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旅社事件

龙华惨案残酷真相 青年才俊死得可惜 2026.08.25.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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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起重大事件，直到今天，还有许多未解之谜，不断引起人们的探讨。那是发生在1931年1月的“东方旅社事件”，中共多个重要干部，其中包括林彪的哥哥林育南、工运领袖何孟雄、以及著名作家柔石等数十人，在东方旅社等地被抓获，24人被处决，也就是“龙华二十四烈士”。东方旅社事件发生在1月17日，10天前，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刚刚召开。这些被捕人员，大多都反对六届四中全会，而按照中共党史的说法，王明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被共产国际捧上台，控制了中共的最高权力。反对派就是反对王明，因而，有人认为，王明等人有排除异己、借刀杀人的嫌疑，至少是见死不救。而且，事件发生后，很快便确认，王拙夫为告密者，此人曾经留学苏联，因而被说成是王明的心腹。其实就是暗示，他受王明的指使，出卖了那些人。这些说法流传甚广，近乎成为定论。但是，当我们对中共的组织系统和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加以梳理，就会发现，情况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和传言完全不一样。

毫无疑问，东方旅社事件最重要的触发点正是六届四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中共党史专家杨奎松在“王明上台记”一文中披露了大量内部史料，何孟雄、罗章龙等人反对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质疑这次会议的正当性、权威性，这才是中共高层纷争的真实情况，根本不涉及王明。最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强力威慑之下，才完成了中央委员的选举。但是，这个结果，何孟雄、罗章龙等人根本不接受、不承认。罗章龙是最主要的反对者，只是，他侥幸没有被国民政府逮捕，但被中共中央开除了党籍。

杨奎松在“王明上台记”（《民国人物过眼录》341 ）一文中披露，王明成为政治局委员，得到了总书记向忠发等众多人的支持，会上几乎没有人把矛头对准王明（359页），王明进入政治局，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反而是周恩来进入政治局，遭到六个人反对。当时，争议最多的人是周恩来，反对派的指向也应该是周恩来（360）。在新的中央政治局当中，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常委，他们下面，还有三个候补常委。王明只是一名政治局委员，被正式任命为江南省委书记，负责地方工作。此时，他距权力中心还又相当一段距离。只是，后来有人去职，到这年的3月末，张国焘又前往鄂豫皖根据地，王明这才成为候补常委，进而正式递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介入中央的工作，同时，继续担任江苏（江南）省委书记，真正调入中央，是在6月下旬向忠发被捕死亡之后（江苏党史https://www.jsdsw.org.cn/web/detail/detail.html?id=165），这时，王明这才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周恩来才是那个始终处于权力核心的角色，而王明是在几次人事变动之后，才偶然进入了最高层；王明上台固然得益于共产国际的支持，而周恩来则是靠着共产国际的支持，才留在了台上（“王明上台记”《民国人物过眼录》360页）。中共党史每每宣称，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甚至影响了中共的走向，这根本就是欺人之谈，然而此说却广为流传，乃至一些严肃的历史学者，都被误导了。

位于中共权力中心的这些人物，周恩来、张国焘自不待言，向忠发原本就是极为精干的江湖人物，能够得到众多帮会弟兄的拥戴，能够得到斯大林的赏识，也绝非等闲之辈。中共党史为了凸显王明、李立三的责任，而故意贬低矮化向忠发。如果说，王明得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米夫的赏识而成为政治局常委，那么，向忠发则是直接得到斯大林的支持成为中共的总书记。以王明的地位和能量，他根本就不可能无视向忠发的存在，更不可能凌驾于向忠发之上。重要的是，东方旅社事件发生在1月17日，和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仅仅隔了10天。那时，王明还只是一个负责地方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根本没有调动中央特科、接触白区最高核心情报的权力。至于进入政治局之前，王明只是江苏省委宣传部干事，还因为反对“立三路线”，被撤销全部职务，留党察看。作为一个普通的基层干部，王明接触到的人和事极为有限。等王明成为政治局常委，参与机密的时候，何孟雄、林育南等24人早在五十多天前，就已经被处决了。由此，可以排除王明直接或者间接向国民政府告密、借刀杀人的可能性。如果中共中央真是“见死不救”，也和王明没有关系。总之，王明既没有动机，更没有能力，去借刀杀人，也没有权力“见死不救”。将此案与王明联系在一起，不过是延安整风后“墙倒众人推”的政治演绎而已。

至于王拙夫，他不过是王明留学苏联的同学，他们回国后，王拙夫在中央负责财务，王明只是一个普通干部，王拙夫怎么可能接受王明的指使，去做一件随时可能被杀头，乃至被灭门的事情呢？中共内部纪律森严，对叛徒的惩罚非常严厉，党内谁人不知？这类说法实在太低级。而且，中共的秘密工作原则规定严格，系统与系统之间，支部与支部之间绝不能有横的关系，是上下级单线联系。林育南、何孟雄等三十几人，分属几个不同的组织系统，（《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 李海文 137页）涉及全国总工会党团、江苏省委和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等多个单位和部门。王拙夫当时只是党报的交通员，层级很低，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系统以外的秘密。可以说，这个事件有太多不可思议的地方。

可以确定的是，东方旅社事件发生时，中共在上海的组织运转、情报网络和特务机关，真正的掌控者和操盘手，是周恩来。负责情报和秘密行动的特科，更是直接听命于周恩来。值得玩味的是，中共特科当天已经截获了国民政府准备抓捕何孟雄、林育南等人的确切情报，却没有通知他们撤离，这才是事件最核心的内幕。这次抓捕行动，并不单单在东方旅社，还有中山旅社等6个地方，整个行动持续了四天之久，应该有足够的时间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如果真有人借刀杀人，最大的嫌疑人不是别人，而是周恩来。周恩来有动机，有能力，借刀杀人。从党性的原则来考虑，何孟雄、林育南等人公开反对六届四中全会，成立“临时中央干事会”，已经走上了分裂党的道路。周恩来见死不救，坐视分裂分子被毁灭，也许是奉命行事，也许就是周恩来个人的决定。这个事件，反映的不仅是周恩来个人的残忍，更暴露出中共组织的极端残酷。

延安整风时，早已想置王明于死地的毛泽东，在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件里，已经暗示王明可能是被敌人释放的叛徒特务（《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1944.01.1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73页 ）。然而，他也无法在涉及东方旅社事件上，对王明做出任何指责。毛泽东起草、并在1945年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在指责王明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后，特别提到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人，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明显是含沙射影、想给王明难堪。此刻，“借刀杀人、陷害同志”的指控足以彻底在道德和肉体上毁灭王明，然而，毛泽东没有能够使用这样的终极罪名，足以说明他找不到王明的任何污点。相反，何孟雄、林育南等人被杀，倒是和毛泽东本人有很大关系。

那是毛泽东领导江西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国军师长张辉瓒被俘；半个多月后，何孟雄、林育南等人被捕。这两件事情，一个发生在白区，一个发生在苏区，一开始并没有关联。然而，当这两个事件一旦发酵，它们又必然会产生关联。因为，中共是一个高度统一的政治集团。

1930年12月30日，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岗战斗打响，红一方面军活捉了张辉瓒。这是毛泽东生平打的第一个大仗，消灭了国军的一个师，还活捉了师长，兴奋之余，写下了“雾满龙岗千嶂暗，红军怒气冲霄汉，唤起工农千百方。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的有关史实 郭化若《回忆中央苏区》153页），过了几个月，毛泽东又写了几句，凑成一首《渔家傲》。毛泽东的这首词正式发表之前，可能做过很多修改，但前头捉了张辉瓒，这应该是当时的记录。

张辉瓒，湖南长沙人，湘军将领。当时，任国军第18师中将师长。稍早，因为湖南地方势力内斗，原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失势，改任江西省主席，他麾下的18师也随之调防江西，这样，师长张辉瓒便来到江西。顺便说一句，鲁涤平姑母是刘少奇的母亲，鲁涤平和刘少奇乃姑舅兄弟。鲁涤平麾下的张辉瓒在国军中资历很老，他与蒋介石是保定军校的校友，比蒋介石还高一届。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军中任职，参加过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的护法战争以及北伐战争。1919年至1920年之间，湖南地方爆发了驱逐皖系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在这次驱张运动中，已经是湘军名将的张辉瓒，曾经支持过比他年轻10岁的毛泽东，那时，毛泽东还没有加入中共，他们二人也算是故交。据红一方面军参谋处长、毛泽东的高参郭化若的回忆，张辉瓒被俘后，一见到毛泽东，拱手叫了一声“润之先生”。（《回忆中央苏区》153页）张辉瓒是旧军人，假如，不是他被毛泽东抓住，而是他抓住了毛泽东，很有可能会念及旧谊，私放了毛泽东。

张辉瓒被俘后，他的直接上司、江西省主席、剿匪司令鲁涤平极为震惊，立刻报告了蒋介石。同时，派人与朱毛红军洽谈，想用钱、用物资把张辉瓒赎回来。张辉瓒应该是国民政府开始剿共以来，第一个被俘的高级将领，资深的中将师长。此事非同小可，蒋介石也极为重视，同意赎回张辉瓒。鲁涤平开出的价码是：20万大洋、20担药品，5000枪械弹药，还特别提到，要释放南昌监狱关押的100多名共产党政治犯。当时，国民政府方面和张辉瓒的亲属以及湖南军界的名宿纷纷向中共传递信息，希望释放张辉瓒。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报》的“张辉瓒是被毛泽东处决的吗”一文提到，“鲁涤平、程潜、唐生智、何健、谭延闿、范石生等国民党一些重要将领纷纷私下与红军谈判”。毛泽东年轻时最好攀龙附凤，结交名人。早年，他在长沙开办“文化书社”，曾经请督军谭延闿题写匾额，后来，毛泽东谭延闿一直有私交。范石生则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和结拜兄弟。其实，无论是鲁涤平，还是程潜、唐生智、何键、谭延闿、范石生等人，都和中共，和毛泽东有着各种私人关系，他们应该很快就能和毛泽东取得联系。鲁涤平开出的条件，毛泽东应该很快就能知道。对于极为艰难的江西红军来说，哪些钱和药品，可是一笔难得的巨额财富，对红军帮助极大。只是，毛泽东并不打算释放张辉瓒。

急于营救张辉瓒的那些人，在和江西苏区的朱毛红军接触的同时，也寻找渠道和上海的中共中央接触，以图让中央施压，使毛泽东尽快放人。国民党方面准备救赎张辉瓒的信息，最终转达到了中共最高层，到了周恩来那里，而且，很快双方有了接触。《党史博采》2007年的文章“张辉瓒被俘虏和处死密闻”写道：“周恩来等同志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张辉瓒被捉，对南京政府影响很大，他们一定会极力想法弄回。如借此提出一些放回张的条件，对于改变中央苏区极为困难的环境，对于扩大共产党的宣传都是有利的。于是决定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李翔梧为军委代表，以中央特科的涂作潮为中共代表，赶往南昌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时，周恩来还通过地下交通线致信朱德、毛泽东，指示他们做好放张的准备”。当时，朱毛红军没有电台，双方通过交通员传递信息。这篇文章提到，2月7日两名中共代表抵达南昌，还没有进行谈判，就先看到张辉瓒已被红军处死的报道，只好放弃谈判、急忙逃跑了。

周恩来何时得到国民党的信息，何时发出指示，毛泽东何时收到指示，这可能还是党国的机密 ，我们无法知道。但是，我们不妨根据一些历史事实做一个推测。当初，中共中央初步决定成立江西苏区中央局，做为苏区党、军、政最高领导机构，以周恩来为书记，在周恩来未到达之前，由项英代理书记一职。1930年10月29日中央给毛泽东、朱德发出指示（中央关于对付敌人“围剿”的策略问题给一、三两集团军前委诸同志的指示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 477页）通知他们，中央已派项英前往主持苏区中央局，并对中央的一切决定有极详细的传达。根据《项英传》，11月下旬，项英从上海动身去福建，转赴江西中央苏区（《项英传》117页） 。从程序上推断，中央的正式决定会通过交通员送到江西苏区，通知毛泽东。然后，毛泽东回复中央，沿途做好迎接的准备，由交通员把消息带回上海。中央只有在得到江西苏区的确切消息之后，才会安排项英的出行。这一来一回，从10月29日到11月下旬，消息的传递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单程大约十来天。项英到苏区的行程，没有确切的记录，大概是12月中旬，到达闽西苏区，中间视察工作，12月底到达宁都地区红军总部，同朱德、毛泽东会合（《项英传》117、118页）。可以参考的是，12月6日周恩来乘船离开上海，于8日抵达汕头（“中共隐蔽战线遭遇第一次重大危机与重建”《新华澳报》）、然后乘火车和步行经过福建永定，12月14日，进入闽粤赣苏区（“这个基本史实 终于清楚了”王进），路上用了不到十天时间。根据当时的交通状况，前边一段水路，用了3天的时间，后一段的陆路，大约需要4、5天的时间。一旦进入苏区内部，基本上就畅通无阻了。剩下的几百里路，快马加鞭，三两天也就够了。

像周恩来这样重要的人物，当然是安全第一。所以，他们的行动路线会尽量选择比较冷清僻静的地方，避免被敌人、被熟人认出，而且，路上还经常停下来，探查前方的情况。没有危险以后，才继续前进。所以，路线曲折，时间较长。一般的交通员，应该没有这么多顾忌，可以走得更快一些。

张辉瓒是1930年12月30日被俘的。1931年1月3日前后，南昌和南京的报纸就已经铺天盖地报道了“全军覆没、国军师长生死不明”的新闻。张辉瓒被俘的消息虽然没有公开报道，但是，国民党上层应该都知道了。考虑到国民党方面以及张辉瓒亲属在急切地寻找中共中央，再加上当时新闻比较自由，特别是中共强大的情报收集能力，周恩来应该可以在十天以内得知张辉瓒被俘的情况，然后，给毛泽东发出指示，信在路上走十到十五天。那么，最迟应该在25天以内，送到毛泽东的手上。如果，送信的过程得到国民政府或者军政要人给予的便利，时间肯定会更短，而这种可能性很大。张辉瓒是在12月30日被俘，1月28日被公开斩首，这一天，距离他被俘，至少过了28天。从时间上推断，是在毛泽东收到了周恩来的指示之后，张辉瓒才被杀掉。退一步讲，就算是毛泽东当时还没有收到中共中央的指示，他也清楚，国府方面以及张辉瓒的亲属和朋友会接触中共中共，而且，张辉瓒被俘这样一个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中共中央也不可能不发表意见，发出指示。只不过，不管中央如何指示，这个张辉瓒都必须杀掉。

关于张辉瓒被杀的细节，《党史博采》的文章是这样写的：1931年1月28日，苏区政府在东固召开了反“围剿”胜利的群众祝捷大会。东固的群众祝捷大会提出要公审张辉瓒。军长何长工得悉后拿不定主意，便急忙赶到红军总部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皱着眉头在想，这个张辉瓒，在东固一带曾纵兵大肆烧杀抢掠，群众对其恨之入骨，这股愤怒情绪控制不好就会出意外。但是苏区在东固开这么大的群众集会，不让公审张辉瓒又显然说不过去。毛泽东想来想去，最后决定让何长工多带些红军战士到场，对张辉瓒加以保护。结果，局势失控了，青壮赤卫队员和激愤的群众，硬是从红军战士的手里抢走了张辉瓒，将其拖到会场不远处的田头后立即处死。随后又将其头砍下，装进了一只竹笼，扔到江里任其漂流。中国社会科学报的那篇文章提到，何长工回忆，毛泽东、朱德并不主张处决张辉瓒，而是准备将其作为向敌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只是，无论是何长工82年发表《难忘的岁月》，还是他去世那年出版的《何长工回忆录》，其中都没有相关的记述。中国社会科学报这篇文章关于何长工的说法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关于毛泽东的许多重大事件，何长工都是重要的知情者，但是，在公开发表的回忆文字中，他都没有提及。也许，他确实没有说，也许，他说了，但是，不能公开发表。

文革结束后的那几年，是人们最敢说真话的一段时间。然而，那个时期出版的相关回忆文章中，从来没有群众失控，导致张辉瓒被杀的说法。一九八一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革命历史资料丛书之七 回忆中央苏区》一书中，有几篇回忆文章提到了张辉瓒被杀一事。其中，“打长沙和第一次反围剿”（孙鹤一148页）写道：“听到红军活捉了张辉瓒，宜黄、兴国、乐安，还有很远的信丰老百姓，都赶来看，要求一定要杀张辉瓒。后来在东固镇搭台，开公审大会，枪毙了张辉瓒。老百姓还消不了心头的恨，又把张辉瓒的头割下来，放进一只小笼子里，笼上面还插上三角旗子，上面写着“这是张辉瓒的头”。而后，把笼子放在一只用几块破匾钉成的小船上，丢入赣江，让它冲到南昌去。”这可能是记述当时情况最详细的一篇回忆文章，回忆者很可能就在现场。郭化若的回忆文章也收在这本书中（150-157页），只是，一个字也没有提及，毛泽东主张不杀张辉瓒。

还有一篇回忆文章提到，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我们十二军从东韶出发，经小布到达黄陂。在这里召开了庆祝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大会。同时，在东固也开了庆祝大会，把罪大恶极的张辉瓒斩首示众了。（167页）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庆祝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大会，同时在两个地方举行，这种安排，显然大有用意。张辉瓒无疑是第一次反围剿胜利最重要的标志，他自然应该出现在庆祝仪式上。奇怪的是，毛泽东把庆祝活动分做两处，一处设在当时的红军总部所在地黄陂，自然，他和项英以及其他主要将领都会出席，这个地方无疑更正式，然而，却没有标志性人物张辉瓒。另一处，显然是专门给张辉瓒安排的，设在他曾经的战场东固；这个安排实际上就已经决定了张辉瓒的命运，也为毛泽东自己预留了退路，更重要的是，避免了当时苏区最高负责人项英的干预。从这些回忆文章可以看出，当时，是按照程序正式公审杀掉了张辉瓒，根本不是什么会场失控、被赤卫队杀掉。就算真的是赤卫队杀掉了张辉瓒，这也是精心算计的结果。东固那一带，正是张辉瓒所部的战场，毛泽东决定在东固召开公审大会，把张辉瓒推到刚被烧杀的赤卫队、农会群众面前，这无异于把一块带血的肉扔进饥饿的狼群，除了被吃掉，不可能有其他的后果。毛泽东对地点的选择，就已经是决定性的判决。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杀掉曾经对他有过帮助的张辉瓒呢？原来，就在红军活捉张辉瓒之前，毛泽东控制下的江西根据地刚刚发生了一起重大的地方红军反抗事件，那就是富田事变，这是中共红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兵变。关于富田事变，我在此前的节目中，做过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这里简短节说：最初是，毛泽东为了控制江西主力红军，和朱德、陈毅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然而，在中央的压制之下，朱德、陈毅做出让步，毛泽东最终成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获得了红一方面军的绝对指挥权。这一事件的标志就是中共党史吹嘘的古田会议。此后，为了清洗军中的不满力量，毛泽东以镇压反革命AB团为名，杀害了四千多名官兵。接下来，他以红一方面军的实力做后盾，要求江西地方党委服从他的安排，还要求江西地方红军并入红一方面军。结果，遭到了拒绝，地方干部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才能生效。按照中共的组织原则，江西地方党委的说法和做法完全正当合理。

扩大地盘，扩大武装，这是毛泽东一直在做的事情，这一点，和军阀并没区别，但是，毛泽东又和一般的军阀不一样，他要实现的是对军事、行政和思想的绝对控制。江西地方党委和地方红军这样不识时务，毛泽东怎么能放过他们。此前，毛泽东已经以镇压AB团为名对红一方面军进行了大清洗，大屠杀；这一次，毛泽东又如法炮制、以同样的理由，对江西地方党委和地方红军下毒手了。当时，国民政府已经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毛泽东不顾大敌当前，对内部发起残酷的整肃。在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所在地——富田，短短几天时间，上百名重要干部被逮捕，四十多人被处决，这些受害者几乎都是江西本土干部。眼看着，大批领导干部遭到酷刑和屠杀，而且，屠刀也随时可能落在自己头上，江西地方红军红二十军一些干部和战士最终奋起反抗，发动兵变，并公开喊出了“打倒毛泽东”的口号。这是12月中旬发生的事情，此事对毛泽东的影响可想而知，他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只是，国民政府正在进行第一次军事围剿，大兵压境，毛泽东无法调动太多部队对内进行镇压，只得暂时放下了对江西省委和地方红军的处理。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于1931年1月15日，江西苏区中央局成立，由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人组成，项英任代理书记。项英一到苏区立刻就要面对富田事变这样事关红军生死的重大事件，我们知道，项英不主张激化矛盾，更反对大开杀戒。但是，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人生地不熟，对苏区的情况不可能有深入的了解，对毛泽东的心狠手辣不可能有深入了解，不可能不依赖依赖毛泽东。在他上任第二天发出的《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中，项英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所采取的斗争路线”，总前委书记就是毛泽东。在富田事变这样重大的问题上，项英尚且如此，至于张辉瓒的事情，想必更难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很可能，他都不知道国府方面的交换条件，也不知道周恩来的相关指示。毕竟，项英只是一个光杆司令，周边都是毛泽东的人，被蒙蔽一时，也不奇怪。

顺便插一句，后来态度温和的项英被中央撤职、江西地方势力遭到血腥镇压，有人把这个责任又推到王明头上。可事实是，中央在1931年3月28日做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而王明一直负责地方工作，直到到6月下旬，向忠发被捕之后，才调入中央，真正参与中央决策。（江苏党史：https://www.jsdsw.org.cn/web/detail/detail.html?id=165）

回到第一次反围剿的战场，这次胜利极大的提升了毛泽东的威信；可是，毛泽东没有想到，抓住张辉瓒，却反而给他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危险。国府方面为营救张辉瓒，提出释放被关押在南昌监狱里的100多名共产党政治犯。这些政治犯绝大多数都是江西本土涌现出来的地方干部和赤卫队骨干，而当时，江西地方势力正在和毛泽东公开对抗。他正面临着一生中极其严重的政治危机，正为如何彻底清洗江西地方势力而煞费苦心。如果这些地方干部活着出来，国民党监狱里的这段经历，就变成了他们的政治资本，他们就会更加强大，江西的本土力量也随之更加强大。在这种情况下，这100多名江西本土干部，对毛泽东而言不是同志，而是敌手。不是资产，而是炸弹，是威力巨大的炸弹。毛泽东宁可不要那20万大洋，20担药品，不要那5000军械弹药，也不能让这100多名江西地方干部活着出来。

国民党的大人物对中共、对毛泽东显然缺乏基本的认识和了解，他们根本无法想象，中共内部的黑暗和残酷。他们承诺释放那100多名政治犯，并请中共中央介入，岂不知，这恰恰成了张辉瓒的催命符。如果最终的决策权在毛泽东手上，或许他还会留着张辉瓒的性命；一旦中共中央介入此事，他失去对局面的掌控，唯一的选择，就是尽快杀掉张辉瓒，形成既成事实。只要张辉瓒一死，国民党提出的“释放政治犯”的谈判基础就彻底破裂，南昌监狱里的那些江西地方干部就再也没有机会活着威胁毛泽东的权力。自然，以毛泽东的狡诈，他事先已经为洗白自己、推卸责任，做好了安排，他并不在杀人现场。这原本是他展示胜利的重要机会，毛泽东却有意缺席了。而且，把张辉瓒的首级放在一只小船上，丢进赣江，漂向南昌，这明显超出了当地群众泄愤的需要，而是在故意刺激江西省主席鲁涤平，刺激国民政府。果然，鲁涤平看到张辉瓒的首级之后，囚禁在南昌监狱的100多名共产党政治犯，也被装进麻袋丢进赣江（“张辉瓒被俘虏和处死密闻”郜合启）。更严重的是，张辉瓒被杀，也极大地羞辱了蒋介石。就在发现张辉瓒的首级五天后，蒋介石下令，处决了上海龙华监狱关押的何孟雄、林育南等人，那是2月7日，张辉瓒的死讯也是2月7日在《江西国民日报》上正式公布。可以说，毛泽东公审处决张辉瓒，不仅刺激对手杀掉了大批江西地方干部，也间接决定了远在上海的“龙华二十四烈士”的死期。在这个重大事件上，周恩来犯罪在先，毛泽东犯罪在后，王明只是一个近距离的旁观者，真正的内幕，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为何涉及王明的许多谣言广泛流传，而且容易被人们相信呢？除了中共当局刻意的歪曲历史，王明本人的特点和经历似乎也有一定的关系。王明年轻气盛，锋芒毕露，又有强大的苏联背景。这些特点，只要稍加夸张，就变成偏激狂妄，无所顾忌，仗势欺人，这分明就成了为王明量身打造的谣言，模糊时间节点、颠倒事件的顺序，于是就有了一个常见的说法：王明仗着共产国际的支持，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掌握了中央大权。于是，中共那一时期的各种罪孽，包括龙华二十四烈士被杀、甚至反AB团、肃反滥杀无辜，自然都成了王明的责任。

细看中共的党史，真是字字滴血，寒气逼人。涉及1931年初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不论是上海的周恩来，还是江西的毛泽东，他们在严酷的生死存亡面前，在以同志鲜血为代价的博弈中，都展现出了政治光棍特有的冷酷与决绝。也只有像周恩来、毛泽东这样人面兽心、毫无底线的人，才能在党内的博弈中胜出。只可惜了那些死于中共的青年才俊，到死还以为自己是为理想而牺牲。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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