，不仅要求严密侦察行军路线，还要求沿途派重兵护送。因此，让刘邓大军这样一支十多万人马的重兵集团深入敌后，不要说弹药无法补给，就是筹措粮草都成问题，这样一个明显超出常识的重大决策，用毛泽东缺乏正规战知识来解释显然是乏力的。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看，千里跃进大别山已经远远超出一个单纯的军事部署，更像是毛泽东为内部斗争所作的一个长远的政治安排。
毛泽东曾说，长征中同张国焘斗争，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红军时期，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是红军中最强大的一支人马，两军会师之后，实力全面压倒中央红军。张国焘被排挤走之后，四方面军也受到排挤和整肃，但它强大的实力依旧让毛泽东感到芒刺在背，因而一再设毒计陷害、牺牲张国焘的旧部。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正是以张国焘的旧部、红四方面军为班底发展起来的部队，偏偏这支部队又再次迅速壮大，成为共军战斗力最强的一支人马。如果不是被毛泽东逼迫进入大别山，而是背靠晋冀鲁豫根据地，向南推进，这支部队很快便会拥兵百万，雄踞中原，那将再次成为毛泽东的噩梦。在毛泽东心里，不仅从来没有国家、民族，其实也没有党，更没有主义，毛泽东的一切抉择都是以他个人的权力和利益为中心，任何人或者任何势力如果可能对他存在危险，那就一定要除掉。于是毛泽东再设毒计，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驱赶进大别山，并把晋冀鲁豫根据地划归他自己的嫡系，也就是原来的中央红军所部，导致这支部队彻底丧失了元气，成为中共野战军中实力最弱的一支部队。而且，按照毛泽东当时的设想，至少还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才能打败国民党。因此，毛泽东调派那些非嫡系部队，比如刘邓所部、粟裕所部，脱离原有的根据地，深入国民党统治区，而由他的嫡系部队接管现成的根据地。这样一来，那些非嫡系部队只能和国军拼死搏斗，导致他们两败俱伤。最后，再由毛泽东的嫡系人马收获胜利的果实。也就是说，在毛泽东准备坐天下的时候，原本是没有这些非嫡系人马的位置的。只是，战局的进程大大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让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入主了北京，这些非嫡系人马才才侥幸存留下来。当然，这并不是结束，而是新的斗争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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