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朱镕基

党国干城如何炼就 有能无耻方成大事 2026.08.17.880

 

前些天，新华社发出了朱镕基的死讯，98岁离世，也算是高寿了。

朱镕基卸任总理，已经20多年了，但是，还是有人不断地提起他，毕竟，今天中国的很多事情，乃至中国经济的走向，都和他有关。甚至可以说，朱镕基对中国目前经济制度的影响之大，几乎无人可以与之相比。朱镕基之前的赵紫阳和李鹏，朱镕基之后的温家宝和李克强以及李强，论起对今天经济制度和经济走向的影响，几乎都可以忽略。可想而知，朱镕基确实了得。对于朱镕基这样的党国干城去世，党国给了他极高的评价，不过，那只是一面之词。作为公众人物，坊间也有不少议论，自然是立场各异。我这里是从底层百姓、普通小民的角度来谈谈朱镕基的功罪，不求全面，但求透彻。

朱镕基是在1998年才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但是，早在1991年，就已经是中国经济实际上的掌门人了。当时，李鹏担任总理，此人不仅无能，而且，因为大屠杀有功，却没有得到晋升，而心情不好，称病长期住院，邓小平遂让朱镕基主持国务院。于是，朱镕基从原来的中央候补委员，跳过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直接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那时，中国刚刚经历了64北京大屠杀，国内政治黑暗，经济萧条，到处一片肃杀；国际上，东欧发生剧变，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特别是91年年底苏联正式解体，苏联共产党解散，在中国一次又一次引起震动。这无疑是中共立国以来，其统治所面临的最为危险的时刻和最为严峻的局面。造成这个局面的关键人物就是邓小平，历史的转折点就是64北京大屠杀。它不仅宣告了中共意识形态的破产，也促使了全世界共产党制度的破产。这样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让中共当局、让邓小平极为恐惧。

在1990年3月3日，也就是北京大屠杀后不久，邓小平对新上任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以及杨尚昆、李鹏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邓小平所说的那些发生问题的国家，无疑是指东欧的共产党国家，并由那些政权垮台联想到自己。邓小平还说，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 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谁走回头路谁下台2012-12-03 11:22中国改革）在这个事情上，邓小平还算清醒。不难想象，经济低迷，财政枯竭，这样下去，中共的统治肯定会面临极大的挑战。只是，六四大屠杀之后，江泽民、李鹏等人的注意力主要还放在如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一时根本转不过弯来。

此后的苏共正式解散极大地刺激了邓小平，也让邓小平真的感到了恐惧，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感，让他意识到，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并非不可想象，苏共垮台的实事证明，不管专政机器多么强大，经济长期低迷，经济上不去，都可能垮台。此后不久，他便开始了所谓的92南巡，向党内发出信号，要不择手段发展经济，以此巩固中共的统治。对于邓小平发出的政治信号，朱镕基表示：“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我看只要是共产党干的，就是社会主义。”朱镕基的意思就是只要保住中共政权，干什么都可以，都是社会主义，哪怕和魔鬼合作，哪怕像魔鬼一样。朱镕基真正理解了邓小平发出的政治信号，难怪会得到邓小平的赏识。此后不久，中共在1992年6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同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正式确定这一目标。

在获得了邓小平的强力支持和授权后，朱镕基开始了他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无疑是分税制的确立和实施。我们知道，中共立国后，很快建立了全国统一的财政体系，实施所谓的统收统支。简单来说，就是地方赚的钱全部上交中央，地方要花的钱全部由中央拨付。中央政府就是大家长，地方政府就是子女，子女挣的钱，必须一分不剩地交给家长，也就是统收。子女需要花钱，写报告给家长，家长审批后，发给他们，也就是统支。“统收统支”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重要标志，这种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制度，直到毛泽东死后才有所松动，开始分灶吃饭。后来，又实施地方财政包干，完成上交任务后，剩下的全归自己。 这是赵紫阳任总理时制定的政策，这个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地方经济得到了发展，但是，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地方政府实力越来越强，乃至渐渐坐大。只是，赵紫阳担任总理和总书记的时间很短，假如给他时间，相信一定会找出对策，妥善解决。

64之后，各种危机不断加重，尤其是财政紧张，入不敷出，中央的情况尤为严重。恰在此时，青年学者胡鞍钢撰写了一份报告，引起了中共高层的注意。该报告提出，中央财政能力下降，地方财力过大，将会导致中央政权权威丧失，国家分裂（《共赢的博弈》），这正是苏联解体给中共当局带来的担心。其实，强化中央集权原本就是这个制度的惯性，这个报告给了最高当局一个理论支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最高当局做出政治决定，实施分税制，将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强行收归中央，由中央主宰进行重新分配。因为，这是一项政治决定，所以，根本就没有顾及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可能随之产生的严重问题。

分税制的核心意义，用朱镕基的话说，手里没有一把米，叫鸡都叫不来。中央没有钱，地方就不听话，所以，要把地方的米强行夺过来，攥在中央的手里。这样做，按江湖规则，就叫以大欺小。这就注定了，这项政策的确立和实施极其粗糙，极其粗暴，因为，它考虑的是强化中央的权威，拥有无可置疑的政治正确性，自然无所顾忌。毫无疑问，分税制对于强化中共中央的权威，确实意义重大。此外，强行实施分税制后，朱镕基给地方政府指了一条财路，那就是可以卖地，这为后来土地财政形成和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埋下了伏笔。土地财政，实际上坑害了百姓，也透支了中国的未来。

值得注意的是，分税制主要是确定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的分税方式，对省以下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根本就没有用心，这使得中国地方税体系至今没有成型。而且，分税制的制定连地方政府的利益都不在意，又怎么会在意底层百姓的利益呢？既然中央可以以大欺小，省政府当然也会以大欺小。最终形成财权逐级上收，事权逐级下放，结果自然是最没钱的基层政府，不仅要自己设法维持运转，还要承担最多的事务，这就意味着，基础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根本就无法在财政制度上得到保障，这自然都要在百姓身上打主意，最终，变成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最苦的自然还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

2000年初，湖北省的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信，提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农民原来就苦，农村原来就穷，农业原来就危险，这是中共统治的结果，但是，朱镕基推行的分税制，导致三农问题尖锐化。著名学者罗小朋在“党天下的总理难题”一文中说，朱镕基的税改，启动了地方政府对农民的横征暴敛。三农之灾不仅来自朱镕基逼良为娼的税改，也来自于朱镕基荒唐的农业政策，也就是他制定的粮食流通体制的“新统购统销”。罗小朋还提到，朱镕基根本没有任何动力，来推动农民移民进城的任何改革，从而促成了一种畸形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模式。不允许农民转化为市民和当地正式居民，迫使他们用极低的工资来补偿农业收入之不足。这实际上是创造了一种高度剥夺性的国家奴工制。罗小朋曾经直接参与了改革初期中共农村政策的制定工作，相关情况了解很深，他对朱镕基的批评，是公允和深刻的。

事实上，深受朱镕基之害的不仅是几亿农民，还有数千万国有企业的职工。当时，朱镕基为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以极端粗暴的手法强迫这些工人下岗失业，让这些工人承担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代价。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用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来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砸三铁”是朱镕基上任后不久便开始鼓励实行的，它主要针对的是企业中的一般职工。实际上，应该砸掉是中共的铁交椅，企业党委书记的铁饭碗，结果都没有，却打破了工人的饭碗。在“砸三铁”的过程中，凸显了中共干部的残忍霸道。针对工人的抗议，有人甚至提出，上吊给你绳，喝药给你瓶，真是铁心肠，黑心肠。饭碗被砸掉，社会保障体制又没有，成千上万的下岗工人，一下子变成了无依无靠的社会弃儿，最终演变成一场社会危机。“砸三铁”因为太不得人心，后果太严重，没有能够全面推开。但是，已经有数千万职工受到伤害，很多人家破人亡。

在卸任的前期，朱镕基不顾一切，使得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世贸组织。在此之前，已经谈判了很多年，一直进展不大，后来才突然加速。毫无疑问，沒有加入世贸，也就沒有后来的经济腾飞，加入世贸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政治决策，但是，这并不能抵消，朱镕基谈判策略上的严重错误。假如朱镕基能够多听听专家的意见，采取明智的策略，比如，分化欧美，先欧后美，中国就可能以比较宽松的条件加入世贸。实事上，朱镕基并不是世贸问题的专家，也不是谈判高手，由于朱镕基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在加入世贸上，让中国付出了不应该付出的巨大代价。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知晓国际大势，懂经济、懂世贸规则的大有人在，只是，这些人进入不了中共的视野，更进入不了中共的决策层。中共组织的极端封闭，特别是它的反智传统和逆向淘汰原则，决定了中共当局办洋务，并不比腐败的清王朝有多大进步。

只不过，加入世贸后，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出人意料的高速增长，部分掩盖了朱镕基策略上的错误。而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能够高速增长，不是因为中共当局突然学会了管理经济，恰恰相反，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共的长期统治，让中国太穷了、让中国人太穷了，当时中国的人均GDP，连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国家的1/3都没有达到，加入世贸后的爆发，不过是恢复性增长。而中国的对外贸易得以高速增长，则是源于中共的低人权优势，迫使亿万农民工流血流汗，让中国的廉价商品打败天下无敌手。重要的是，对数亿农民工的残酷剥削，让中共当局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有了此后提升技术、进军高科技领域的本钱，得以成为欧美的强劲对手。加入世贸，对于中共当局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对于百姓则意义很小。中共当局由此可以依赖出口，弥补了国内消费的不足，并赢得了巨额贸易顺差和天量的外汇储备，而百姓因为收入低微，没有消费能力，更没有钱购买进口商品，又迫使中共当局用更加低廉的价格扩大出口，形成恶性循环，结果，牺牲国内百姓的利益，牺牲国内的资源和环境，成就了中共权贵。

毫无疑问，朱镕基本人确实雷厉风行、敢做敢为，在中共的官员中并不多见。但是，朱镕基能够成事的关键，不是他的个人能力和魄力，而是当时的大环境。六四北京大屠杀之后，整个国家一片肃杀，人人心惊胆战。邓小平成为中共真正的独裁者，党内再没有人敢于挑战他。而同时，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又让邓小平和中共高层真正感到了危机。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避免走向东欧共产党政权和苏联的下场，邓小平决定孤注一掷，发展经济，乃至喊出谁不改革，谁就下台的狠话。邓小平把发展经济、巩固中央政权的希望寄托在了朱镕基的身上。当时，连江泽民都战战兢兢，其他官员哪个敢违抗，百姓就更不被他们放在眼里了。

对比其他几个总理，赵紫阳有能力、有志向却没有机会，李鹏是有机会，却无能无德。温家宝或许有能力，有志向，却得不到支持，毕竟，胡锦涛本人就缺乏权威，温家宝自然也难有作为。李克强完全没有机会，他遇到了一心专权的习近平，不要说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建设，就连国务院最基本的权力都被剥夺了。重要的是，习近平根本不在意经济发展，只在意政治安全。当然，他现在的情况和邓小平大不一样，毕竟，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再不景气，也比毛泽东时期好得太多，比邓小平时期好得太多。他完全没有动力，进行新的经济制度的重大改革。因此，李强虽然是习近平的亲信，也注定不会有所作为。正是独特的历史机遇，成就了朱镕基，突出了朱镕基。

而且，朱镕基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邓小平制造的恐怖效应，把邓小平的残暴，转换成了中共的福利，把六四大屠杀的政治恶果，转换成了中共的经济利益，同时，把邓小平的残暴，变成了对百姓的制度性压迫和剥削。大屠杀造成的恐怖是一时的，而制度性压迫和剥削则是长期的。邓小平撕下意识形态的伪装，朱镕基就赤裸裸地剥夺了百姓仅有的一点福利，三座大山的出现，乃是必然的结果。他选择救党而牺牲百姓，这就注定了，他的那些整顿政府、国企和贪官的改革政策都流于空言，都失败了。同时，所有坑害百姓的政策都彻底确立了，都“成功”了。

确实，朱镕基为确立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朱镕基也把计划经济时代一些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志性政策都彻底摧毁了。福利分房、大学免费、职工医保都被取消，全部都商业化了。因为，依然还是中共在统治，自然还在标榜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则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至今日，在这个社会主义的中国，数千万住房空置，很多百姓却买不起房；数千万的大学生耗光家财，却无法就业；更有大批的百姓看不起病，吃不起药；数亿的农民老去，却无所依靠；等等。可以说，中国今天所存在的很多重大问题，根源几乎都在朱镕基那里。网名“东临碣石”的网友（东临碣石@FuBo19562152）曾经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对中共的改革做出极为精到和深刻的评价：如果用“道德情操”（亚当·斯密的书名）来评价92年后的中国“改革开放”，可以说，那些强力推动市场化的所谓“改革者”，他们在道德上是极其无耻的。如果就此引申一下，可以说，在这些无耻者当中，朱镕基是最无耻的。

朱镕基当时制定的那些改革政策，救了中共政府，却害了中国百姓，也害了中国。可怕之处在于，中共这个体制，没有纠错机制，错误的政策一旦确定和实施，一旦走上错误道路，就会把恶发展到极端，把害推进到极限，不到崩溃的边缘，很难得到纠正。朱镕基被称为经济沙皇，这个说法只是凸显了他的霸气外表，却没有道出他政策的本质，朱镕基所有改革政策的核心就是强化政权，增加政府收入，减少政府开支。不管是分税制，还是加入世贸，以及所谓的医疗改革和住房改革，以及高校扩招和教育产业化，都是基于这个目的。这些只顾政府、不顾百姓的政策，必然带来严重的恶果和后遗症。这些恶果的出现，并不是因为失误而导致，而是有意为之，这就是朱镕基的精心选择，在党和百姓之间，他选择救党，牺牲百姓。朱镕基是党国的忠臣，百姓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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