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与毛泽东

只缘才高遭忌恨  竟成中共大恶人 2026.09.08.8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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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年的9月9日，毛泽东就已经死了整整五十年了。他的很多罪恶已经被揭露，然而，他的画像依然还挂在天安门城楼，在中共的党史里，他依然还是伟大的政治家，依然在以他的是非为是非。当年，为了神话毛泽东、确立他的统治地位，中共党内的其他领袖大多都被打成反面人物，其中有些人直到今天依旧遭到污蔑，历史真相依旧被掩盖。

王明，就是这样一个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反面人物，头顶左倾冒险、右倾投降、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大帽子。其实，王明以其才气和学识，尤其是熟读马列著作，而名动一时。他之所以成为中共党史上的反面人物，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的存在本身就让毛泽东十分忌惮；作为“莫斯科派”的核心人物，他虽然只是一介书生，却比拥兵十万的张国焘，更让毛泽东忌恨。最终，他被毛泽东用尽心机打败，成了中共党史上最重要的反面人物。毕竟，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而王明是一个失败者。

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的一个小镇子上，自幼聪慧异常，5岁时便随父识字，后进私塾读书七八年，打下了坚实的旧学基础。14岁时，得到当地乡绅的接济，进入新式小学读书，15岁离开家乡到外地求学，在武汉读书时加入中共。后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王明因为俄语流利，学习成绩优秀，能言善辩，而引人注目，后来成为校长兼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的翻译。1929年，王明回到中国，时年25岁。起初，他只是区委宣传干事，接着是党内刊物的编辑，然后，成为中央宣传部的干事。一路走来，显示出他在理论上的优势。曾在延安担任过新华通讯社社长的李初梨，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纪事”一文中提到，担任中央要职的李立三说王明是“全党有名的理论家”。当时，大权在握的李立三极为讨厌王明，因为，王明是立三路线的反对者。但是，他也承认，王明是理论家，李立三虽然霸道，却很诚实。

王明确实有见解，有理论，但并没有机会形成什么路线。常常与所谓“王明路线”连在一起的，是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远东局指导下，中共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新确立的中央政治局在1月10日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常委，下面还有三位候补常委，再下面是包括王明在内的政治局委员。此前，因为王明的突出表现，他已经被推举代理江南省委书记，而江南省委管辖江苏、浙江、上海、安徽等地，极为重要。这次会议，王明成为政治局委员，也算是顺理成章。据杨奎松在“王明上台记”一文中披露，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前的预备会议上，王明表示谦让，不同意自己做中委与政治局委员。而总书记向忠发则明确表示，王明在理论上有进步与发展，工作上也显示出有相当的经验，增加这样的同志，才有助于加强中央指导的力量，在会上，有类似看法的人，并不只是向忠发一人。

此外，杨奎松还披露，主持四中全会的国际代表不是米夫，而是一个德国人，而且，会上没有人把矛头对准王明。王明进入政治局，没有人提出异议；倒是在与会的二十多个委员中，有六人反对周恩来进入政治局。周恩来年谱记载，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王明为候补常委，被周恩来所阻挡。（《周恩来年谱》 205页）。按照公开的党史宣传，王明是共产国际强行扶上台的，这显然和事实有很大的不同。由此，王明遂被正式任命为江南省委书记，负责地方工作。可以看出，在政治局的金字塔中，王明上面至少有三个常委和三个候补常委，他距离顶端还很远。只是后来，有人去职，到3月末，张国焘又前往鄂豫皖根据地，王明这才成为候补常委，进而正式递补为常委，介入中央的工作，同时继续担任江苏（江南）省委书记。王明真正调入中央工作，是在6月下旬向忠发被捕死亡之后，这时，他才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时，中共高层的人事变动剧烈，不断有人被捕、有人脱党，有人调离，王明最后成为中共的核心人物，完全是机缘巧合。面对中共叛徒的指认和国民政府的追捕，党内知名人物根本就无法开展工作，甚至难以在上海生存。最终，王、周二人也奉命离开上海。在这种情况下，博古、张闻天这些外界不熟悉的新人被选择主持临时中央，他们上台同样有很大的偶然性。

就时间而言，王明进入政治局不过八个月，成为常委还不到半年，正式调入中央，只有三个月。之后，便被派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书记处候补书记、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成为共产国际的领袖之一。王明在中共最高层任职的时间极为短暂，可想而知，他的影响也极为有限。在共产国际的那些年，才是王明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主要的成就是在共产国际，获得斯大林的赏识，也是在共产国际。那位赏识提携王明的米夫，后来反而成了王明在共产国际的下属。也就是说，王明那时的后台，早已不是米夫，而是共产国际领袖季米特洛夫、而是斯大林。可以想见，如果不是才华出众，远见卓识，王明不可能成为共产国际的领袖之一，并获得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赏识。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下属的支部，共产国际在中共的崇高地位，无疑提升了王明在中共内部的名望。

然而，王明虽然名望很高，人事基础却相对薄弱，尤其在中共内部缺乏坚实的人事关系网络，而且，王明似乎也不重视、不善于经营人事关系。主持临时中央的博古和张闻天确实是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与王明同班，博古比王明低一届，博古曾经担任过中山大学的少共支部书记，也就是团支部书记。他们只是在一起学习过一两年，彼此熟悉而已，最多不过是思想接近。作为一个政治组织，选择思想立场一致的干部，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那才是同志式的关系。相反，基于同乡，私人关系，那才叫宗派。后来给王明加上宗派主义的罪名，根本就是深文周纳、牵强附会。

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群体，曾经担任中共领导人的盛中亮，也就是盛岳，他被外界认为属于这个群体，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一书中写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联合起来，更多的是由于他们思想立场的一致，而不是由于有任何正式的组织。而且，这一集团没有公认的领袖。”说来，王明在中山大学只是学生公社的主席，也就是学生会主席，有威望却没有什么权势。而欣赏他的米夫，是在他毕业前不久，才正式出任校长。王明毕业后，也只是担任米夫的翻译，并没有党政职务。王明在中山大学得意的时间，充其量，只有一年。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这个绰号最多只能说明，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存在着思想观点相近的一批同学，但是，远远算不上是一个宗派，不过是一群涉世不深的学生，同气相求而已。这些人一旦离开那所学校，便各奔东西了。从后来的情况看，这些人并没有明显的宗派认同。比如，在关键时刻，张闻天就没有追随博古，陈昌浩也没有追随张闻天。而且，他们都没有特别重用这个群体的其他同学。如果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有一个王明宗派，虽然牵强，庶几还有一点影子；宣称在中共内部有王明宗派，可以说，毫无根据、毫无道理。所谓的“国际派”，或者“莫斯科派”，他们唯一信服的人，不是王明，而是斯大林，以及斯大林的代理人、共产国际的领袖季米特洛夫。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地方军阀纷纷捐弃前嫌、积极投入抗日战场，红军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加入抗战军队的序列，统一抗战的大好局面初步形成。但是，对于中共能否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斯大林一直有着种种担忧。“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辩明方向、有朝气的新人去帮助中共中央”（〈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37 年 8 月 10 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这就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对王明的期待。1937 年 11 月 29 日，王明、康生、陈云等人在苏联顾问的陪同下乘苏联军用飞机抵达延安，在机场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欢迎。毛泽东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毛泽东这里提到的国际，是指共产国际，王明正是共产国际的代表。

几天后，中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由王明传达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也就是抗战高于一切，这次会议史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十二月政治局是一次极为严肃郑重的会议，它是近四年以来，第一次有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就正当性而言，中共大加宣扬的遵义会议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做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抗战高于一切，并含蓄地批评了毛泽东所主张的很多做法，但是，王明对毛泽东本人却极为欣赏和尊重。

在来到延安之前，王明和毛泽东并没有打过交道。但是，王明对毛泽东非常尊崇。早在1932年，王明便向共产国际提出，五一节在莫斯科悬挂毛泽东、朱德的相片。王明认为，中国有红军，应在国际上做宣传（《王明年谱》 231页）。1933年1月17日，王明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即《一·一七宣言》，呼吁全国各军队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王明此举，无疑扩大了毛泽东的影响，替毛泽东扬名。当时，毛泽东在党内受到排斥，已经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在莫斯科的那些年里，王明多次在重大场合中称赞毛泽东，认为他是中共的领袖，红军的领袖，对毛泽东的宣传和赞誉要远远超过对张闻天、博古等人。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史实，真是大吃一惊。当时，王明和中共中央的联系已经中断，他不会知道，博古已经下台，更不会知道，毛泽东已经进入中共最高层。同样，王明对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本人也不会知道。

王明对党内同志讲过，毛泽东在创造苏维埃与红军中是有功劳的，是中共在国际上与国内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旗帜，是党的领袖。但是很可惜的，是毛泽东只有一点实际的工作经验，多年在农村中活动，而没有能够得到理论的学习，使经验不能得到总结，提到理论的原则，同时缺乏国际的知识。在一切东西中能大众化，但是，在国际问题的分析上，常常发生不充分甚至错误。王明表示，他的任务是回国去帮助他，当毛泽东的秘书或助手（《王明年谱》259页）。王明对毛泽东的评价，客观公允，充满善意。

如果说，到延安之后，王明对毛泽东的颂赞，或许有言不由衷的地方，那么，身在莫斯科的王明并没有讨好毛泽东的必要，而是真的欣赏毛泽东。创建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对于中共的发展和壮大有决定性作用，对日作战，也需要毛泽东，这应该是王明推崇毛泽东的重要原因。同时，王明也非常清楚毛泽东的弱点，知道毛泽东缺乏理论知识和国际视野，而这正是王明的长项，因而，他想帮助毛泽东、成全毛泽东。只是，他对毛泽东的阴险毒辣，显然知道得很少，更不会知道，毛泽东唯我独尊，严重的帝王思想。

王明生活平顺，经历简单，近20年的时间，几乎是出校门，进校门，难免缺乏社会经验。对比惯于玩弄权术的毛泽东，王明显然单纯得多。出席12月政治局会议的12个政治局委员，只有刘少奇支持毛泽东，其他的委员，包括彭德怀都认同王明的主张。假如王明真的有野心，他应该笼络曾经在苏联一起工作和学习的康生、陈云以及博古、凯丰，特别是要支持张闻天，抑制毛泽东，而不是支持毛泽东，弱化张闻天。这样，王明才有机会，主导中共。可以说，以他共产国际的背景和威望，王明也确实有机会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而且，曾经在苏联和王明一起工作和学习过的委员，几乎占了政治局的一半。和毛泽东相比，王明有很大的优势。可是，到延安之后，王明并没有这样做，更没有提拔其他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成员。相反，王明对毛泽东极力称赞，以至于让张闻天深为不满，认为是在暗中打击他这个总书记。张闻天和王明关系的恶化，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同时，王明对毛泽东的称赞，也一定会影响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态度和选择。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有十六人组成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项英、刘少奇、康生、陈云、邓发、凯丰。据张国焘回忆，这份名单事先得到斯大林批准，由王明在会议上宣布。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提到，在王明拿出这份名单宣布后，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放下心来，他要试探一下王明。毛在会上“极力推崇王明为中共中央领袖，……力主将王明名字列入第一名”。王明则竭力表明，他提这份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思（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3 册，424－425页 ）。而名单上的这些人，此前都曾经是政治局委员，或者候补委员，并没有王明提名的新人。当时，中共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全力抗击日本的侵略，而毛泽东是红军的创建者，以军事领袖著称，这或许是斯大林推举毛泽东为主要领导的重要原因。但是，当时并没有确立毛泽东为中共的总书记，而是由几个常委集体领导。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就已经准备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新的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定成立由25人组成的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为书记，“书记”应该就是秘书。这个名单也应该得到过斯大林的同意，代表了斯大林对今后中共高层权力格局的设想——毛泽东当家，王明出主意。同时，这也符合王明个人的意愿——给毛泽东做秘书。只是，毛泽东要的是惟我独尊，这样的权力格局毛泽东肯定不能接受。不难想象，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王明共产国际代表、上帝代言人的角色，居高临下的姿态，一定深深地刺激了毛泽东。更何况，在重大政策上，政治局成员几乎都认同王明，批评他毛泽东。在这个时刻，王明就已经成为了毛泽东的头号敌人。显然，斯大林低估了毛泽东的野心，王明更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他想尊毛泽东做中共领袖，他来辅佐，可毛泽东不仅要做伟大领袖，而且还要做伟大导师，所以根本就不容忍王明的存在。虽然，面对来自莫斯科的巨大压力和政治局内的一致批评，毛泽东在表面上不得不做出退让和妥协，暗地里，却正在为彻底打败王明寻找机会。

正如前面提到的，王明这次回国的主要使命，便是监督和强化中共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执行。所谓抗日统一战线，最重要的便是和国民党、蒋介石联合，王明可能是第一个提出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中共领导人，这应该是斯大林看重王明的重要原因。需要说明的是，王明抗日是为了中国，而不是为了苏联。只不过，抗日刚好符合斯大林的国际战略，符合苏联的利益，因而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

日本关东军1931年发动9.18事变，用了128天，全部占领了几乎是当时日本领土两倍的东三省。1933年初，在莫斯科的王明便为中共撰写了《全国军队共同抗日宣言》，要求全国的军队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希特勒还没有正式上台，斯大林不可能想到，苏联会遭到德国的攻击，更不可能想到，为避免两面作战，需要利用中国来牵制日本。而这个时候，王明就在考虑和国民党蒋介石联合抗日了。这一年的秋天，中国共青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黄药眠即将返国，王明让他口头传达指示给中共上海中央局，提出中共应在战略上实行转变。王明说，我们同蒋介石的反动军队打了好几年了，现在看来，他们消灭不了我们，而我们的力量目前也消灭不了他们。长期这样打下去，就会使日本帝国主义有机可乘，他们已经占领了东三省，现在正在逐步侵占华北。很明显，这样打下去对中国人民不利。所以现在要改变一下策略，就是要同国民党妥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黄药眠口述自传》193页）。王明的思想固然受共产国际政策的影响，可是，也有他个人的思考，走得比共产国际还远一些。可惜的是，王明的这些指示，总书记博古等人并没有接受。

1935年，王明再次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赞许，在巴黎《救国报》上公开发表，这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提出：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岐，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毛泽东也曾经和地方军阀建立过攻守同盟，只是，那不过是从纵横家学来的阴谋诡计，彼此只是为了保存实力，而毫无民族大义，也没能使中共和红军真正摆脱困境。

“八一宣言”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蒋介石后来特地派驻苏联的武官邓文仪直接和王明接洽，商谈国共合作抗日。邓文仪是王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他告诉王明，蒋介石看过王明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文章，十分赞赏，并决定与中共开始谈判。王明表示了谈判的意愿，并进行了初步的洽谈。同时，王明也明确提出，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均在国内，因此，两党谈判应当也只能在国内进行（杨奎松 抗战前夕陈立夫赴苏秘密使命失败及原因）。由此可知，王明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共的领袖，更没有越俎代庖。此后，国共在国内开始了接触和谈判。当时，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只剩下几千残兵，困在荒凉的陕北，狼狈不堪。就在各方折冲较量之际，突然发生了西安事变，无意之间促成了蒋介石和中共领导人的直接会面，加快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只不过，蒋介石当时未必知道，毛泽东并不想和他达成统一战线，而是想把他杀掉。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电告中共，毛泽东当天回电，除了吹捧张学良，还特别提示张学良，“蒋介石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切须严防其收买署员，尤不可将其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中华民国史 大事记》第七卷 中华书局 5301页）。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迅速向斯大林发电通报情况，提出“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审判”，意思是杀掉蒋介石。几个小时之后，斯大林便电告中共，必须释放蒋介石，如果违反，将断绝和中共的关系。毛泽东在接到莫斯科的命令时勃然大怒，破口大骂，连连顿足（《红色中华散记 斯诺》2页）。毛泽东宣称，“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张培森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此后几天，毛泽东、朱德等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张学良发动兵谏，要求将蒋介石交给人民审判，对斯大林的指令置之不理。12月16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再次来电，申明立场。可是，毛泽东打定主意，一再蛊惑张学良，杀掉蒋介石，“只要蒋仍在人世，各方犹豫观望不可避免”（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331页）。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提到，毛泽东给张学良的密电中，除了吹捧张学良，说到严密看守蒋介石时有这么一段：“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 332页），暗示张学良尽快杀掉蒋介石。国民党是中共的敌人，而蒋介石则是毛泽东的劲敌、死敌，毛泽东想当皇帝，不除掉蒋介石，他怎么能有机会。只是，张学良并没有受毛泽东的蛊惑，马上杀掉蒋介石，而是等待苏联的表态。

顺便说一句，杨奎松在《西安事变新探》一书中断言：”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中共中央没有收到共产国际或斯大林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任何一份电报指示。“这个结论有违常情常理。对西安事变这样关系到苏联战略利益的重大事件，斯大林怎么可能坐视不管呢，他一定会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回应，力争影响事件的走向。关键的是，支持蒋介石抗日，这是斯大林早就深思熟虑过的战略部署，得知西安事变，他不假思索就会做出决定。按照张国焘的回忆，事变次日，便得到了斯大林的回电，张国焘的回忆应该更可信。

苏联方面从13日起，便接连不断地发表公开声明和评论，严厉谴责西安事变，痛斥张学良。苏联的立场，张学良自然很快就会知晓。由此，张学良对中共也有了怀疑（张魁堂 《张学良传》208页）。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决定性因素，一个是张学良，一个是斯大林。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原本期待得到斯大林的支持，由此可以和南京政府对抗。这是此前，张学良从中共毛泽东那里得到的许诺。事变一开始，张学良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和平解决，而事变的另一个发起者杨虎城到最后也坚决反对释放蒋介石。否则，他们不可能上来就把蒋介石的侄子蒋孝先杀掉、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宪兵二团团长、三团团长都杀掉。这些人完全可以软禁起来，并不是非杀不可。杀掉他们，是因为清楚，这些人有机会一定会拼死保卫蒋介石。但是，张学良没有想到，他被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欺骗了，苏联根本就不支持他和南京政府对抗。没有苏联的援助，张学良没有任何胜算。至此，张学良手里唯一的筹码就是蒋介石，杀了蒋介石，他便一无所有了。得知苏联强烈谴责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除了尽快放走蒋介石，已经别无选择。并不是毛泽东接受斯大林的指示，改变了杀掉蒋介石的立场，事变才得以和平解决。毛泽东原本只是一个买空卖空的骗子，在张学良决定放走蒋介石之后，毛泽东无论多么想杀掉蒋介石，也无法实现。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功劳归于毛泽东，归于中共，纯粹是对历史的歪曲。

毛泽东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证明，他并不想和蒋介石代表的国民政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而是要寻找一切机会除掉蒋介石，毁掉国军，毁掉国民政府。他不会不知道，蒋介石在国军中的地位和在中国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影响力。失去蒋介石，国民党和军队将群龙无首，国家将四分五裂，这对中国极为不利，但对毛泽东个人极为有利。如果能杀掉蒋介石，毛泽东根本不在意斯大林一时的反应。毛泽东胆大妄为、无视斯大林的指示，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就是，当时中共名义上的总书记还是张闻天，他可以将责任推给张闻天，嫁祸于张闻天，这样可以一箭双雕。毛泽东控制着和苏联的电讯联系，斯大林只能看到毛泽东的一面之词。当然，凡是涉及到他个人的重大利益，毛泽东从来就毫无底线、不受任何约束，即使没有张闻天做挡箭牌，毛泽东也绝不会放过杀掉蒋介石的机会。西安事变和平结束后，毛泽东违背承诺，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把蒋介石在西安答应的六项条件公诸于世，意思是，蒋介石不是英雄汉，竟然在压力之下做出了让步，意图以此摧毁蒋介石的威信。此举招致共产国际的严厉批评，认为中共仍未完全摆脱过去反蒋的错误方针（《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杨奎松）。共产国际的态度当然反映了斯大林的立场。

虽然，后来毛泽东在表面上和国民党、蒋介石达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但他对于抗日从来就不感兴趣，也不相信蒋介石会全力抗日。毛泽东期待日本打败国民党、打败蒋介石，然后，他渔翁得利。在七七事变后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表示：国民党反动本质并未因抗战而改变，因此国民党的抗战必然失败。毛泽东认为蒋介石进行的只是一场半心半意、单方面的局部战争，这场战争无疑会归于失败，国民党迟早要投降日本。或者，如果国民党军队一部分继续作战，就会遭到日本毁灭性的打击，这样中共就要在全国起领导作用。因此中共不能再迎合国民党而必须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独立和自主，一旦情况允许或必要，就起来反对它（《中国纪事》李德 288-89页）。毛泽东未必真的认为，国民党迟早要投降日本，毛泽东只是想寻找一切理由和机会推翻国民党。“一旦情况允许或必要，就起来反对它”，这才是毛泽东的真心话，毛泽东就是想借国民党艰苦抗日的机会趁火打劫，灭掉国民党。

中共和毛泽东在西安事变期间以及之后的种种表现，让斯大林极为不满。这应该是全面抗战开始后，斯大林派王明回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要王明监督和制约毛泽东，防止毛泽东背离抗日统一战线。显然，斯大林需要毛泽东指挥共军抗日，却并不真地信任毛泽东。这一点，毛泽东应该有所体会，并感到了危险和不安。

全力以赴抗日，当然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苏联的利益，唯独不符合毛泽东的个人利益。毛泽东并不在意抗日，而是急于灭蒋。此后，八路军和新四军打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幌子，利用一切机会，打击国民政府在敌后的抗日武装，先后，消灭了十多万中国军队，基本上占领了整个华北的农村，以及华中的很大一部分，最终，逼迫国民政府下令，要求中共军队集中至黄河以北，以免他们继续寻衅滋事、攻击国军，扩大地盘。毛泽东早就想先发制人，调集重兵打击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的这个命令，让毛泽东找到了发难的理由。1940年11月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表示准备全面内战。电报写道：“目前有两个方案：（甲）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毛泽东认为此方案“军事上危险是很大的”。（乙）政治与军事上同时进攻，即从五十万人中至少调精兵二十万分路打入彼后方”（《毛泽东军事年谱》326页）。毛泽东实际上倾向政治与军事上同时向国民政府进攻这个方案。毛泽东准备全面攻击国民政府的理由是，他断定国民政府将向日本投降。不排除，毛泽东是按照他的为人来判断蒋介石。为了权力地位，他可以做任何事情，哪怕和日本人勾结。但是，更大的可能是毛泽东为发动全面内战寻找借口，因而对蒋介石做出毫无根据的恶意猜测。极为了解蒋介石的周恩来，一直对此表示怀疑，结果，遭到毛泽东的斥责。两天后，毛泽东又电示彭德怀，做出具体军事部署。拟将全军区分为三个纵队，每个纵队其精锐约五万，准备向国民政府发起进攻（《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570页）。此时，毛泽东大概觉得他已经有足够的本钱了，不需要再伪装、再欺骗了。毛泽东从来没有想过集中精兵打击日本军队、攻击日本占领的军事要地；相反，毛泽东在中华民族最困难的时刻，想集结重兵，和日军一起，打击国民政府、摧毁国民政府。只是，由于苏联的坚决反对，毛泽东未敢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是通过拖延执行政府命令、发动局部战役，继续刺激国民政府。正是毛泽东的一系列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做法，最终在1941年1月引发了皖南事变。关于皖南事变的原委我在《皖南事变谁是真凶》这个节目中做过仔细的梳理和分析，请有兴趣的朋友移步观看，这里就不多说了。

皖南事变终于让毛泽东找到了借口，可以公开进攻国民政府大后方。也就是说，破坏统一战线，导致皖南事变发生；然后再以皖南事变为借口，准备公开发起全面内战，毛泽东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毛泽东表示：“如立即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而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夺取陕甘)，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到底”（转引自“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只是，毛泽东这个打算，不仅再次遭到苏联的坚决反对，就是党内的刘少奇、彭德怀也都不赞同。苏联的因素很重要，因为毛泽东指望能从苏联获得武器弹药；刘少奇、彭德怀的因素也很重要，因为这两个人是他在党内、军内的主要依靠。毛泽东只好忍耐下来。

毛泽东在一开始就清楚，调动重兵攻击国民政府的大后方，是极其卑鄙的行为，在政治上不利。因此，相关细节一直作为党国重要机密封存于密室之中。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辑整理、广西人民出版社91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军事年谱》可能是第一次公开毛泽东准备调集20万精兵攻击国民政府的电文（《毛泽东军事年谱》32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公开了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文，其中涉及“十五万精兵”攻击国民政府后方的军事部署（对付日蒋联合反共的军事部署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569-570页）。只是，此事广为人知，还是在杨奎松1998年发表的相关文章，在2009年经凤凰网、人民网等转载之后。

其实，皖南事变刚过，中央政治局就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正式通过《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其中提到：皖南事变“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由革命到反革命的转折点或分水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过去采取的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这意味着，中共内部已经不再承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了。这也意味着，王明的时间结束了。

最初，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王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中共帮助极大。王明在他的回忆录（《陈绍禹-王明 传记与回忆》孟庆树编著 莫斯科2011年 138页）中提到，“毛泽东说，王明同志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没有这个政策，我们党和红军就不能克服陕北地区的困难条件”。在中共最近公开的宣传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正式会议上说过，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120/c85037-20261524-2.html  ）只是，抗日统一战线被毛泽东利用，没有用于抗日，而是用于扩充实力，危害民族和国家。对毛泽东来说，“抗日统一战线”只是欺骗国民政府、欺骗蒋介石的工具，为的是摆脱自身的困境。一旦中共获得了合法地位，红军获得了国军的身份，可以公开地抢地盘，毛泽东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不仅统一战线需要抛弃，中共党内首先提出统一战线的王明更是必须除掉。此后，毛泽东开始寻找王明言行中的问题，特别是故意曲解王明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述，乃至编造罪名、污蔑王明，把王明的光环变成污点。

毛泽东不愧是阴谋大师，在党内斗争方面，确实无人可以匹敌。在彻底打垮“国际派”的斗争中，毛泽东战略上沉稳，战术上狠毒，简直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在下集里，我们将仔细拆解和分析毛泽东彻底打垮王明和“国际派”的招数和毒辣手段。请继续观看。

下集：

上集我们讲到，毛泽东利用抗日统一战线摆脱了生存危机之后，开始歪曲王明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论述，以图彻底毁掉王明。于是，毛泽东指责王明提出的“一切服从抗日”、“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因而认定王明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甚至指责王明实质上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表。

事实上，王明从来也没有“一切”都“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他同样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在王明1937年回国后参加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也就是十二月会议，他就明确表示：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了，而且内容也改变了，因此，现在尤其要注意保存红军的独立性。他解释说，第一是要保障党的领导；第二是要保障自己干部的领导；第三是要建立自己的教育与政治工作；第四是要使之成为打胜仗的模范。我们要将我们的军队扩大到三十万，当然方式上不要使人害怕（《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12月12日转引自《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杨奎松 72页）。王明还特别说了一些政治局以外不能说的话：即“对于革命前途问题，我们对外说中国抗战胜利是民主共和国，而我们自己要明白，中国将来是由民族阵线转到人民阵线最后到社会主义的胜利”。“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但“我们应认识到，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国民党是过渡的”。将来要争取不是国共关系破裂，而是革命与反革命完全分裂，使国民党内革命的分子到我们领导下来，“使右派最后滚出去” （《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12月12日转引自《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杨奎松 72页）。

从本质上说，王明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念念不忘实现社会主义。但他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中国人的利益。王明分明是想通过和国民党的积极合作、良性竞争，通过积极抗战，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赢得人心、赢得天下。不光是王明如此，当时，张国焘、周恩来等人都有类似的想法。像毛泽东这样毫无民族感情的光棍，即便在中共高层也属少见。

淞沪会战后期，武汉已经成为全国抗日的中心。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统一领导中共南方各省的工作；同时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武汉与国民党联系和谈判。不久，两个组织合并。王明任书记，博古负责组织工作，周恩来负责统战和军事工作，董必武负责民运工作，叶剑英负责军事工作，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李克农任秘书长，长江局的委员项英执掌新四军。长江局一时人才济济、群英荟萃。此外，蒋介石非常看重来自共产国际的王明，也很欣赏他关于国共合作的一些主张，多次希望王明“在汉相助”，王明一时成为国共两党所瞩目的风云人物。长江局无疑成为王明现实其政治抱负的、最重要的政治舞台和依托，而且，长江局的影响力大有超过延安的势头，这当然会引起毛泽东的恐惧和忌恨。

值得一提的是，在武汉期间，王明于1938年2月在武汉《新华日报》上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谈话，告戒国民党人，不要幻想可以在政治上取消共产党，共产党人绝不会放弃自己的组织和主张（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这些话足以反映王明的政治立场，足以证明王明绝对不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表，而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王明的政治立场毛泽东很清楚，但是，一般的党员干部不清楚。王明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文章，是在替毛泽东扬名，给毛泽东贴金，而毛泽东却诬陷他右倾投降，在考虑如何置他于死地。需要说明的是，王明并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不会一味地迎合毛泽东。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以便从理论上树立自己的权威，让武汉《新华日报》发表，王明坚持不予发表，认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共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中共50年和叛徒毛泽东》王明 185页）。此事，想必也让毛泽东怀恨在心。

与毛泽东形成反差的是，王明不仅真的在意抗日统一战线，而且，确实对抗击日本的侵略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勇气。南京失守后，武汉成为当时全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日本为了彻底摧毁中国政府的抵抗意志，出动了30多万军队，妄图消灭国军主力、占领武汉，并把此战役看作最后的决战。身在武汉的王明，提出要“誓死保卫武汉”，并为保卫武汉出谋划策。当时，王稼祥从苏联回国，宣称带回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以及批评王明的“口信”，毛泽东急于召开会议进行传达。王明在战争中的武汉坚持了三个多月，在毛泽东的一再催促之下，才不得不离开武汉，回延安参加传达会。毛泽东对于保卫武汉丝毫没有兴趣，他最在意的是如何确立和巩固他在党内的地位。

中共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中共领导人的合法性取决于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支持。毛泽东想成为中共的领袖，必须要获得共产国际的认可；同样，毛泽东若想压倒王明，也必须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为了达到他的目的，毛泽东早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也就是王明回国之前，便已经派王稼祥去莫斯科埋下伏笔。一九三八年三月和四月，毛泽东又先后派任弼时和刘亚楼去莫斯科，他们的重要任务都是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宣扬毛泽东，抄王明的后路。只是，毛泽东并没有真正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最终，他是通过王稼祥，编造共产国际支持他的谎言，才战胜了王明。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他切断了其他人和莫斯科的联系。师哲（《我的一生 师哲自述》215页）后来回忆，毛泽东同莫斯科的往返电报，从来没有在书记中传阅过，也没在书记处会议上传达过，毛泽东把他认为有益的意见融入了他自己的意见中。他不仅亲自处理往返电报，不知从何时起，电报也由他亲自保管了。王明很大的失误是没有建立起和共产国际直接的电讯联系，无法及时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这样一来，他的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便失去了意义，政治上便失去了优势，乃至，失去了话语权。而毛泽东完全垄断和莫斯科的电报联系，让他有机会欺骗共产国际、愚弄中共中央。

显而易见，王稼祥带来的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根本就是假传圣旨。连老百姓都知道，空口无凭，立字为证。改变中共的领导人这样重大的事情，怎么可能只是一个口信呢。但是，在中共内部极度迷信莫斯科的情况下，王稼祥传的这个口信，决定性地巩固了毛泽东的地位，那些过去曾经和王明有过渊源的人旋即离他而去，投入毛泽东的阵营。随后，毛泽东便运用刚刚获得的政治优势，以武汉失守为由，撤消了王明任书记的长江局，将王明留置在延安，处于他的严密监视之下。然后，另行成立直接向中央负责的南方局和东南局，分别由周恩来、项英任书记，以分化王明和周恩来、项英，此举对王明如同釜底抽薪。为了掩人耳目，特地为王明设置了一个统战部，似乎可以发挥王明的专长，其实，根本就无事可做。为了控制王明，毛泽东真是绞尽脑汁。切断了和苏联的联系，王明成为无源之水；失去了政治舞台和同盟者，王明变成了无根之木，从此便无所依托、无能为力。毛泽东便开始肆无忌惮地对王明污名化，乃至要将其肉体消灭。

王明原本就聪明好学，来延安之前，在苏联学习工作了近十年，有时间、有条件，阅读理论著作，思考理论问题，再加上精通俄文，可以直接阅读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天分加机遇，最终让王明成了中共的理论权威。在中共根据地，他遂成为年轻人的偶像，一时有王明之才、周恩来之貌的说法。而那些年，毛泽东并没有安心读书的机会，重要的是，毛泽东读书的兴趣也不在理论方面，更是很少阅读马列经典。在马列理论上，毛泽东自然无法和王明相比。共产党作为一个极权组织，要从精神上控制党员、控制社会，因而共产党的领袖，必须同时也要垄断理论资源，成为党的精神导师，如列宁、斯大林。现实是，王明不是党的领袖却是党的理论权威，毛泽东想当党的领袖却没有理论资本，以毛泽东的个性，他必然要除掉王明。王明并没有心思和毛泽东对抗，也没有意志和毛泽东对抗。但是，在理论上的权威地位，让王明可以居高临下地审视毛泽东。这种情况，这种感觉，会让毛泽东如芒刺在背，不能容忍。更可恨的是，以王明的见识和政治影响力，王明在哪里，无形之中，哪里就会成为中共的一个政治中心。为此，毛泽东想尽办法把王明控制在自己手心里。他不想到抗日前线，也就必须把王明困在延安。只是，王明的威信依旧还在、影响力依旧还在，毛泽东当然不能放过他。

此前，王明就没有争当最高领袖的意图，王稼祥假传圣旨之后，就更没有了可能。就此，毛泽东似乎可以顺利的出任中共的领袖了。然而，假传圣旨，只能欺骗中共中央，却无法欺骗共产国际。毛泽东真正黄袍加身，还是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他不得不忍耐了很多年。毛泽东不敢公然冒犯共产国际，迫使他们承认他已掌控中共最高权柄的即成实事。显然，毛泽东还是很忌惮共产国际，自然，也会忌惮和共产国际关系密切的“国际派”。不管是张闻天还是王明，不管是支持他的，还是反对他的，只要是莫斯科回来的，都要清除掉。他们和莫斯科的关系、他们的理论水平、他们在党内的影响力、他们的存在，对他毛泽东总是一个威胁。必须彻底打垮他们，以绝后患，正所谓卧榻之厕，岂容他人酣睡。

一个不容忽视的史实就是，早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决定近期召开七大，可一直拖到了1945年4月才正式召开，等于用了将近八年的时间筹备这次会议。召开七大，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确立新的党中央，确立新的最高领导，对此，毛泽东早就急不可待了，为何却踌躇八年时间？不是毛泽东不想开会，而是不敢开会。七大准备召开的通知发出之后，开会的人都陆续到达延安，但几年的等待之后，迎来的却是延安整风，这一整就是四年。当时，总书记张闻天已经失去权威，高层没有人会继续拥戴他，如果正式召开七大，他对毛泽东没什么妨碍。既然是这样，毛泽东却为何迟迟不开会，而先要进行整风呢？其实，目的就是要彻底打倒“国际派”，而“国际派”最核心的人物就是王明。毕竟，王明是共产国际的书记，无论是地位还是威望，都远远高于张闻天和博古。更何况，在政治局内部，和王明一样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占了将近一半，王明虽然表示不会争夺最高领导，但是，万一那些人都拥戴王明，那岂不是要了毛泽东的老命。退一步讲，就算王明安心辅佐他，他也不能容忍王明这样一个理论权威的存在。中共内部只能有一个理论权威，那就是他毛泽东。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后来回忆说，毛泽东本来很想马上开“七大”改变领导。但是他决定一步一步来。他知道那时开“七大”，不一定能拿得下王明。王明借助国际威信高啊！于是延安就搞整风，算总账（“刘英忆延安岁月” 《炎黄春秋》2016年四月号）。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自顾不暇，毛泽东行动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善于玩弄权谋的毛泽东首先将目标对准了已经落败的博古，迫使博古承认强加给他的罪名，然后，又打击张闻天，让张闻天狼狈不堪。在毛泽东毒辣的舆论攻势下，不仅博古、张闻天名声扫地，整个留苏群体都已经声名狼藉，似乎他们这些人只是一些掌握了马列主义教条的骗子。造成了这样的局面之后，毛泽东才终于将矛头指向这个群体的核心人物王明，这时的王明已经在劫难逃。作为共产国际领袖之一，王明没有想过争夺中共的最高权力，恐怕更没有想到有人会剥夺他的一切权力，乃至毁掉他的名誉。毛泽东恰恰就这样做了。毛泽东一开始没有打击王明，并不是因为他忽视了王明，更不是想放过王明，恰恰相反，毛泽东最忌恨王明的存在，用心最深，下手最狠。王明实际上被麻痹了，也许是过于书生气了，甚至是过于自私了，没有在博古、张闻天遭到污蔑和诽谤的第一时刻，及时站出来反击毛泽东。而毛泽东是把这些留苏学生看作一个整体来防范和打击的，采取了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策略。但实际上，这些留苏同学并不是一个整体，他们彼此之间关系淡漠，甚至还有些文人相轻。硬把这些人说成王明宗派，根本就是恶霸行为。

在政治上遭到打击的同时，1941年三十多岁的王明突然出现中毒的症状。随后，王明住进了延安的中央医院。但他的身体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恶化了。而且，这个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终于引起了王明夫人和王明本人的注意，他们怀疑负责给王明治病的大夫金茂岳在故意毒害王明。关于王明中毒事件，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说法，但有一点双方都承认，那就是，医生的处置确实存在着严重问题，王明确实中毒了，并对他的健康造成了无法逆转的严重伤害。金茂岳大夫受过完整的医学教育和训练，预科两年，正科五年，是齐鲁大学医科的正式毕业生。因预科学完后考试有机化学没及格，所以留级一年，在这一年中，金茂岳学习了配药，毕业后还留校工作。就是这样一个受过严格医学和药学训练的人员，竟然造成了一起严重的医疗事故，关键是，症状十分明显，持续了很长时间，他却没有发现，太不应该了，也太不正常了。若不是王明的夫人比较敏感，发现了问题并停止用药，王明可能就被治死了。关于王明中毒症状的具体医学分析，相关资料很多，这里就不说了。

在确认王明中毒之后，中共的调查机构社会部只得将主治医师金茂岳“停职调查”。只是，从一开始，他们就认定金茂岳是可靠的，所以，金茂岳被审查期间，并没有住进监狱，而是和社会部的人员住在一起，而且，还在替高层领导看病。显然，他们并不担心，金茂岳会伤害他们，并不担心，再次发生中毒事件。一年多以后，1944年10月，延安市人民法院正式判处金茂岳有期徒刑五年，缓刑五年，然后，回到中央医院，继续任职。“判刑”显示此人确实有罪，“缓刑”证明此人不需要受到惩罚。国内出版的《王明中毒事件调查》一书写道，李克农亲自到中央医院宣布：金茂岳没有政治问题，是个好同志，继续担任中央医院的工作。后来，李克农带金茂岳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握着金茂岳的手说：“茂岳同志是好同志，为党为国受了点委屈，站起来继续革命!”就算不是故意，将病人几乎治死，毛泽东竟然认为，不是病人、反倒是医生受了委屈，而且，是为党为国受委屈。单凭这一条，也足以让人怀疑这个事情不简单。可以确定的是，毛泽东极为信任金茂岳，一直让他给自己和家人看病。

王明的病情，后来通过在延安的苏联军事情报机构的电台，告知了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在1942年7月6日的日记里写道：红军情报局人员“通报说，王明卧病治疗九个月后，现已濒临死亡”（《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3页）。王明多次提出到苏联治疗，却被以各种理由搪塞推诿，显然，有人不希望王明得到及时的救治。那些年，经常有苏联的飞机在延安往返，有飞机来接苏联人回国，也有飞机送医生专程来延安给毛泽东看病。但是，王明只能自己熬着，直到多年以后得以前往苏联时，王明的身体已经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很难再复原。

1942年，张闻天离开延安，到晋西北去调查，将近一年时间，其实，就是自我放逐。刘英在回忆录中提到，刚开始，地方对张闻天十分恭敬，后来，当地领导人得知张闻天已经失势后，竟然把他赶走了，张闻天只好结束了他的调查，回到延安。赶走张闻天的那个人是林枫，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时的秘书，后来还当了北方局组织部长，是刘少奇的得力助手。回到延安后，张闻天看望了病中的王明。王明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刘英忆延安岁月 《炎黄春秋》2016年四月号）。王明的判断是准确的，毛泽东要整治的是从莫斯科回来的群体，要将整个“国际派”一网打尽，只是，王明的反应太迟钝了，也太缺乏力度了。王明不会做领袖，不能做领袖，他根本没有做老大的能力，更没有做老大的胆量。

毛泽东在获得权力的同时，也在想方设法获得名望，为自己正名。为此，毛泽东效法斯大林编造《联共党史》的方式，编集《六大以来》（《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1941）和起草《历史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重新塑造中共的历史，抬高自己，打击和贬低其他领导人，宣称党内一直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将他毛泽东、刘少奇树为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将王明、博古列为错误路线的代表。

正如前面说到的，王明真正在中央工作的时间仅仅3个月，他的影响，无论功过，都微不足道，根本就不可能成为路线的代表。王明真正的成就和功业都是在共产国际获得的，而毛泽东真正忌恨的，正是王明在共产国际期间获得的名望。为了找到打击王明的着力点，毛泽东把博古、张闻天这些莫斯科回来的，说成是一个宗派，王明自然就是这个宗派的头子。断言王明到共产国际以后，仍在遥控中共中央，这样，就可以将博古、张闻天领导时期的问题和错误都归结到王明身上。毛泽东宣称，这一时期中央犯了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形成一条形态最完备、时间最长久、危害最严重的错误路线，导致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毛泽东指鹿为马，把它命名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样一来，就可以把王明在共产国际期的成就变成错误、变成罪责。如此，不仅打击了王明，实际上也打击了共产国际。

1943年5月，在苏联卫国战争最关键的时期，季米特洛夫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正式建议解散共产国际，原因是斯大林想打消西方国家的疑虑，以便获得他们的援助。想必毛泽东对这个情况早已有所了解，就在共产国际正式解散之前的1943年3月，毛泽东已经急不可待地全面改组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把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这些留苏学生和周恩来统统排斥出局，改由他本人、刘少奇、任弼时三个湖南同乡组成，他正式出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并拥有”最后决定之权”（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 1943年3月），从此，毛泽东终于获得了他孜孜以求的绝对权力。伴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毛泽东开始了对王明的彻底清算。中共指责王明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事实上，毛泽东要比王明残酷得多、无情得多，不要说毛泽东杀害同上井冈山的黄埔军官、屠杀AB团，就是延安整风，也极端地残酷和无情。为了震慑党内，毛泽东从1942年下半年就逐渐开始把整顿思想作风的问题，同阶级斗争、组织清洗联系起来了，从而使整风运动迅速阶级斗争化，实际上，就是利用权力进行政治清洗，形成恐怖效应，为的就是让所有人战战兢兢、绝对服从。正是在残酷的整风和审查中，很多人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内奸，情况严重的地方，单位中的一半甚至全部都成了特务内奸，由此可见整风荒唐到什么程度。至于毛泽东所谓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政策，这根本就不是宽大，而是在公然侮辱和愚弄那些投奔革命的青年干部。明知特务、内奸，却不杀、不捉，这只能说明毛泽东本人非常清楚，那些罪名根本就是诬陷、根本就是冤案。

只是，就在整个延安被恐怖笼罩，留苏群体已经被彻底打垮的情况下，毛泽东没有想到，王明居然死不投降，坚决不承认毛泽东给他定的各项罪名，并提出申辩。实事上，从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到1937年11月返回延安，这六年多的时间里，王明主要活动都在共产国际，在国内充其量不过9个月。而且，当事人和党内的文件已经证明，身在莫斯科的王明，一般不对国内的具体活动直接干预，更谈不上遥控中共中央、遥控博古等人。反而是王明对中共中央的很多“左”的做法提出过批评，只是，博古等人并没有接受，甚至完全置之不理。博古既不是王明的小弟，更不是王明的傀儡。这里顺便说一下，博古所倚重的军事顾问、最高三人团之一的李德，王明说根本不是他派去的，甚至都不是共产国际派去的，而是由苏军总参谋部派去的，他个人以及共产国际都未给过李德任何指示（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像这样重大的事情，王明都没有参与，指责王明要为根据地的丢失负责，这根本就是恶意诬陷。只是，任何事实和道理都不能改变毛泽东独裁的意志。经过四年政治打击和下毒谋害之后，在中共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这个给王明定罪的草案，也就是所谓的王明路线，以及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最终成为中共的正式决议。它标志着毛泽东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的彻底胜利，王明的彻底失败。其实，王明的失败从1937年回国、从12月政治局会议就已经注定了。

令人感慨的是，就在毛泽东的诬陷之词变成正式决议之后，博古本人并没有按照决议推卸责任。他在中共的七大上发言说：“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党代会历史细节 从一大到十八大》164页），这是对毛泽东诬陷王明最有力的驳斥。

至于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的说法，也很值得质疑。首先，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的说法，根本就不是事实，这个论点中共北方局当时就不认同。中共的地下组织和地下党员保存下来很多，七七事变后，八路军在华北得以迅速扩大，和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有极大的关系（抗战前夕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代表会议 黎玉 《革命回忆录》增刊142-43页）。而苏区的损失，几乎是必然的，这和博古等人的错误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苏区都是一些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地方，根本无法支持红军的发展。在得不到外部援助的情况下，中共只能残酷压榨苏区的百姓，导致苏区的资源被消耗殆尽。再加上中共残酷的阶级斗争，导致社会败坏、人口大幅减少、青壮年又被迫加入红军，到最后，苏区连种地的人都没有了，这焉能不败。此外，红军最初能够割据一方，完全得益于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内战。一旦派系势力平熄，国民政府全力剿共，红军自然处于下风，只能逃离根据地。毕竟，苏区太小了，国民政府的实力太强大了。而红军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根据地，如果不能重新建立根据地，红军只能到处流窜、逐步灭亡。正是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彻底改变了这个势态。红军不仅避免了遭到国民政府的剿灭，而且，还获得了合法身份，可以随意地占领根据地、随意地扩充军队。毛泽东当然不希望日本被打败，相反，毛泽东一直期待国民政府被打败。

共产国际解散之后，毛泽东开始放手打击“国际派”。博古、张闻天、乃至王稼祥都受到打击，王明更是在劫难逃。驻延安的苏联联络员孙平认为“反对共产国际的运动是以开除王明出党为前提的（《延安日记》第17~18页），并将他的观察告知了季米特洛夫。随后，季米特洛夫以个人的名义致电毛泽东，表示，“指控周恩来和王明执行了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战线政策，似乎因此他们将党引向了分裂，从而开展反对他们的运动，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像周恩来、王明这样的人，最好不要使他们离开党，而要保留他们，并尽量为党的事业利用他们”。（《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之三),《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显然，毛泽东有将王明开除出党的意图，此事引起了季米特洛夫的警惕和反对。季米特洛夫谈到周恩来不过是一个掩饰，主要的还是王明，分明是在保护王明。反过来也看出，王稼祥等人之前转述的，季米特洛夫批评王明的那些口信，绝对值得怀疑。毛泽东没有想到，没有了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居然以个人名义表达意见。看完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毛泽东当即挥笔写了一个复电稿，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愤恨和不屑。毛泽东写道，我的看法是，王明是个不可靠的人。王明早期曾在上海被捕，有几个人说他在狱中承认了自已的共产党员身份，之后被释放。还有人说，米夫同他有可疑的联系(米夫当时已经成了斯大林的敌人)。毛泽东还指责，王明进行了大量的反党活动。（《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1944年1月10日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73页 ）。毛泽东声称，王明一直在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并且，暗示王明可能是叛徒、特务。这不仅是在污蔑王明，更是在斥责季米特洛夫。不过，就在电报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后悔了，询问电报是否发出去了。不难想见，毛泽东一时情绪失控，暴露出了他对共产国际、对季米特洛夫的蔑视和仇恨，过后想必又担心，万一这是斯大林的意思，岂不要惹祸，只得又急忙讨好。共产国际虽然解散了，可苏联还在，斯大林还在。曾经长期在苏联克格勃任职、后来负责毛泽东与斯大林往来电报翻译的师哲说过，王明在斯大林心目中占有特殊地位。因为从各方面资料看，斯大林对王明关怀备至几十年可谓不变（《师哲自述》 148页 ）。所以，毛泽东不得不在七大上保留了王明的中央委员身份，否则，他会将王明开除出党，乃至当作叛徒特务杀掉。

七大召开时，王明仍在病中，他是被用担架抬进大会会场的，出席时间大约15分钟。就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发表了讲话，显示王明已经接受他的领导，接受了他给出的结论。毛泽东清楚，王明在党内的影响太大，他不出席，意味着他不同意，所以，毛泽东一定要把王明抬进会场，强迫王明证明他毛泽东的地位和完全掌控中共的政治现实，显示王明对他毛泽东的臣服。回看七大从筹备到正式开幕的八年时间里，中共高层最重大的变动，就是王明的地位，从核心人物，变成了一个被强制带进现场的见证人。而这个演变过程，正是毛泽东整风的全部。也就是说，不彻底打倒王明，毛泽东不能召开七大。为了彻底除掉王明，毛泽东费尽心机。先是麻痹王明、困住王明，然后，败坏王明，毒害王明，明显是要置王明于死地。

当然，毛泽东忌恨的不仅是王明，而是所有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其中就包括多次在关键时刻帮助过他的王稼祥。他们理论水平高，最重要的是，他们容易获得莫斯科的信任，对他毛泽东的权力和地位构成威胁。王稼祥的一个谎话就能确立他的地位，反过来，王稼祥的一个实话就可能毁掉他的地位。这些人当然必须打垮，让他们声名狼藉，在党内无人再相信他们。教条主义只是一个借口，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在毛泽东正式加冕的中共七大上，此前的常委王稼祥，居然连中央委员都没有选上，这固然和王稼祥个人的为人处事有关，但是，很难说，背后没有毛泽东的操控。在王稼祥身上，才真实反映了延安整风对整个留苏群体的影响。已经被污名化的王明、张闻天虽然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身份，却丝毫不能代表他们在党内的影响力，所谓的中央委员，这只是毛泽东权势笼罩下的特殊安排：王明、张闻天是头面人物，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留苏干部，代表了苏联对中共的影响，为了向苏联示好，而特意保留、作为摆设。因为，毛泽东还不敢公开挑战斯大林，挑战苏联，也根本没有实力和斯大林抗衡。毛泽东知道，中共和苏联的血缘关系是无法割断的，中共党员对苏联、对斯大林的崇拜是无法改变的，他需要借助斯大林，来稳定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尽管，他内心里极端仇恨斯大林。

有人认为毛泽东延安整风主要是针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而且取得了胜利，扫清了苏联影响，实现了独立自主。毛泽东整风针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这不假。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力基础是军队和军队干部，而不是国际派和它背后共产国际；而共产国际有利用国际派颠覆他的危险。而且，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多次严厉禁止和批评毛泽东破坏抗日、准备大规模进攻国民政府后方，此事让毛泽东极为恼怒和仇恨。那可是蒋介石最艰难的时候，也是摧毁蒋介石、夺取天下的绝佳时机。可斯大林就是不让大打，毛泽东怎么能不针对他们。至于说毛泽东整风扫清了苏联影响，实现了独立自主，这完全是无视实事的谎言。中共这个组织从来就没有独立性，国际派的那些人期望在中国建立一个理想国，误入歧途而追随苏联，听命于斯大林。而毛泽东则是为了个人独裁，投靠苏联、利用苏联、甚至甘愿当儿皇帝。他迫害斯大林代言人王明，只是为了自己充当斯大林代言人。在获得了最高权力之后，为了展示他权力的合法性，甚至把自己打扮成斯大林的继承人。在那个反映整风成果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毛泽东光辉地发展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还两次提到，毛泽东的想法“和斯大林一样”。毛泽东虽然彻底清洗了留苏学生群体，也就是“莫斯科派”，但并不能切断中共和苏联的血缘关系，后来的五大书记当中，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都有苏联背景。尤其是，在意识形态上，中共依然深受苏联影响，斯大林依然能够影响到毛泽东的统治合法性。在此后的国共内战中，以及在中共49年立国和关键人事安排上，毛泽东还是听命于斯大林，取悦于斯大林。至于毛泽东介入朝鲜战争，更是深受斯大林和苏联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毛泽东没有一个重大决定是独立做出的。毛泽东真正摆脱苏联的影响，是在斯大林死后。那时，任弼时早已去世，毛泽东便开始了针对周恩来、刘少奇的新一轮政治清洗，并发展到文革，直到他的死亡才算结束。关于这段历史，我在谈论潘汉年、胡风、刘少奇等节目中做过详细解说，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的来看，留学苏联的那些人到底还是书生，和毛泽东这样厚黑的江湖光棍有本质的不同。就在毛泽东权势熏天之际，他们依然还保留着一点书生意气。在海外的王明，对毛泽东的批判自不必多说。假如王明没有去苏联，他也不会沉默，并且一定会死于非命。张闻天在大跃进一开始，不甘心国家和百姓遭受灾难，公开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来，被毛泽东不断羞辱，远配岭南，死在毛泽东之前；张闻天之后，王稼祥看到百姓饥寒交迫，建议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流露出对毛泽东随意挥霍民脂民膏的不满，结果，被打入冷宫，早早离世。如果博古没死，看到毛泽东那样胡作非为，也一定不会无动于衷。这些书生虽然投身中共，总还存留了一点良知，保留了一点革命者的理想。

延安整风，毛泽东通过卑劣手段打垮党内的实力派，搞臭“国际派”，得以黄袍加身。但是，毛泽东手段卑劣，胜之不武，他对此十分心虚和敏感。就像是朱皇帝，不可以提到光、秃、贼。文革中，陈毅偶然间谈到延安整风的情况，不小心触及了毛泽东的心病，引起毛泽东的震怒。毛泽东说，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持反对谁！……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戚本禹回忆录》第二十章）从毛泽东的这段话，可以知道他是多么忌恨王明。能取代他毛泽东当中共主席的，似乎就是王明了。

王明不可忽视的贡献，就是从民族的立场出发，最早提出和国民党统一抗日，并得到了国民党的响应。只是，王明的良好愿望并没有起到良好的效果，因为中共已经被毛泽东所控制，抗日统一战线反而成了毛泽东危害民族的工具。王明并不反对扩大中共的力量，而是反对消极抗日。毛泽东的成功，完全建立在消极抗日、积极破坏之上，建立在对中华民族的牺牲和背叛之上。八年时间，共军从区区几万人达到百万之众，有了和国民党全面对抗的实力，对毛泽东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成功。然而，这却是我们民族的不幸，也是王明个人的不幸，同时，也是无数中共党内理想主义者的不幸。正是由于成功地扩充实力，强化了毛泽东的个人权威，也强化了他对王明的打击和侮辱，强化了他对无数中共党员的震慑和侮辱。中共和中共的武装力量，最终堕落成为毛泽东逐鹿中原、争夺天下的工具。

王明推崇毛泽东，但是，坚持独立的人挌。王明敬重毛泽东，却不会迷信毛泽东。王明对毛泽东毫无防范之心，毛泽东对王明却有嫉贤妒能之意。王明把毛泽东当同志，毛泽东却把王明当敌人。王明和毛泽东争的是是非，而不是权力。毛泽东和王明争的不是路线，而是高下。从一开始，王明就没有和毛泽东争夺最高权力的意图，但是，他的存在，他的思想、他的地位，对毛泽东是一个制约。毛泽东打击王明，为的就是追求绝对权力，他要称王称霸，唯我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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