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盲点

闲话鲁迅先生的盲点 2018.02.27 No.140

今天，我们聊一聊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人物，鲁迅先生。特别是在节日里的时候，经常会想到鲁迅先生的一些散文和小说，旧时那些有趣的场景便涌上心头。在鲁迅的家乡，传说，正月十五老鼠娶媳妇，鲁迅的笔下就记录了他少年时的趣事，看惯了老鼠娶妻版画的他，对老鼠迎亲时的仪仗格外神往，每到正月十四的夜，不肯轻易便睡，等候“老鼠成亲”的仪仗从床下出来。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一直是我非常珍爱的散文集。倘若鲁迅先生一生只写散文，也一定可以青史留名。当然，我也非常喜欢鲁迅先生的小说，他的深刻、犀利、无人可比。他的作品，不仅给我们讲述了非常精彩的故事，也给了我们讲了非常深刻的人生的哲理。鲁迅先生不仅是一个作家，鲁迅先生实际上还是许多青年的导师和精神领袖，今天，我们就从这个角度谈谈鲁迅先生。

在鲁迅的时代，很多知识分子比较左倾，对当时的许多社会问题非常激愤。特别是像鲁迅这样从小就经历了许多磨难和遭受冷眼的人，尤其对社会阴暗的一面比较敏感。鲁迅先生受到共产主义学说的吸引，这是可以理解的。鲁迅后来被中共所利用，这当然是鲁迅的不幸，而不全是鲁迅的过错。特别是鲁迅死后被毛泽东和中共利用，更是与鲁迅无关了。

鲁迅死后，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致电鲁迅的夫人许广平：“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全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一九三七年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在延安作了题为《论鲁迅》的讲演，论述了鲁迅的三大特点，即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及由此形成的伟大的“鲁迅精神”。然而，毛泽东这里所提到的政治远见，则是指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已经清楚，当年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这篇诬蔑陈独秀先生、歌颂毛泽东的文章，是来自延安的冯雪峰所拟，重病卧床的鲁迅只是听了一遍，完全是被中共利用。至于“斗争精神”，鲁迅针对的更多的是传统文化的弱点，而不是共产党的“阶级敌人”，至于和其论战的那些文人，其中有相当多的人都是共产党方面的知识分子，鲁迅介入的这些笔墨官司不过是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而且，很多情况下完全是意气之争，可以说是争斗，但并无多少精神。不过，尽管鲁迅对论敌尖酸刻薄，无论如何，鲁迅的斗争精神还是远远没有堕落到毛泽东时代的文革笔法。

说到鲁迅的“牺牲精神”实在是夸大了鲁迅面临的危险，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和毛泽东时代有本质的不同。况且，还有租界地可以逃避。对于鲁迅那些敌人，大多都是一些文人学者，论起语言的刻毒，他们可能还要对鲁迅甘拜下风。

抗战开始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动员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来到延安，为中共夺取江山提供了干部基础。对于这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毛泽东不仅要控制他们的身体，更需要控制他们的精神。不过，以毛泽东当时在文化上微不足道的建树和地位，远远不能压住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有成就的知识分子。所以，他需要借一个名号吓唬人，最好是一个自己不能发声的大文豪。在思想上相对左倾的鲁迅恰好死了，这给了毛泽东一个难得的机会，将鲁迅那“须仰视才见”的高大形象置于自己的权威之下。从此毛泽东得以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在鲁迅身上，将鬼魂藏在了鲁迅的躯壳内。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辉煌的年代，名家辈出、名著纷呈，报刊林立、百家争鸣，优秀作家、诗人、文学家如群星灿烂，鲁迅只是其中一颗而已。毛泽东把这么多吓人的大帽子廉价地送给鲁迅，完全是装神弄鬼。那么，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了鲁迅而不是别人，比如茅盾或者郭沫若？

毫无疑问，最关键的因素是鲁迅已死，不会再有变数，也不可能驳斥这些。其次，鲁迅生前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资历、声望和形象值得一用。最后，不可忽略的是，鲁迅生前思想的确激进，并且受到过中共的影响。不过，毛泽东并不可能真正认可鲁迅身上存在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毛泽东看好的仅仅是鲁迅的躯壳，并不是鲁迅的精神。那仅是在其权威不足的时候，不得不借用一下鲁迅的招牌唬人而已。此后，那个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端恶劣影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足以证明，毛泽东的方向和鲁迅的“方向”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坚持“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去歌颂去暴露。中共后来的历史告诉了世人党性是什么：党性就是奴性，党性就是兽性，党性就是排斥人性。所谓站在党的立场上，奉旨批判，就意味着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良心，就意味着把文学和艺术完全简单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在鲁迅先生不多的朋友当中，瞿秋白先生可能是鲁迅最为欣赏和佩服的一位。他曾经送给瞿秋白先生一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展示了他对瞿秋白先生的高度认同和激赏。瞿秋白和鲁迅都有过痛苦的童年经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中国传统社会无疑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创伤，导致他们都对社会有着强烈的反叛精神和批判态度。鲁迅嘉赏的不仅是瞿秋白作为文学家、翻译家的才华，想必还有对瞿秋白先生政治上的认同。作为共产国际政策最忠实的执行者，瞿秋白在那个时代对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过重要的影响。那是国共分裂之后，中共在南方多个省份举行暴动。其中的惨烈和残忍的程度我们今天无法想象。当时，一个重要的口号就是“烧、烧、烧!杀、杀、杀!”中共的这个烧杀政策，并不是单单针对土豪劣绅，而是针对广大的普罗大众，就是要“把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中共领导的南方几省暴动中，都贯彻了这种烧杀政策，这一切都和当时任中共领袖的瞿秋白的激进主张有直接的关系。

那个时代，不仅各种思想激烈交锋，国、共两大政治集团也在进行着国家的改造和重塑，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很多行为和现象已经突破传统社会的底线。从杀猪出谷吃大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到“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为了最高尚的理想，随意剥夺人们的发言权，随意剥夺财产、随意剥夺生命，这是一幅多么令人不寒而栗的画面啊。可是，瞿秋白先生对这些灾难的后果以及危险的前景不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反而大加称赞：“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最终，无数村庄尸横遍野，万间民宅化为焦土。中共认为，瞿秋白的左倾机会主义盲动，给中共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其实，给百姓造成的伤害更是无法估量。这些事情，作为一个关注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知识分子，鲁迅先生不应该完全不知道。

鲁迅先生在为阿Q所写的挽歌《阿Q正传》当中，对底层受压迫者的愚昧和不幸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和惋惜。阿Q被杀头固然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然而，一旦让阿Q执掌朱笔、“我手执钢鞭将你打”，那难道不也是一场令人恐惧的灾难。早在一八七四年，还在鲁迅出生之前，就有一位伟大的作家说过：“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一旦超越了人道底线，革命最终将会吃掉自己的儿女。

鲁迅先生的作品之所以令人震撼，关键在于他对社会深刻的观察。特别是鲁迅对人性的幽暗的刻画入木三分，对传统社会人情世故的描摹力透纸背。《狂人日记》是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说作品，虽然创作的时间很短，却是鲁迅先生多年以来思想的体现，并且这种思想终其一生都未改变，那就是对传统社会的否定和批判。令人遗憾的是，鲁迅先生只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黑暗的一面，却忽略了传统社会温情脉脉和对人性珍爱的一面。传统道德固然有对人性的压抑、摧残，但是，中华文明历经多次灾难而不灭，恰恰受益于传统文化对家庭的珍爱、社会的凝聚和对弱者的保护，并非都是“吃人”。那个时代有那么多令人厌恶的虚伪做作，确实和传统文化过分强调个人道德伦理有关。虚伪造作固然不好，光天化日之下杀人放火岂不是更可怕。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固然可恶，难道满口污言秽语，公然败坏人伦就好了？鲁迅先生一生都在痛切批判世界的黑暗，然而，一个更加黑暗的世界即将来临，他却似乎没有意识到。毛泽东称赞鲁迅有政治远见，对于一个青年人的导师来说，这一点恰恰是鲁迅一生中最令人费解的地方。

在鲁迅的时代，尽管有新闻检查，知识分子们却并不闭塞。就算鲁迅先生不知道斯大林在遥远的苏联所进行的大清洗，也应当对当时中共所领导的暴动的疯狂和暴虐以及那些骇人听闻的社会试验有所耳闻，至少，左联同人的模样他应该非常清楚，无论如何，他的知己瞿秋白就亲自领导过最著名的那些暴动。以鲁迅先生惊人的洞察力，难道他就没有想过，以毁灭人性实现的革命，最终会造就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鲁迅先生的思想尽管一直左倾，但是，在左联当中他并不能接受更左之人的颐指气使，尤其不肯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鲁迅先生亲身经历过左联那些共产党人“奴隶总管”的鞭策，但是，他只是将这个不平归咎于“奴隶总管”的个人，却没有足够的警惕对奴隶制的危险做出呐喊。身为青年人的偶像和文章领袖，鲁迅先生显然没有尽到导师的责任。面对青年人所特有的激进盲从可能给民族带来的毁灭性危害，鲁迅先生更是没有提醒过。鲁迅先生甚至做了许多相反的工作，对于警醒年轻人的学者做了严厉的批判。他更多地是鼓励年轻人去否定、去摧毁一个传统社会，至于未来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却很少谈到。

据说，当年冯雪峰向鲁迅先生描述他们理想中的美好前景时，鲁迅却对他说，将来你们到来时，我将要逃亡，因为你们来了之后首先要杀我。冯雪峰忙说，那弗会那弗会。可见，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鲁迅，对自已像奴仆般被所谓的革命者任意驱使，还时时刻刻保持着一份难得的清醒和警觉，并不时发出抗议。他说：“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 鲁迅：影的告别  1924年9月24日

这里记录的可能是那个真实的鲁迅。

鲁迅先生的时代，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许多优秀知识分子，都对社会的陈疾和人性中的黑暗进行了严厉、深刻的批判。不幸的是，这种批判却为此后彻底的颠覆社会、消灭社会提供了舆论支持，实际上也为民族文化的毁灭埋下了伏笔。虽说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牛虻一样的批判者，就如当今这个时代依然需要鲁迅先生一样。但是，在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更需要有洞察力和预见性的思想者。鲁迅先生无疑是一个思想深刻的作家，但还不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鲁迅的那个时代，已经有许多人预感到了暴风雨的来临。尽管后来的发展出乎了绝大多数人的预料，但是，做为一代文章领袖、心怀天下的大家，鲁迅先生没有写出《动物庄园》、《1984》这样的作品，不能不说是一件极为遗憾的事情。鲁迅先生曾经深切地呼唤“救救孩子”，所幸，在亿万个孩子面临毁灭的真正的灾难到临之前，鲁迅先生死了。

鲁迅先生的一生充满了矛盾，尽管鲁迅非常厌恶黑脸的李逵，可是，他对白面的李逵却表示出了异常的喜欢。鲁迅极为痛恨“奴隶总管”，却对奴隶制的危险毫无意识，类似的矛盾和令人不解之处还表现在许多地方。这是鲁迅先生认知方面的盲点，还是因为他太过自我，太被情感左右而有意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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