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透习近平

知晓恶霸做官经 方能看透习近平 2025.07.23.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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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山西省曝出一起轰动性的新闻：洪洞县财政局局长付雪海，在成为国家干部之前，竟然三次被判刑，在任局长期间又因腐败问题遭到查处，也正因为遭到查处，他过去的案底才被曝光，也再一次让外界看到了中共官场的阴暗。为了应付舆论，曾经担任过洪洞县县长、县委书记、组织部长等职务的多个官员遭到处置，其中包括副厅级官员。在中共的官场上，高官显爵有很多，一个县里的财政局长，确实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但是，在那个县里，财政局长绝对是一个不得了的人物，他掌握着县里的财政大权和财政部门的人事权。此事的不平常之处还在于，这个家伙曾经三次被判刑，在当地几乎人尽皆知，这样的人竟然堂而皇之的做了官。所以，此事不能不让人关注和思考。

一个曾三次服刑的“恶棍”可以正大光明地坐上关键岗位，成为县财政局长，这种问题根本不是某个人贪婪、某个地方失察，而是体制结构决定的，是权力逻辑的自然产物，根本不是个别现象。当局追究几个官员的责任，不过是在掩饰制度上的问题。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中共所谓的政审、组织考察和干部审核程序，都只是在走过场，相关制度在恶棍面前毫无意义，在权力面前毫无意义，在掌握了权力的恶棍面前更是毫无意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刑事犯罪对于中共的官员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三次服刑人员能进入官场并升至重要岗位，这几乎不可能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中共统治集团的自私和卑鄙。“恶棍”做官，更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一个充满象征性的标本，它反映的不仅是个别地方官场的黑暗，而是官场的全面堕落，更象征着中共的统治下，整个社会道德与政治伦理的全面沉沦。

付雪海在起家之前，是一个村霸，也就是村里的恶霸。他十七岁的时候，因为盗窃罪被判刑，此后，又因流氓罪被再次判刑，不久，又因为盗窃罪在北京被判刑，这是第三次被判刑。1990年，刑满释放仅两个月，已经有了足够资格的付雪海，正式成为中共党员，并出任村治保主任。1995年，担任村治保主任期间，他开枪误射村民，导致该村民截肢，只是赔钱了事，没有受到任何处分，真是活脱脱一个村霸。后来，他由村治保主任成为村党支部书记，直到2007年，他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进入体制。之前几年坐牢，特别是十七年的村官经历，他的思维方式、他的行为方式，他的思想已经基本定型，并让他在这个时代如鱼得水。虽然，那时他还没有正式进入官场，但他对中共官场一定有独到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年，这个家伙开过煤矿、开过加油站、承包过工程，早就发了大财。当然，在这个时代，这样的人不发财，不发达，真是天理难容。

2007年，根据从优秀村干部中考录乡镇公务员的政策，付雪海成功进入体制内，成了正式的中共官员。让村官可以成为中共的正式干部，这是中共当局笼络村官，替中共卖命的一个重要方式。《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对此有明确的说法，不过，只有优秀村支书才可以进入选拔。当然，这个家伙一定是中共的优秀村支书。那一年，他已经42岁了。为了进入体制，他通过关系洗白了档案，消除了犯罪记录，还让自己年轻了八岁。因为，公务员招聘录用的年龄上限为35岁。当然，他所作的这一切，只是为了应付中共的组织程序。其实，他在当地早已经大名鼎鼎，没有人不知道他的经历。尤其是，三次被判刑，在当地也是一个不多见的事情。只不过，这个世道，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在村里的这十七年里，付雪海有了权力，有了依靠，从恶棍变成恶霸，他能不继续犯罪吗？可以相信，以他的做派，除了枪击村民这件事，绝对应该判刑，肯定还免不了干些其他为非作歹的事情。只不过，由于受到党组织的支持和庇护，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和处罚，自然不会留下任何犯罪记录。成为乡镇正式干部之后不久，这个家伙便执行了一次强拆任务，他用铁锹将阻拦拆迁的多个当事人打伤，经鉴定，有的达到轻伤二级，已经构成犯罪。当然，他更不会受到处分了。不仅没有受处分，而且，还升官了。此后，九年时间，他从县文体局的一般干部，升任副局长，再升至住建局长、财政局长。一次比一次权力更大，一次比一次更有影响。而且，就在做官期间，他还一直做着生意，发了更大的财。对这个家伙来说，除了权力更大，捞钱更多，做坏事更方便，更安全，做局长和做村官，在行为方式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同。他分明在用做村霸的方式，做县里的局长。这种人，当了官，有了权力，一定会更加肆无忌惮，不可能不再继续犯罪。

遗憾的是，不少人只注意到了他的三次被判刑，注意到了他的坏人身份，却忽视了他的中共党员和村支部书记的身份。他是多次犯罪后，才有资格加入中共，并成为村支部书记的，一个村霸，这是他成功的起点。

相对于县财政局长，他做村霸的经历更有代表性。村霸的权力体现在，他不仅管理村里的公共事务，管理生产，而且，也深度介入百姓的生活，深度影响百姓衣食住行。农民的土地无法移动，农民的房子无法移动，除非逃离村庄，否则，就只能在村霸的淫威下生存。实际上，村霸治村在中国绝对不是个例，而是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官方的媒体，关于村霸治村的报道也是随处可见；就是体制内的学者，也承认“村霸”治村已成痼疾，流毒之深、之广，令人震惊。只不过，不是所有的村霸都有机会进入体制，获得高位，大部分都只能沉淀在乡村。他们是中国社会溃烂的产物和象征，反过来，他们也深刻的影响和塑造了中国社会。

最高检察院下属的《检察日报》2020年年末，曾经刊登过一篇报道，“决战扫黑除恶、重拳打击村霸、巩固执政根基”，其中提到，这次扫黑除恶，打掉农村地区的涉恶犯罪集团及团伙13272个，依法严惩“村霸”3727名，对受过刑事处罚、存在“村霸”和涉黑涉恶等问题的4.17万名村干部，全面清除出农村干部队伍。可见，这种被判过刑的村干部是普遍存在的，相对而言，付雪海只是在仕途上更加成功而已。这篇报道还提到了一个典型的村霸，北京市丰台区下属的一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石凤刚，此人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贪污罪等15项罪行，被判无期徒刑。毕竟是在北京，石凤刚大概非常满足于在他的村子里做一个土皇帝，那里有足够的资源，供他享受，供他挥霍。那里有很多的百姓，供他指使，供他欺压。但是，付雪海生在山西一个小村子，那里大概不会有太多的资源，他不甘心，在那个小村子里做一个土皇帝，他想有更广阔的天地。

号称是中华第一刊的新华社《半月谈》，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不狠摆不平，狠过了就成村霸！狠人治村你怎么看？文章提到，在一些利益复杂的村庄，一旦正常途径、正当办法“走不通”“搞不定”，村干部可能诉诸“狠”字，对一些特殊对象采取狠招的情况时有发生。这篇文章提到的情况也是实事，乡村内部宗族瓦解，家庭伦理崩坏，甚至，道德衰败，不少事情通过正常途径已经无法解决。但是，这并不是村霸存在的理由，相反，这正是村霸长期存在的结果。村霸的存在只会加剧乡村秩序的破坏，加速道德沦陷。关键就在于，自从中共确立了对乡村的统治，传统的乡绅遭到镇压，传统的伦理遭到破坏，中国就走上了恶霸治村之路，就注定了中国乡村、乃至整个社会的沦陷。村霸不是例外，而是制度化的存在，是制度让他成为恶霸。恶人成为主流，不是因为制度无辜，而是制度鼓励了他们的存在。

其实，恶棍做村支书和做局长，并没有本质区别。他们掌握的都是权力——只是权力的层级和控制的资源不同而已。可悲的是，外界只注意到了局长。恶棍局长被揭出是新闻，而“村支书变恶霸”却早已成为很多地方的常态。关键是，外界只在“恶棍成为局长”时才震惊，其实忽略了——这个人本来就是“村霸”出身，早就该被关注和制止。局长的腐败令人愤怒，但“村霸型村支书”的泛滥，才是真正广泛、系统性的危险，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扭曲和病态。其实，不只是村官成为村霸，中共的官员已经呈现整体性的劣质化，更高层的恶霸只是不为百姓所了解而已。什么是“官员劣质化”？不仅是素质低，更是权力使用方式的堕落。因此，即便这些人不是“恶霸”，他们的行为模式也和恶霸并无二致：专横、霸道、冷酷、贪婪。这是一种恶化的权力人格，是政治系统内部长期缺乏制衡与监督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各个地方的主要官员、一把手，他们为官的方式和恶棍并没有区别——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最可恶的是，他们在用一种恶棍逻辑治理社会。而且，在一党专政、缺乏实质性权力制衡的体制中，官员劣质化不仅无法根除，反而具有自我复制、自我强化、自我保护的倾向，这不是个别官员的问题，而是体制内逻辑演化的必然趋势。

大家想必知道，福建省宁德市下辖的周宁县，曾经出过一个赫赫有名的县委书记林龙飞，号称“三光书记”。因为他在任职期间，把官位卖光，把财政的钱花光，把看中的女人搞光。因此，留下“三光书记”的名号。可以相信，其他官员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区别。其实，类似三光书记这样主政一方的官员，虽然以前没有被判过刑，但是，他们比这个有前科的局长更加恶劣。他是一个更大的恶霸，在一个县里称王称霸。然而，他们不会因为这些犯罪行为遭到刑事处罚。如果不是因为遭到整肃，这样的事情恐怕就一笑了之了。顺便说一下，目前，宁德市知名度很高，因为，1988年6月至1990年4月，习近平曾经担任过宁德地委书记。那时候，林龙飞还在省团委工作。他是在习近平离开之后，到周宁县任职的。

恶棍升官，春风得意，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体制性的败坏，是政治伦理的崩溃，是社会沉沦的结构性体现！恶棍之所以敢于名噪一时，能够风生水起，不断高升，是因为整个社会已经对“善恶”、“公理”、“正义”失去了价值判断标准，这正是中共统治的恶果。

农村基层政权黑社会化，容易被外界看到，上级政权同样黑社会化，只是不容易被外界看到。因为，他们不必直接出面，而是由基层的黑社会政权替他们做爪牙。可以相信，中共的政权越往上就越黑。村霸成为局长，一个恶棍可以公开、合法地出任地方要职，说明这个系统已经开始选择、培养、保护恶。也就是说，“恶”不再是系统的例外，而正成为系统运行的常态。“恶棍做局长”是体制性犯罪的具体化，“恶棍做局长”之所以震撼人心，不是因为它太意外，而是因为它太常见。

习近平就做过村官，想必，也做过村霸，欣赏村霸。一位陕西知青曾经告诉我，村干部明说，我们一队一个毛主席。也就是，一队一个土皇帝。显然，村霸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习近平做村官的时候，就是普遍现象了。而毛泽东时代习近平做村官的经历，对他思想和精神的塑造一定有重要作用，也为他后来做党魁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实，习近平野蛮粗暴的统治方式和方法，和村霸完全一样。习近平就是在用恶霸的方式治党、治国。习近平不会因为他爬到了最高处，就改变了他恶棍的本质。恶棍拥有了权力，就会成为恶霸。不幸的是，整个中国实际上都是恶棍在统治，只有恶棍才能升官，才能发达。习近平得以成为中共的党魁，成为中国最大的恶霸，有其必然性。只不过，不是每个恶棍都有机会爬升到高位，不是每个恶棍都可以成为恶霸，不是每个恶棍都可以成为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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