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驯服李先念
共军罕见大惨败 彻底驯服李先念 — 毛泽东残害四方面军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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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惨烈的八年抗战,中国付出巨大牺牲后,终于迎来了胜利,中华民国政府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但是,就在民国政府和日军艰苦战斗的同时,另一支敌视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却借机发展起来,这就是打着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旗号的中共军队。这支部队从绝境中刚得到恢复,很快就开始和国民党的军队冲突不断。即便是日本侵略、中华民族处在最危险的时刻,他们还在集中全力打击中国军队,建立自己的国中之国。到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共已经拥有百万以上的正规军,并基本上控制了华北的农村地区。关于这段历史我曾经制作过节目《谁说八路军没打过大仗》,请有兴趣的朋友移步观看。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的军队虽然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却不受国民政府的节制,他们随意扩编军队,就地征粮征税。而中共军队存在的地方,其他中国军队则无法存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属于共产党,以外的地区也属于共产党;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中共可以合法和非法进入,而中共控制的地区国民政府却无法进入。而且,中共控制区,中共自行任命政府官员,自己发行钞票,并阻止国家法定货币的流通,国家实际上被分裂了。
不可避免的,日军投降之后不久,国共便爆发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由于共军长时间养精蓄锐,并在敌后建立了根据地和完整的军政体系,因而,在这些军事冲突中,中共军队大多都获得了胜利。但是,有一个地方,中共的军队却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折损了数万人,成为共军战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中原突围”,国共双方都认为这次战斗是国共全面内战的开始。
遭受惨重损失的这一支共军部队,是李先念担任司令员的中原军区所部。中原地区的这支部队是抗战胜利后数支部队汇合而成,主体是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所部,其后又加入了南下的河南军区王树声部和自湘粤赣边北撤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王震部。1945年10月底,成立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中原局由郑位三代理书记,中原军区由李先念任司令员,王树声、王震任副司令员,下辖二个纵队、三个军区,主力共六万余人,集中在中原鄂北和豫南地区。
当时,中共利用八年抗战的机会,已经在远离日本人控制的农村地区建立了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等根据地,以及中原局、中原军区所在的鄂豫皖根据地,此外,还有在日本投降后依靠苏联的支持抢先占领的东北部分地区,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六大“解放区”,其中最向南方突出的就是中原局、中原军区所在的鄂豫皖根据地,有时也称为豫鄂根据地。鄂豫皖曾经是红四方面军发起的地方,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和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二人都是原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干部,他们的家乡就在那里。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了谈判,并达成了双十协定。在协定中,中共正式承诺,退出浙东、苏南、豫鄂等8个根据地。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对这个决定向党内做了说明。毛泽东说,“有些同志问,为什么要让出八个解放区?让出这八块地方非常可惜,但是以让出为好。为什么可惜?因为这是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艰苦地建设起来的解放区。所以在让出的地方,必须和当地的人民解释清楚,要作妥善的处置。为什么要让出呢?因为国民党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关于重庆谈判 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
其实,中共这几个位于南方的根据地,极为分散和孤立,除了鄂豫皖,大多兵力有限。假如真的发生武装冲突,这些部队孤立无援、根本无法存在,根据地也很难守住。所以,毛泽东向国民政府承诺,把这些地方的中共部队转移至其他根据地。比如,中共的东江纵队2500多人,就按照国共双方达成的协定,乘坐美国的军舰,顺利地从广东运至山东的烟台港,进入中共在山东的根据地。事实上,在双十协定签署后不久,七个根据地的共军都陆续顺利地转移撤到了华北和苏皖根据地。然而,中原军区的部队却遭遇了不同的命运。
中原军区部队所在的鄂豫皖根据地就在武汉附近。在三四十年代,武汉市的地位极为重要,为了确保武汉市的安全,国民政府不能接受中共在武汉附近驻扎重兵。这一点,毛泽东也非常清楚。所以,在国共的谈判中,也承若撤出在鄂豫皖的中共军队。然而,双十协定签署还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就背弃了承诺,命令中原军区部队坚守鄂豫皖根据地,因为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想好了一个阴谋。
当时,国共已经在多个地方爆发了严重的军事冲突。在华北,刘伯承所部先后在山西上党和河北邯郸和国军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战斗,阻止国军接收日军占领的大中城市和交通线,是为上党战役、平汉战役。在山东和江苏,陈毅和粟裕所部为了控制津浦铁路,也和国军发生了大规模的战斗,是为津浦战役。尤其是在东北,中共利用苏联军队的支持,企图独霸东北,阻止国军进入东北,双方也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实际上,早在日本投降的前夕,毛泽东就已经在考虑谋取东北了。那时,东北拥有亚洲最发达的重工业基地,重要的是,这里背靠苏联,可以方便地获得苏联的军事援助,是中共扩张势力的最佳位置。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
靠近苏联,得到苏联直接的军事援助,得到苏联的坦克、大炮,一直是毛泽东梦寐以求的事情。为了独占这样的机会,毛泽东曾经千方百计的陷害张国焘所统帅的四方面军。抗战胜利后,苏联红军占领东北,给了毛泽东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立刻派林彪和大批军队赶赴东北。这些部队虽然来自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苏北等不同的根据地,但是,都源自原来的八路军115师,都源自原红一方面军,都是他的嫡系部队。一旦林彪所部夺得了东北,不仅中共在全国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毛泽东更是在中共内部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此,毛泽东要求东北共军:”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只是,毛泽东的野心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为了收复东北失地,国民政府也派出了大批部队,其中的国军主力是参加过远征军的国军精锐,而共军则长时间处在敌后,缺乏大规模战斗的经验;面对与日军血战八年的国军精锐,共军一败再败,只能艰苦周旋,战局一度极为不利。毛泽东坚持要中原军区部队固守鄂豫皖根据地,吸引了大量国民党的军队,正是为了减轻东北共军的压力。
只是,任何部队都离不开给养,能否得到足够的补给,对于部队来说,无疑是第一件大事。日军投降后,那些重要的城市和战略要点都交给了国民政府指挥的国军,中共的鄂豫皖根据地便受到很多的限制,李先念所部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困难。美籍中共党员李敦白在《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这本书中曾经写到,“我听说过这么一件事,李先念手下有一个姓安的干部,守着汉水的一个小港口收税,收谁的税?收日本人的税。日本人来往武汉运送军火、粮食、物资得经过这个港口,双方有一个默契,你交税,我就让你通过,你不交税,我的游击队就打你。”非常巧妙,也很实事求是,因为新四军要生存,也不可能一下子打下武汉,那就先让日本人交税吧。文革后,李先念说过:“抗日时期,荆州中共特别党组每月上缴银元20万块,维持了我军给养,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2015年09月16日 湖北日报)《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也有记载:荆州地区的税款以及黄标党组上交款成了边区的主要财政支柱。可日本投降后,共军的好日子就到头了,他们不可能再向国军收税,鄂豫皖根据地就难以维持了。
1945年10月21日,中原局书记郑位三致电李先念并报中共中央,由于财政困难所造成的长征(实施战略转移)局势,似乎已存在。(李先念年谱 P514)这是在向毛泽东报告,鄂豫皖根据地极为贫穷,根本无法供养数万大军,必须做战略转移,尽快离开鄂豫皖。第二天,1945年10月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郑位三、李先念,指示,你们须准备至少六个月内在鄂豫活动。目前,你们野战军夺取桐柏山区域最为适宜,不可过早去其他区域。只要打胜仗,财政就有办法。这可能是重庆谈判后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指示中原军区的部队,要在鄂豫皖坚持,不可以去其他区域。富饶的地方不能存在,你们就去贫困的桐柏山区。毛泽东发出这个指示,距离双十协定的签署不过12天时间。10天以后,194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住重庆代表团,指出,关于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和部队北移的问题,请不要再提。
11月23日,李先念同郑位三两次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中原部队将来行动方针的几种意见。电报说:前段中原局讨论了中央关于今后六个月斗争的指示,拟集中主力于唐河、枣阳地区,全军用十九个大团,仍扩大根据地,壮大自己,以威胁蒋军后方,配合华北、东北的斗争…… 。但是这些战斗行动,均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并且报告了中原局关于中原部队行动方针的三种意见,一,到鄂西;二,就在桐柏山一带争取发展,不得已到平汉路东西回旋;三,较长时间不做转移的打算,找作战办法和机会,万不得已的时候,再考虑主力转移。(李先念年谱519)这个时候,中原部队主力集中的唐河、枣阳地区,靠近桐柏山区,位于平汉铁路的西边。根据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原突围记事》记载,11月25日,郑位三再次报告中央,如果主力转移,大体上是三万人转移,三万人留下。(《中原突围记事》P22)
从毛泽东10月22日正式发出指示,到这个时候,中原军区的部队已经在连粮食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煎熬了一个多月了,已经到了生死关头。虽然李先念、郑位三这两封电报的全部内容,并没有公开,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这实际上是在含蓄地请求中央军委同意他们离开鄂豫皖,哪怕允许一半人马离开也好。然而,11月28日,中共中央发来电报:你们最近在豫南、鄂北的行动已取得重要的胜利,因而吸引了刘峙五六个军对着你们,这就大大帮助了刘伯承在平汉北段的作战,使他们在打破蒋军第一次进攻后,得有休整机会,至今顽军不能组织二次进攻。可以说,只要你们在现地区坚持,蒋军就不能集中兵力北上,虽然最近你们自己的胜利不大,但在整个战略配合作用上是极大的。我们意见,你们仍在豫南鄂北、鄂东、大洪山、桐柏山、大别山广大地区回旋,坚持至一年的时间,不做大的转移的打算。(《中原突围记事》P23)毛泽东完全拒绝了李先念、郑位三转移的请求,就连一半人马转移也不允许。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电报中有一点很值得玩味。李先念、郑位三的电报表示,愿意努力配合华北、东北的斗争,而毛泽东的电报则说,你们大大帮助了华北的刘伯承,只字不提东北的林彪。以毛泽东极端敏感的性格,这绝对不是一时的疏忽,相反,这正是毛泽东的心机所在。刘伯承所率领的部队属于原红四方面军,和郑位三、李先念、王树声有直接的关系;而林彪的部队则是原红一方面军,是毛泽东的嫡系。毛泽东要用中原部队的牺牲换取嫡系部队的胜利,同时又要掩盖他这个李代桃僵的计谋。
十天后,12月9日,中原局书记郑位三再次电告中央,我区原来老地区将近1000万人口,现在,有我政权的老地区只有100万人口,即剩下十分之一。有游击队活动的老地区,还剩下十分之六。新老两种地区合计,有我政权工作的约有200万人口。这也就是说,要让200万贫困的山区农民来养活六、七万共军,这显然是无法做到的。为了扩大地盘,中原军区的部队发起了桐柏战役,然而,却没有达到目的。因为,中原军区的部队是一支并没有得到有效整合的部队,它的三支人马,李先念的新四军五师、王树声和戴季英的河南军区部队、王震的359旅的部队,实际上还处在分立的状态,这严重影响了部队的作战能力。
12月15日,鉴于国军重兵向桐柏山地区推进,企图夹击中原军区部队,为争取主动,李先念同郑位三致电中央,提议中原军区两个纵队立即转移到大别山地区作战。桐柏山地区位于当时平汉铁路的西部,而大别山位于平汉铁路的东部,两地相距大约300多公里。12月17日,李先念率中原军区主力开始向平汉铁路以东移动。
12月18日,郑位三致电中央军委:最近数日,由于敌人大兵团积极围攻,我军四个战斗都未能取得大胜以改变战局,反而被迫从路西撤退。伤病员2000人安置颇感困难。估计去路东以后,困难会更多。因此,大家意见,提议改变方针,以主力靠拢新四军军部,原地留游击兵团。次日,郑位三、李先念、王震联名致电中央,报告,由于非根据地作战,敌人相当大,火力强,很难取得歼灭战的胜利,因此,很难立稳脚,各种困难加重。配合华北确实重要,但要以莫大伤亡减员。如再坚持,确有不利。我们提议,主力靠拢军部,此地留5千到一万人坚持游击战争。(李先念年谱 P523)18日是郑位三单独致电中央;19日,则是郑位三、李先念、王震三人联名致电中央。显然,中原部队的处境之艰难,迫使他们不得不直截了当地向毛泽东说出了他们请求——主力靠拢新四军军部。当时,新四军军部在苏北一带,主力靠拢新四军军部,意思就是主力离开鄂豫皖,东进到苏北根据地。值得注意的是,这封电报似乎是很识趣地只提到配合华北,没有再提到配合东北。同时,也对以莫大伤亡减员来配合华北,含蓄的表示了不解、不满。
不得不从路西撤退意味着,中原军区部队此前尊照毛泽东的指示所采取的步骤,都遭到了挫败,站不稳,打不赢,如再坚持,确有不利,只能尽快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向苏北的新四军军部地区靠拢。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很难再直接拒绝中原军区的请求。12月20日,中央复电中原军区:中央同意中原部队主力向东转移,到军部地区。留一部主力多带电台,配合地方游击队分散坚持鄂豫地区。但是,电报同时又指出,周恩来、叶剑英已经到重庆,谈判停战问题。大概一个月内就可以看出停战希望之有无。因此,你们转移到军部地区的行动,最好,能在一个月之后再进行。简单地说,这封电报表面上同意中原军区部队转移,但是,却要求一个月之后才能行动。所谓兵贵神速,在可以走的关键时刻,却要求推迟一个月再走,这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更关键的问题是,毛泽东并没有告诉中原军区,一旦停战意味着什么。
12月29日,中央电告中原局,在莫斯科召开的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对中国问题已有决议,国民政府各级机构必须广泛吸收一切民主分子,并停止内战。估计国内和平的趋势已经确定,因此,我们多年在鄂豫皖奋斗的成绩必须保持,也可能保持。目前因为各种困难,你们主力之一部应该转移,但必须留下有力之一部在各根据地坚持,李先念同志最好还是留下,万不可全部开走。中央12月29日电报实际上否定了12月20日的中央指示,又不允许中原军队的主力部队转移了,而且,指名要李先念留下。所谓国民政府各级机构必须广泛吸收一切民主分子、估计国内和平的趋势已经确定,无疑是给中原部队描绘了一个美好前景,以便让他们安心留下。因此,我们多年在鄂豫皖奋斗的成绩必须保持,也可能保持。所谓,主力之一部应该转移,有力之一部必须坚持,也就是,主力可以转移,但是,又必须留下主力。这明显是一个自相矛盾且无法执行的命令。
中原军区的部队之所以不得不转移,一个是财政困难,另一个是周边有国军的重兵驻扎。国军的存在让共军无法随意征粮征税,财政困难无法克服,而国军强大的火力让中原共军主力不敢分开作战。正是考虑到这个现实的困境,中原军区才计划6万主力全部转移,当地只留下几千人的游击队。若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主力分成两个部分,留下的部队,兵力更加不足,难以长久坚持;转移的部队,兵力太少,难以过关斩将。这个决定所预示的注定失败的前景,让哪一部分人马都会心神不安,军心不稳,后果极为严重。即使是这样,他们却依然不得不顺从毛泽东。12月31日中原局致电中央,关于三国外长会议后,中央指示我们坚持原地区的电报收到,中原局当日讨论决定,王戴部全部转移,原五师和三五九旅留下坚持。这个计划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思作出的,也就是李先念留下,中原军区的主力留下一部分。中原军区的这个计划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1946年的1月6日,李先念率领由新四军五师和359旅组成的中原军区第二纵队,按计划从平汉铁路西边进入平汉铁路东边的光山、经扶一带,两天后,1月8日,王树生、戴季英领导的中原军区第一纵队前来汇合。就在这个地方,李先念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竟然指令他们在此休整两天。而这个地方距离新四军军部地区,仅仅只有5天的行程,可毛泽东又一次拖延时间,让他们到底也没能跨过这5天的行程。也就在1月8日这同一天,中原局致电中央:由于最近停战有很大可能,又由于部分主力到华北、华东的路线没有把握走通,我们已决定全部留原地坚持。
中原局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不允许主力全部撤离。而主力一旦分成两个部分,哪一部分都有些兵力单薄、单独行动都没有把握,就连原本计划转移的王树生所部也不敢转移了,只好一起留下来。或许,这正是毛泽东所要的结果。李先念后来说:“如果不是为了牵制敌人,当我们结束了桐柏战役后,部队一直向东走,最多5天就可以到达苏皖解放区。那时跟在我们后面的国民党部队只有一个军,打过去毫无问题。”(《李先念文选》P450)然而,毛泽东绝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
1月9日,中央致电中原局:停战谈判已有结果,命令可在日内下达。停止东进北上的计划、在原地坚持是对的。望你们在最近一星期内,计划控制较大的地区和若干城镇。以便在停战时刻到后,能有较大地区立足及生存。因为在停战后即不能再作战,只能在对方进攻下自卫,且不允许部队调动了。中央的这封电报特别表示在原地坚持是对的,并要求中原军区立足于原地抢地盘。从电文中可以推断,中原局决定停止东进、在原地坚持,一定是为了迎合毛泽东的意思。只是,他们大概没有考虑过,停战之后就再也不允许部队调动,更没有想过,部队不能调动,意味着什么。
1946年1月10日,国共正式签署《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双方统帅部下达停战令,规定,从1月13日二十四时起,国共双方停止一切战斗行动。从1月9日毛泽东下令抢地盘,到13日停战令生效,只有4天时间。这也就是说,即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刻采取行动,控制更多的地方,中原军区的部队最多也只有4天的时间,这个情况显然超出了李先念等人的预料,这等于让中原军区的部队在行军过程中突然停了下来,重新开始部署和建设根据地。前边我们说过,中原军区的第一、第二纵队已经离开原来的驻地来到光山、经扶西部汇合。他们是准备继续行军和战斗,所以,部队比较集中。他们并没有做好扩大和守卫根据地的准备,更没有做好分散驻扎的部署。结果,停战令开始后,中原部队数万人被困在了一个很小的地方,连粮食都难以保证。为了严格执行停战协定,中央于1月11日特地发电报命令中原军区部队,务必于13日24时前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谨守防地。
我们回过头来看,双十协定签署之后,毛泽东给中原部队发出过多份指令。先是要求中原军区部队必须全部留在原地坚持,在部队陈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之后,最终同意他们向新四军军部方向转移,但是,却要拖到一个月之后才能行动。而且,十天不到,毛泽东又发出新的指示,要求李先念和一部分主力留下。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李先念率领主力达到光山、经扶一带后,还指令他们休整两天。若不是这样拖延时间,部队继续东进,哪怕来到安徽金寨、六安一带再停下,尽管还在大别山区,还坚守着鄂豫皖根据地,但已经比较靠近新四军军部地区,那在战略上就主动很多。日后突围的话,也比较容易得到陈毅、粟裕所部的接应。
自始至终,中原军区领导都在以含蓄、隐忍的方式表达着求生的愿望,但迫于毛泽东的淫威,他们还是一步步走向绝境。显然,毛泽东根本就不想让中原部队完全摆脱国军的围困,不希望中原部队靠近苏北根据地,而是在不断的耍手腕,软硬兼施,连哄带骗,将中原部队滞留在原地。结果,停战令突然下达,中原军区主力部队被困在了一个狭小山区,成为深陷重围的一支孤军。
1月13日,停战令开始执行的当天,严重的困难便立刻出现了,那便是出现了没有饭吃的问题。人人都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个问题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毛泽东应该很早就清楚。军队移动时,可以随地征粮,还不怕没有饭吃。但是,大部队一旦被固定在一个狭小的地方,很快就会把当地的粮食吃光。在一些贫困的地方,这个问题尤其严重。当天,李先念、郑位三致电中央,报告说,我处不仅给养困难,没有饭吃,而且,近两个月来向地方富户借粮借款为数颇大,加之破坏纪律很严重,因此,请求中央播给一笔款子。
这封电报实际上告诉毛泽东,他们把当地已经压榨光了,所谓“破坏纪律很严重”,意思就是已经到了抢、都没的可抢这个地步了。短短几句电文,传递的信息有多么恐怖骇人。桐柏山、大别山那一带原本就极为贫困,中原军区部队数万人马先从路西来到路东,又从路东突向路西,对当地百姓简直就是一场劫难。所谓借粮借款,不过是敲诈勒索的客气说法。富户被敲诈,或许还能生存。至于穷苦百姓,被抢走粮食,就只能自生自灭了。有位老人曾跟我讲起,他的表弟就是中原突围的亲历者。部队被打散,表弟走进一家农舍找吃的。看到一个女人呆坐在门前,像石头一样毫无反应。表弟直接进屋、掀开锅盖,看到锅里煮着一个小孩的脑袋。当地百姓的真实情况若非亲历者,根本就无法想象。
1月14日,李先念、郑位三以万万火急电报告诉中央,我军数万人处于经扶、光山、罗山、礼山四个县之间狭小地区,战争尚未停止,财政给养朝不保夕。而且,年关迫近,地方上不便筹粮筹款。中央回复,可以给一部分钱款,但你们自己还需设法筹款,不能完全依赖外援。1月16日,郑位三、李先念等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从光山县南部转移至礼山县宣化店。中原局、中原军区就这样来到宣化店,这是原来没有预计到的。
这里,有必要说一说当时国民政府的立场,说一说为什么蒋介石不允许中原共军转移到其他地方。当时,刘邓所部正在山西、河北和国军作战;陈毅、粟裕也在安徽江苏和国军作战;林彪所部在东北更是在全力和国军争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原军区这六万人马离开现在的位置,无论是与陈毅粟裕所部汇合,还是靠拢刘伯承所部,当地的战局都会对国军更加不利。国民政府尤其担心的是,共军再抽调部队进入东北。李先念多次提出要靠拢新四军军部,到苏北根据地。而国民政府认为,苏北毗连鲁南,鲁南是窜扰东北之基地,当然就不会同意中原军区部队转移至苏北地区。为了防范6万中原共军主力投入其他战场,国军在中原地区部署了大量部队,把共军困在原地。蒋介石大概做梦也想不到,毛泽东也想把这支部队困在原地。
被困在宣化店之后,几乎每隔三五天,郑位三、李先念便电告中央,财粮极为困难,部分部队已经断粮。请求毛泽东同意他们迅速转移,如果不能合法转移,便非法转移。而毛泽东则一再表示,要继续坚持,要争取合法转移,不到最后,不要非法转移。并特别警告他们,在非法行动前,必须先得中央允许,不可冒然行动。
3月15日,李先念和郑位三主持中原局干部会议,研究中原军区部队如何战胜困难摆脱困境,这是中原共军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根据时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委戴季英的回忆,会上,中原局书记郑位三作了“各逃生路”的政治报告。他在会上讲了八条:一,军队打不了;二,民力养不活;三,民主赶不上;四,合法他不准;五,非法又不行;六,美蒋联合力量大;七,困难在增加;八,革命高潮还未到。郑位三的这番话,基本上反映了中原部队的真实状况和真实处境。
前面我们提到,中原军区的部队来自多个系统,还没有能够进行整合,作战能力受到限制。特别是李先念本人,又长于政治,而短于军事。毛泽东曾经答应把李先念在四方面军的搭档程世才派往中原军区。程世才是四方面军的著名战将,曾经是西路军主力红30军的军长,李先念担任他的政委。那时,程世才只有23岁。只是,程世才却始终没有成行,而是在最关键的时刻,被调至东北,成为林彪的下属。李先念还曾请求毛泽东派徐向前来指挥中原部队,也没有能够实现。由于中原军区部队缺乏一位得力的军事指挥者,导致这支数万人的部队始终没有起色,无法在和国军的交战中获得胜利。这大概也让郑位三感到十分悲观,也就是军队打不了,打不赢。值得注意的是,郑位三还提到,合法他不准,非法又不行,这其实说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合法转移,蒋介石不同意;非法转移,毛泽东不同意。一向无法无天的毛泽东却坚持让中原军区部队合法转移,其实,就是不想让中原部队转移,就是要置中原部队于死地。可以想象,郑位三肯定早已明白了毛泽东的意图,早已经意识到了中原军队的命运,很多话,郑位三只能点到为止。
事实上,这次中原突围,最核心的人物就是郑位三和李先念。郑位三是湖北红安人,李先念的同乡,红军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曾任鄂豫皖根据地人民委员会代主席,红25军政治部主任,他在鄂豫皖地区和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在东方红、太阳升出现之前,“董必武、郑位三,领导人民把身翻……”这首歌谣,就已经在那一带流传。抗日战争时期郑位三担任过新四军四支队政委、新四军二师政委,1943冬,中共中央派郑位三以华中局代表名义来全面领导豫鄂根据地的工作,他的任务是“肃整”、“改造”新四军五师。当时中央认为新四军五师发展太快,根据地不巩固,五师机要机关有敌人奸细打入。郑位三上任伊始就与李先念等领导整风运动,只是,郑位三却没有整人。为此,五师上层干部对他心存感激。值得一提的是,郑位三曾经单独对李先念说,要接受新四军四支队司令高敬亭被杀的教训。
高敬亭也是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在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鄂豫皖根据地,在与中央失去联系、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困境中, 重建了红28军。三年游击战中,是南方8省14个游击区中惟一保留军、师建制的红军队伍。新四军成立后,高敬亭领导的这支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也是新四军中人数最多的一支部队。毛泽东因为忌惮张国焘,所以对高敬亭的一举一动都十分关注。最终,高敬亭被中共、新四军以“反党、反中央、反革命”的罪名处决了。当时是1939年,这支部队在名义上接受国民政府的统帅,处决高敬亭时,也经过了国民政府的批准。只是,在当时,反党、反党中央这个罪名只有毛泽东有权可以定罪。在处决高敬亭之前,新四军曾经连续三天召开军人大会,批判高敬亭,并在大会上,宣布了高敬亭一大堆罪状,都被高敬亭一一否定。其实,高敬亭作为张国焘的旧部,他的命运早已注定,无论怎么分辨都不会有作用。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组建与发展》一书,公开了一些档案资料和高敬亭战友的回忆文章,对高敬亭的生平和被杀害的经过,有比较详细的说明,高敬亭的战友、前中共副总理方毅、高敬亭的妻子都对高敬亭以反党、反中央的罪名被杀,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需要指出的是,红军长征结束后,多位四方面军的重要干部被杀害,也只有四方面军的干部多人被杀害。其中,就有和李先念一起九死一生到达新疆的西路军战友、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红5军军长黄超。他们之所以被杀害,就是因为被问到去延安还是去苏联的问题时,回答要去苏联,也就是想去苏联申述西路军的遭遇。李先念因为选择去延安,而侥幸存活下来。此外,还有四方面军回民支队司令员马良骏等一批四方面军将士在延安被处决。至于被杀的高敬亭,李先念和他的关系极为密切,二人曾经睡过一个铺,是无话不说、同生共死的战友。毛泽东曾经向李先念问过高敬亭的情况,并准备让李先念担任高敬亭的参谋长,只是因故没有成行。后来,李先念带领新组建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及随行干部共160余人深入江汉一带。在此基础上,创建了新四军5师和中原根据地。经历了西路军惨败后的磨难,李先念自然是格外谨小慎微。虽是如此,当李先念所部在鄂豫皖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时,延安竟然有传言,说四方面军某些人贼心不死、招兵买马。在毛泽东一再要求部队要全力发展的时候,新四军5师却被告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巩固”,而且,中央派原新四军2师政委郑位三前来进行整顿。郑位三提醒李先念,要接受高敬亭被杀的教训,李先念一定是胆战心惊。事实上,在中原部队前途的问题上,李先念对毛泽东绝对是唯命是从。他应该清楚,稍有不慎便会有杀身之祸。毕竟,他现在手握数万人马,比高敬亭更加引人注目。
就在中原部队备受煎熬的时候,1946年的4月中旬,林彪指挥的共军和国军在东北进行了一场自抗日战争结束以来,空前惨烈的战斗,这就是四平战役。毛泽东为了控制长春、哈尔滨这两个东北的重要城市,要求林彪死守四平,把四平变成马德里。马德里保卫战发生是在1936年的一场著名的战役,共产国际组织国际纵队参加了这场西班牙内战,其惨烈程度,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罕见。毛泽东要把四平变成马德里,显然是要求林彪不惜代价进行这场战斗。为此,林彪投入重兵对抗国军精锐部队,这场战斗持续了一个月,国共双方都损失惨重。最后,在国军精锐的打击下,共军的防线被全面突破,并有可能被完全切断退路。5月18日,见势不妙的林彪向中央发电要求全线撤退,却迟迟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回复。于是,林彪自行决定撤军。国军随后乘胜追击,一举占领长春、吉林以下七十多个城镇,中共在东北面临彻底崩溃的下场。当月,黄克诚曾向毛泽东电告,“由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部队人员消耗已达一多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新兵,但战斗力已削弱。”“东北已不可能停战,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向东北调动”。(《黄克诚军事文集》 P414)据说,苏联方面也向毛泽东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在林彪所部进行四平战役的同时,1946年5月,中原军区部队的处境已是举步维艰。国民政府斥责中原共军假借运补、四处渗透,不断扩大江汉军区,威逼武汉,情势愈加复杂。国军为限制其扩张,形成全周包围之势,(国民革命军战役史 第五部 393页)也就是把中原共军严密包围起来。5月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至电中原部队: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在原地打几仗,不轻走,以免中敌挑拨之计和自取困难,万不得已向西突围方针甚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 P197)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分明就是对李先念、郑位三等人的严厉警告。如果轻易离开,那便是中了敌人的挑拨之计,其后果可想而知。而且,万不得已突围,还要向西,而不是向东靠拢新四军军部。毛泽东强行将中原军区的部队滞留在豫鄂地区,可谓一举两得,一方面,可以吸引一大批国军,减轻东北战场的压力。另一方面,迫使这支和原红四方面军渊源极深的部队和国军拼死一搏,同归于尽。
6月21日,中原局再次请示中央,要求月底实施主力突围计划。其中说到:国民党军队对我边区的包围、封锁已愈益加强。我区局势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如果待敌部署完毕,正式向我进攻时再突围,在战略上战术上都处于被动地位。我们认为如不突围,今后更困难。两天后的6月23日,在中原军区部队被困绝境八个月之后,似乎终于等来了毛泽东的网开一面。毛泽东回电:二十一日电悉,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并保机密。这个时候,中原部队已经处在重兵包围之中,身陷绝境,想求生存已经不容易了。若是早点知道生存第一,中原部队何至于走到这步田地。
原来,进入6月以后,毛泽东已经决定在关内另辟战场,来减轻东北共军的压力。毛泽东先后向中共各大战略区发出指示,让他们做好国共彻底破裂、全面开战的军事部署和准备。6月19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贺龙、李井泉,聂荣臻,发出指令,准备对付蒋介石大打的作战部署,同一天,还致电陈毅、舒同,准备对付蒋军对胶东苏中的大举进攻;6月22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和陈毅、舒同,就全局破裂后太行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发出指示。6月23日,致电贺龙、李井泉和聂荣臻、指示他们准备采取军事行动,先攻怀仁等地然后相机夺取大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 P275——291)毛泽东同意中原部队突围的时候,早已经基本做好了全面开战的部署。然后,他才放手中原军区,让他们首先向国军开火。只是,这个时候国军已经基本上控制了中原一带所有的战略要地,用武力突围,已经没有成功的可能。
1946年6月25日,李先念、王树声等违背停战令率领部队离开防区,分两路向国军发起攻击,全面内战正式爆发。其中一路人马,李先念和王震率领中原军区和第二纵队强行转移,一路上和国军激战,随后,李先念、王震又分开行动。另一路人马,王树声率领第一纵队突围。在夺命而逃的路上,立刻暴露出了中原军区部队的致命缺陷:部队缺乏足够的整合、缺乏统一的指挥,完全按照原来的体系,自逃生路,各自为战。王树声所部经过多次血战,部队伤亡死伤无数。王震仅仅带领359旅几百残兵回到延安,随王震所部一起行动的中原军区干部旅被抛开,4000多名地方干部损失殆尽。李先念冲出包围圈后,他所率领的主力部队,只剩下一千多人。李先念属下第二纵队担负后卫的一个团与主力失散,李先念非常倚重的干部、2纵副司令周志坚找到这支部队后,带领部队一路转战,战至最后他身边只剩一个警卫员。留在原根据地掩护中原部队主力突围的第2旅,因为在大别山停留了数月之久,部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几乎全军覆没。中原部队强行突围后,成建制保留下的部队,只有第一纵队的一个旅,这个旅的任务原本是扮作中原军队的主力,吸引国军的注意力,掩护中原军区大部队转移。然而,这支人马后来却顺利向东突围,成建制进入新四军军部地区。
在这场战役中,中原军区损失惨重,伤亡三万多人,数十位县团以上干部阵亡。李先念经过多年惨淡经营的新四军5师的五万多主力,经过中原突围,溃不成军,战后收拢各残部,仅剩七千多人。中原军区不仅根据地完全丧失,其指挥体系也彻底解体,为国共内战中共作战史上唯一一例。这次大战之后,李先念也离开了军队,此后也一直夹着尾巴做人。
中原军区9个旅、6万多主力部队滞留在鄂豫皖根据地,固然可以吸引大批国军。只是,牺牲自己数万人马,来吸引敌人,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关键是,这样做,并没有任何必要。可以对比的是,在抗战胜利后,刘伯承所部主力也不过3万多人;粟裕所部通过大量升级地方零散武装也只编了四个纵队,5万余人。如果能让中原军区这数万人马摆脱被动处境,主动作战,不仅同样可以牵制敌人的力量,还有可能消灭敌人。这正是国军方面最担心的事情,所以国军才部署重兵加以包围。而毛泽东强行将中原军区的部队滞留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地区,就是让这支部队陷在围困之中坐以待毙。
中原突围后,原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高级干部大多都辗转来到延安,组织学习。刘少奇、任弼时明确讲到中原局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是非常严厉的指责,也是非常可怕的定性。这显然不是刘少奇、任弼时个人的看法,而是中共中央的结论,是毛泽东对中原军区这次行动的结论。他们认为中原部队牺牲的还不够惨烈,牺牲的还不够坚决,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牺牲中原军区的数万军队,来牵制国军,为东北战场减轻压力。但是,毛泽东却并不想公开承认中原军区部队的功劳,相反,还要落井下石,污名化中原部队。
关于中原突围,中共官方出版的《李先念年谱》和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原突围记事》都披露了不少毛泽东和中原局之间的电文,这些无疑是后人了解这场战斗最重要的资料。只是,中共当局披露的档案文献,基本上都是有目的的,往往是有选择的公开、有选择的隐瞒,外界并不能看到完整的相关文献和档案。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些资料需要仔细地分辨。否则,就可能被误导。
有资料说,毛泽东曾经致电周恩来:五师的部队如能在中原地区牵制敌军30万人,以利我军在东北展开,五师的部队无论遭受多么大的损失,对全国战局也是很大的胜利。(《中原突围史》中共信阳地委 P93-94)毛泽东是否有这样的电报,是否这样告知李先念和中原军区,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另外,王震后来曾经说,他受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委派,于1946年3月到延安请示行动方针。毛泽东要求中原军区部队,完成牵制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任务,并要准备作出重大的牺牲,即使是全军覆没,也要保障战略全局的胜利。真实情况究竟怎样,也很值得推敲。假如毛泽东真的如此肯定中原部队付出的牺牲,那么,中原军区内部就不应该再相互埋怨和指责。事实上,原中原局还在山西晋城召开过团以上干部会议,结果,为这场战斗的失败相互指责、争吵了两个月,都无法收场,只好不了了之。这足以说明,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没有给予中原突围正面评价。
此后,李先念曾经请新四军军长陈毅对突围后的中原部队做过一次讲话,以图重振部队的士气。陈毅说:“有人说中原突围是个错误,部队受了损失……我说这叫岂有此理!前不久,在延安干部会上,有位中央领导同志讲,中央是准备牺牲你们的,包括李先念、王震、王树声同志在内,现在你们胜利突围,保存了主力,保存了干部,还开辟了新的根据地,极大地援助了兄弟解放区的作战,为夺取全国胜利起了重大作用,这是错误吗?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不管怎样,陈毅的话道出了一个事实,毛泽东确实准备牺牲中原部队,牺牲李先念、王震、王树声这些人。
战争中的牺牲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从战略上牺牲某一支部队,而保全另一支部队,则反映出了决策者基于亲疏关系的个人算计。此次中原战役,毛泽东亲自布局,让中原军区部队李代桃僵,承担巨大牺牲去保全他在东北战场上的嫡系。更歹毒的是,毛泽东还要置中原部队于死地,想借刀杀人,彻底根除这支部队。因为这支部队和红四方面军有关联,和张国焘有关联。一年多以后,1947年8月,毛泽东故技重施,又逼迫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让他们陷入绝境。而刘邓大军正是红四方面的部队改编而成。毛泽东知道他对四方面军做下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他担心,这些人一旦有实力、有机会,就会报复他,所以,他对这支人马格外防范、格外狠毒。关于这段历史,我曾经制作节目《毛泽东难逃张国焘阴影 逼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请有兴趣的朋友移步观看。
纵观毛泽东控制了中共军队的指挥权以来,从西路军、到中原突围、再到千里跃进大别山,这几次重大失败和挫折遭到牺牲的部队,无一例外的都是原张国焘属下的红四方面军的人马,这难道还不能反映毛泽东的阴暗内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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