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传言
中南海形势怎样 习近平最怕什么 2025.06.2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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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信息飞速传播、各种舆论交织碰撞的环境中,我们经常会被一些看似震撼、实则荒诞、荒谬的传言所包围。今天,我们聊聊近年来在海外舆论中屡屡出现的现象——有关习近平“已经失去权力”或“遭遇政变”的传言。这样的传言不仅频繁出现在社交媒体上,也被某些自媒体不断炒作,伴随着“软禁”“内斗”“元老训话”等关键词,形成了误导性极强的叙事,也编织出一套引人遐想或者令人迷惑的政治幻想。
然而,如果我们冷静考察中共体制的权力结构、制度惯性与运行机制、现实政治操作等层面,不难发现:这些传言听起来耸动,却经不起逻辑和事实的推敲。更严重的问题是,它削弱了我们对极权制度本质的深刻理解,乃至,让我们放松了必要的警惕,产生虚幻的希望。这些传言明显是对政治现实的误读和曲解,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在实施信息操控,故意制造混乱,欺骗蒙蔽大众,让人们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或者,给百姓画饼充饥,释放社会压力,为当前可能爆炸的高压锅制造泄气阀。
事实上,在过去的十余年当中,习近平通过反腐整肃、组织重构,掌控军队和安全系统、宣传与人事体系,完全消除和排斥了党内各种潜在派系,实现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在十九大、二十大期间进一步确立和巩固终身执政的架构。一个独裁者,明明已经完成了如此程度的权力集中,并为终身执政打下了基础,却说他“已经失去权力”,这明显存在逻辑上的断裂。
我们知道,中共体制并非一个开放、透明或遵循民主程序的制度。它是一种组织化极强的、党国合一的政体。在这个拒绝制衡的体制中,一方面,根本没有反对力量存在的空间,反对派在中共体制中根本不存在。另一方面,在这种独裁体制中,一旦领导人成功掌握这些核心资源——也就是军队、安全系统、宣传体系和干部任免机制,其地位就极其稳固,难以撼动。我们可以批判习近平的无耻、无能和荒腔走板,却无法否认他在中共内部的权力基础,尤其不能否认他所依托的权力结构,这个结构本身就是防止权力动摇的屏障,排除了突发性政变或突然”失权”的可能。
理解习近平的权力状况,必须考虑中共的制度设计与历史演进的路径依赖。今天习近平的强权地位,是中共制度演进的一种延续,甚至“回归”。习近平的专权是一种制度性惯性,而非偶然的倒退。中共自成立以来即高度重视组织体系的封闭性与权力控制机制,毛泽东时代的极端个人崇拜与无限集权,将党国一体化体制推至顶点。毛泽东通过不断的政治斗争清除异己,如反右、大跃进后清洗彭德怀、文革整肃刘少奇等,确立了“大权独揽”的政治模式。他建立的制度结构,使得个人几乎可以不受制约地支配整个国家,为了他个人,可以葬送整个国家。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最后掌握了最高权力。邓小平试图在毛式专制中寻找“纠偏”的可能性,推动了一定程度的制度化改革,如任期制、集体领导制等,但仍保留了个人对军队的控制和实质上的党内权威,并没有真正打破最高权力个人化的格局,依然是个人独裁,一党独裁,绝不是朝着民主的方向推进。
习近平就是在这样的权力结构基础上“复辟”和升级了毛泽东时代的个人集权模式。他不仅得以恢复终身执政,还进一步通过“党管一切”,将党务、政务、军务、社会事务一体化,达成了前所未有的集权。这并不是偶然,而是制度演化至今的一种回归原点。习近平体制之所以难以撼动,不是因为他个人如何无敌,而是因为整个制度从历史上就倾向于强化最高领导人的绝对主导地位。习近平之所以权力稳固,正是中共独裁体制排斥制衡、压制公开政治竞争的体现。习近平难以被取代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个人能力或权谋,而是他所处的统治系统本身就是一种反民主、反透明、反制衡的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在体制内发起挑战的人,不仅需要对抗现有的控制机制,更要对抗整个体制运作的内在逻辑,这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外,中共政治中的“忠诚机制”与“惩罚机制”非常严密。由于核心资源,如军队和安全系统都被独裁者所垄断,任何挑战独裁者习近平权威的人都面临政治生命、乃至人身安全的重大风险。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即使党内存在对路线或人事的不同意见,也难以形成“集团效应”,也就是,难以聚合为有效的政治力量,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挑战,更遑论发动政变。习近平固然很无耻、很无能,但是,我们不能凭空幻想体制内存有一个可以取而代之的“良性”替代者阵营。
事实上,中共的反民主、逆向淘汰机制已经导致中共的干部平庸化、劣质化,很难再出现类似彭德怀、林彪这样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人物,而那些狗苟蝇营、趋炎附势的家伙几乎充塞高层。在这样大背景下,有人却编造所谓的反习派忧国忧民、舍身救党,勇敢无私,大义凛然这种谣言,实在是令人作呕。倘若中共内部真有这样的人物存在,中共的政治何至于堕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呢。这些谣言不仅在客观上否认了中共整体性的堕落和统治集团的自私无耻,最重要的是,让人们忽略了中共的独裁专制本质。
至于所谓的元老干政,并不是中共政治的常态,而只是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文革后,一些中共创党初期的元老大难不死,他们不想放下重新获得的权力,但是,他们又精力不济,只好在后台指挥,形成了所谓的元老干政。出现这种状况,自然是由于这些元老的资历和地位,其他人无法替代,更因为这些人控制着最关键的权力,比如军队和人事。到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中共内部已经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物了。类似胡锦涛、温家宝之流,他们在位的时候,就极为平庸无能,乃至政令不出中南海,当时,就没有人听他们的号令。无法想象,退休后,他们失去了权力,还能有什么影响力和号召力。他们现在,基本上就是混吃等死了。偏偏有人无视这样的事实和逻辑,编造所谓党内元老出手,“习下李上”、“习下汪上”之类的谣言,用老黄历来编排今天的政治现实,或者套用西方的权力斗争逻辑,来描画中共的政治现实,要么是在自愚自乐,要么是在自欺欺人。
不排除,一些“习近平失权论”的制造者、传播者和一些信众,本身是出于反共立场,出于对中共极权的不满,他们渴望看到习近平的统治崩溃,然而,却是以情绪替代现实分析,甚至把幻想投射到中共政局,结果制造了更多的误解和混乱,导致人们忽视了真正决定政治走向的结构与机制。这类传言虽然满足了部分人对“变化在即”的幻想,只是,这种低质量的叙事,不仅无助于理解中国政治现实、无法促进民主启蒙,反而让反极权话语变得低俗化、娱乐化,消费化,削弱了反极权话语的严肃性,消解了制度批判的战略意义。
这里顺便谈一下,在某些舆论空间中,被反复炒作的一个传言,即所谓“习近平下台、汪洋接班”,也就是“习下汪上”的说法。其实,这个“习下汪上”,不过是早前“习下李上”谣言的翻版,在中国政治现实中毫无根据,实在不值得一驳。不错,汪洋确实在其从政生涯中表现出较强的行政能力,他在广东主政时主张较为市场化的政策,在共青团系统中也有一定的声誉。但必须指出,能力并不等于政治资本,更不等于在党内获得组织的支持。在中共政治体系中,权力的真正基础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关键系统的控制力,也就是对军队、政法、组织、人事的控制;二是是否拥有一个可以稳固支持自己的派系或政治网络。而汪洋,从来没有真正控制这些关键系统,也缺乏属于自己的政治班底。自2012年之后,他更多是作为“技术官僚”的角色被吸纳入高层,并未建立真正的政治势力。更关键的是,在中共20大上,汪洋未能留任政治局常委,只能提前黯然退休。这已经明确显示,他在党内的地位与影响力已经大大下降。这种退出不是“韬光养晦”,而是在权力重组后被彻底边缘化了。说句大白话,汪洋当常委的时候,就没有多大的影响力,等他靠边站了,就更没影响力了。假如汪洋能取代习近平,他根本就不会被迫提前退休,所谓“习下汪上”根本就不和最起码的逻辑。其实,“习下汪上”这类传言,明显是把中共的某些官员理想化,然后,用这个被理想化人物来缓解现实的焦虑,充其量,这只是一种情绪寄托,乃至自我欺骗。这种传言完全是对中国政治现实的误读,对民众的误导,既无助于对极权体制的瓦解和批判,也缺乏任何正面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习近平失去权力之类的谣言流传的同时,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却被彻底无视——即,习近平从未消失于公众视野。他不仅一直主持政治局会议,出席外事活动,接见外国元首,乃至出国访问,更是频繁在地方巡视游玩,发出各种指示。所有这些国事活动,都体现了习近平依然大权在握。显然,那些传言的制造者或者相信者,本质上并不在意事实。在如此明显的反证面前,他们选择了选择性失明。他们从不以现实为参照,对一些基本的事实视而不见,而是先设定了习近平已经失权的结论,再去寻找符合这一结论的“证据”,难免捕风捉影,穿凿附会。他们的目的并非揭示真相,至多是满足一种心理期待,甚至是让人们逃避现实,弱化理性判断能力。
习近平的统治的确是中共独裁体制的集权巅峰。他所代表的,是一种对社会控制更强、对民主诉求更敌对的政治力量。面对中国惨淡的现实和悲观的前景,反对和批判习近平的独裁专制完全正当。但是,若要建立起有说服力的批判,瓦解习近平的统治,真正有效的力量,是来自理性和真实,而不是谣言和幻想。愿我们在追求真相与自由的道路上,保持基本的判断力,不为谣言所动,不为幻想所困。只有当我们深刻理解现实、精准把握制度逻辑,才有可能撬动极权体制的根基,才有可能瓦解习近平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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