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拥兵隔岸观火

朱德旧袍泽身陷死地 2021.01.15.701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内的各个地方势力迅速捐弃前嫌，积极投入抗战。不仅位居华北的西北军、东北军、晋军各部奋起抗战，就是大后方的云南、四川还有广西都派出了自己的子弟兵参战。此前，这些地方完全是自成体系，仅仅是在表面上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但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都以民族大义为重，浴血抗战。同时，一直试图用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中共也发表了《共赴国难宣言》，表示愿意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之下为国效命。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的统辖。当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共三个师，4万余人。

战争爆发后，由于中国国力衰微，军队装备简陋和训练水平不足，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还是无法阻挡日军的攻击，只能边战边退。很快，华北的主要城市都被日军占领。就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抗击日军，国民政府严令坚守在华北的国军不得撤到黄河以南。与此同时，改编成八路军的中共军队，利用战争空隙迅速扩大起来。只在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已经达到了40多万人，并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建立中共的根据地，阻止中央任命的政府官员行使权力，禁止国家的法定货币流通，自行收税，自主扩军，形成了新的割据势力。尤其恶劣的是，中共依仗实力违抗国民政府的命令，攻击留在华北进行抗战的国民党部队。在1939年夏天，八路军集中了120师主力一部，129师的冀南部队，以及115师的一支部队，将受国民政府指挥的河北民军万余人予以歼灭。1940年2月，中共动用了三个军区共25个团数万兵力，打垮了国军69军，歼灭一万多人。1940年3月，中共动用13个团的优势兵力，打垮了国军97军。同时，还部署了三个旅的兵力分割、牵制其他国军部队（《吕正操回忆录》2004、《宋任穷回忆录》2007）。前前后后，至少有10多万国军被中共消灭。不久，中共就基本上消灭了在敌后抗战的国军部队。关于这段历史，我曾经制作过一个节目，“谁说八路军没打大仗”做过介绍，请朋友们移步观看。

就在华北攻击国军的同时，1940年10月初，位于苏北的中共新四军陈毅粟裕所部集中全部力量，一举将国军89军1万多人消灭，中将军长李守维身亡，中将旅长翁达自杀，这就是所谓的黄桥战役。这是八年抗战期间，粟裕打的最大的一场战斗。此外，粟裕最著名的战例便是车桥战斗，按照中共的记录，大约消灭日军400多人。而且，就在黄桥战役之后，八路军五纵队从华北南下与新四军陈毅所部汇合，实力大曾。随即，中共又发动了曹甸战役，继续向苏北的国军发起攻击，试图彻底消灭当地的国军主力。只是，由于中共指挥不利，未能实现战役目标。但是，那里的国军和江苏省政府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而此时，在江南的新四军准备撤到长江以北，国民政府为了防止这些部队和陈毅汇合，特地指定行军路线。其中，新四军的一部按照国民政府制定的路线顺利地来到江北。而新四军军部和主力部队却遵从毛泽东的指示，抗拒国民政府的命令，依然准备和陈毅汇合，结果和国军发生激烈战斗，这就是皖南事变，时间是1941年1月。皖南事件爆发后，国民政府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的军队发生过多次混战，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西北军、东北军、川军、滇军、桂军、中央军都捐弃前嫌，共同抗日。只有中共，不顾民族大义，不断地挑起纷争。当时，中国的沿海地区已经全部被日军占领，中国的经济近乎破产，而国际社会很少对中国进行援助，国民政府就是在这样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顽强抗战。当时，苏联政府为了把日本的主力吸引在中国内地，在抗战爆发的头些年，向国民政府提供了一些军事援助。正是顾及到苏联援助在抗战中的作用，基于国家民族利益，蒋介石对中共的破坏不得不一再忍让和迁就，“谋国之心，亦良苦矣”！就在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一再声明，取消新四军番号“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在其中”。蒋介石还恳切希望中共能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与国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在中共和日军的双重打击之下，到1941年初，国军在黄河以北的唯一一处战略要地，就是中条山了。中条山位于山西省南部黄河大转弯处北岸，紧靠晋、豫、陜三省边界地区，东西约170公里，南北约50公里，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如果中条山被日军占领，黄河北岸便无险可守，日军西渡可威胁西安，南渡可进逼洛阳，故而中条山地区被视为抗日战争时期“关系国家安危之要地”。当时，国军共有16个师约15万人驻守在中条山。只是，部队装备落后，人员组成复杂，有晋军、滇军、西北军、中央军等不同体系的部队。另外，中条山是岩石山，以当时的条件，只能修建一些简单的土木工事，这种工事防御日军步兵也许足够，但难以抵抗日军重炮和飞机的打击。

日军为了夺取中条山，从1938年开始曾经先后13次进攻中条山区，但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始终未能攻占该地区。在1941年5月日军秘密集结重兵，共有6个师团，近4个混成旅，3个飞机飞行团，总兵力约10万人，志在必得。早在1940年夏季，日本大本营就推出“以全力迅速使重庆政权屈服”的策略，华北日军集结重兵应对中条山中国守军，就是这一策略的产物。另外，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联正式承认满洲国。日军解除了“北忧”，从东北调来300余架作战飞机，加入中条山作战。

战役前，中国最高统帅部从情报得知，此次日军调动兵力极多，所以，从蒋介石到中枢的其他高级将领都感到非常紧张，对中条山能否保住十分担心。由于中条山临近地区是中共的武装根据地，乃是八路军主力所在之处，因此，战役开始后不久，意识到中条山根据地坚守困难的蒋介石就多次放话要求八路军采取牵制行动，以配合中条山国民党守军作战。

1941年5月7日傍晚，日军突然从东、北、西三方面对中条山地区的中国守军发起攻击，由于中条山守军连续多年作战，十余次粉碎日军的攻击，军队当中蔓延一种骄傲懈怠的情绪，对日军的大规模进攻估计不足。而日军此次经过严密侦查和精心筹划，不仅具有压倒优势的兵力和大量特种部队，战术上也极为狠毒。首先出动伞兵突袭中国守军集团军指挥部，战斗开始不久便瘫痪了我军指挥体系，造成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然后迅速切断了中条山守军的补给线，导致守军弹尽粮绝；同时，又在战场上广泛使用毒气弹，对我军民造成重大杀伤。日军的疯狂进攻导致战场形势急转直下，守军指挥官不断请求给予援助。“大军已绝食三日，四周皆有强敌，官兵空腹血战，状至可悯，若不急筹办法，恐有溃散之虞。”

5月9日上午，国民政府军政军会议上，国民政府的军事总顾问、苏联军事使团长崔可夫将军，也就是后来的崔可夫元帅，明确提出建议，主张立即下令让八路军出兵助战，以牵制进攻日军。会议当即决定两个方案：一、令卫立煌指挥朱德作战；二、以蒋委员长名义下令并说明，日人乘我内部摩擦将侵及洛阳、潼川，八路军如尚不放弃抗战，应即加入作战。在战区司令官卫立煌致电八路军之后，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出指令要求彭德怀做出作战计划应付国内外舆论，“在太南太岳两线者战事发生时虽不是猛打，但应准备施行之；在其他区域者只做样子，不应实施”。……要彭德怀发电报给卫立煌，请其转陈重庆速发饷弹”（《毛泽东关于配合卫立煌作战问题致彭、左电》）。毛泽东在电文中，明确指示八路军不要猛打，或者只做做样子，而且借机以饷弹要挟政府，也就是逼国民政府发军饷，给弹药。同时，针对苏联军事顾问崔可夫给蒋介石的建议，毛泽东给在陪都重庆的周恩来发电，“要告诉总顾问，要他不要随便乱说。国民党至今还说我军游而不击，甚至说我对日妥协等鬼话，我们决不为这些鬼话所动”。毛泽东还告诉周恩来：国民党现已大慌，却仍想用激将法使我为他拼命。对配合作战问题，可满口答应，请其速发饷弹等。在毛泽东的眼里，抗日是替蒋介石拼命，而不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毛泽东关注的，只是他自己的实力，丝毫没有民族意识。

在中条山的东部和北部都是中共的根据地，驻扎着八路军部队，他们就在日军的背后。而且，早在一年前，延安八路军总部就正式公布：八路军正规部队已接近50万人，八路军有足够的力量支援中条山守军作战，至少，可以尽力切断日军的补给线。然而，直到战役爆发后两个星期，毛泽东还是按兵不动。对于这种在民族灾难之时隔岸观火的无耻行为，不仅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将军多次向中共代表周恩来等表示不满，就连在国统区影响极大的中间派报纸《大公报》也公开发社评，其中特别提到日军的广播宣传，八路军主力，于日军攻击重庆军时，不但始终持对岸观火态度，且出动游击队威吓重庆军侧面，并乘机解除败残军之武装，以及日军与共产军素不彼此攻击，大公报的社论还说，第十八集团军要反证这些说法，最有力的方法，就是会同各友军一致对敌人作战，共同保卫我们的中条山，粉碎敌人的“扫荡”。社论特别强调，全国同胞皆知十八集团军是抗日的，是会打游击战的，现当晋境敌军求逞之际，近在咫尺的十八集团军，岂能坐视敌军猖獗而不抗？岂能坐视国军苦战而不援？在国家民族大义名分之下，十八集团军应该立即参加晋南战役；在其向所服膺的团结抗战精神之下，十八集团军更应该立即赴援中条山。十八集团军若这样做，不但敌谣全消，忠勇大彰，而坚持团结的信条也完全做到而实践了。我们仅代表国民舆论，作热诚激切之呼吁！”（“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王云生）

另外，中条山战役爆发的时候，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不过20多天，苏联和日本都拿中国的利益做交换，日本向苏联承认外蒙独立，苏联则向日本承认满洲国。苏联的这个举动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也让更多的中国人担心和怀疑中共会追随苏联的步伐，和日本妥协，有意不配合国军对敌作战。正因为如此，《大公报》再发社论，表示：“中共不比一般人，其组织有国际性，其国家观与普通人不尽相同……苏日中立条约成立了，中共向来最信仰苏联，所以人们要知道中共今后的政策是否受苏日妥协何等影响。这种推论，本来很浅薄，然一般同胞，在这紧要关头，当然要证明中共今后是否仍在民族自卫的阵线。”此外，集合了中间各种政治势力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也由首任主席黄炎培牵头，发表公开电，请求八路军即刻出兵配合前线守军作战。然而，直至中条山战役彻底逆转，蒋介石下令部队撤离中条山为止，八路军的配合作战部署都未完成。

在强敌压迫之下，中条山守军已经山穷水尽，黄河以南的中国军队无法救援，而近在咫尺的八路军见死不救。经过大约一个月的浴血奋战，中条山地区以中国军队付出惨重代价后终告失守。

第三军军长唐淮源上将（追赠）战至弹尽援绝，自杀殉国。

第三军第十二师师长寸性奇中将（追赠）身中八弹，英勇牺牲。

第二十二师副师长梁希贤少将见全师伤亡殆尽，投黄河殉国。

第二十四师参谋长陈文杞少将率残部与日军激战中壮烈殉国。

第八十军新编第二十七师师长王竣中将，作战时壮烈牺牲。

第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中将，率残部转战至太岳山区时战死。

中央军校教官、河北民军总参议兼参谋长刘克信少将，激战中壮烈牺牲。

第六十五师师长邢清忠中将会战中阵亡。

这次战役，中国军队牺牲的将官达八位，军长以下阵亡四万多人，被俘三万多人。牺牲最多的当属第三军。第三军原为云南滇军部队，官兵多为云南南部子弟，自抗战爆发后，第三军告别家乡，远涉千里，奔赴华北前线一路抗击日军。这次战役伤亡惨重，几乎全军覆没。第三军的军长唐淮源上将和朱德是云南讲武堂的同窗好友，也是结义兄弟。毕业后，二人投身滇军，十年间，转战云南和四川，一起出生入死。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抗战爆发后的山西前线。另一位牺牲的第三军将领寸性奇师长也是朱德当年在滇军中的袍泽。

唐淮源未满周岁的时候父亲便去世了。唐家极为贫穷，母亲在艰难中将唐淮源抚养成人。唐将军侍母至孝，是著名的孝子，在中条山战役爆发之前，唐淮源将军的母亲去世，蒋介石委员长特地准许唐将军回家葬母。安葬好母亲后，唐淮源将军说，我向来以为有老母亲在，所以做一些事情都有所顾虑，今天大事已了。我这条命便是国家的，我必将与中条山共存亡。

中条山战役爆发后，第三军成为日军重点攻击目标。在和日军血战多日之后，第三军伤亡惨重，并陷入日军的重围之中。在最后关头，唐将军召集手下三位师长，说道：中国军队只有阵亡的军长师长，没有被俘的军长师长，千万不要由第三军首开其端！在掩埋唐将军遗体时，从他的衬衣口袋内捡获一张纸，上写：余身受国恩，委于三军重任，当今战士伤亡殆尽，环境险恶，总军两部失去联系。余死后，望余之总司令及参谋长收拾本军残局，继续抗战，余死瞑目矣!

相对于这些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惜牺牲的地方军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是何等的卑鄙、何等的无耻。当时，很多地方实力派比如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都和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但是，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都没有像中共那样保存实力。他们知道，抗日不是为了蒋介石，而是为了中华民族，是为了千千万万个中国人。

在中条山战役爆发后，毛泽东一再向国民政府要钱要弹药。事实上，中共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国民政府按照编制向八路军提供了巨额的军饷和弹药。只是，中共并没有把这些弹药都用来打击日军，而是尽心保留下来打内战，在中共自己出版的《解放战争时期过渡阶段军事斗争》一书中，就清晰地记载着，在抗战刚刚结束后，中共在上党地区发起了对国军阎锡山所部的攻击。为了保证部队的弹药供给，从抗战初期卫立煌将军拨给八路军、并且一直珍藏着的几千万发子弹中拿出500万发交付部队。甚至可以怀疑，就是在抗战期间，中共大规模歼灭留守在华北的十几万国军所使用的弹药，极有可能也是国民政府提供的。

有体制内的学者替毛泽东辩护，说皖南事变发生不久，国共关系已经严重恶化，双方还严重地互不信任，所以，毛泽东不愿意派兵援助。问题是，当年红军接受改编的时候，此前双方不是一直都在进行战争吗？从五次围剿到长征，国共从来没有停止过厮杀，就是在那样的状态下，毛泽东和中共不是承诺要共赴国难吗？在红军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共大叫要服从国民政府，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然而，等红军羽翼丰满，拥有将近50万重兵之后，便破坏抗战，甚至公开攻击国军。事实证明，毛泽东和中共从来就没有准备要共赴国难，而是要利用国难一逞奸计。在毛泽东和中共高调宣扬“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时候，在中共内部却明确地说，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毛泽东是希望，在抗战中那些爱国的国军将士流尽最后一滴血，然后，由他来坐享天下。事实上，中共恰恰就是以牺牲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代价发展壮大的。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曾经记录了1937年8月20日的洛川会议内容，这是抗战爆发后，中共高层讨论抗战策略的重要会议。张国焘写道：毛泽东认为日本军事实力远胜中国，抗战绝无幸胜之理。前此中共强调武力抵抗日本，并不是认为就此可以打胜，而是为解决国内矛盾所必需。

毛泽东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1959年7月，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违逆了毛泽东，让毛泽东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彭德怀因为当年指挥百团大战的事情，再次遭到了严厉指责。谈及那段历史，毛泽东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详细情况可以看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李锐是旁听者之一。

中条山战役五个月后，毛泽东对中共军队发出指示：“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那就是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不惜采用最卑鄙的手段，也要保存实力。所谓“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实际上就是与日军勾结的委婉表达。

八年抗战，拥兵百万的毛泽东，除百团大战外，没有对日军发起过一次有规模的攻击。在中条山战役中所作所为就是毛泽东面对民族危难时刻的真实坦白，也为隔岸观火这一计谋提供了一个最卑鄙的实例。

原图链接： https://xiaominzhixintupian.blogspot.com/2022/09/202101157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