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尾大不掉
红卫兵尾大不掉 阴谋家精心设局 2020.12.07.688
面对已经羽翼丰满的红卫兵领袖，毛泽东只用了一个小阴谋，便将他们彻底打垮
毛泽东曾经说过，他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的一生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红卫兵则在这场运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文革”是由学校而起，学生们成立红卫兵，先在学校里造反，而后冲向社会，冲垮多少个单位的领导班子，所向披靡。红卫兵无疑是“文革”的生力军。以往，中共的党内斗争无论多么残酷，一般都在内部操作。而在“文革”这场政治运动中，毛泽东一反常态，利用党外力量，红卫兵充当了打击政敌的主要力量。那时毛泽东亲自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毛泽东煽动起社会的疯狂，最初就是通过一群尚且还在读中学的干部子弟，正是他们成立了最早的红卫兵组织，这些人并不清楚毛泽东的真正意图，他们只是按照他们平日受到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最底层，指向了中共统治下的贱民。
而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最主要的目标却是要打到刘少奇集团。为了打到刘少奇集团，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筹划和部署。因为，早在延安时期，刘少奇就已经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共领袖，成为中共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在中共党和政府高层，刘少奇提拔了一大批他早年的部属。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刘少奇在中共内部早已是树大根深。特别是在大跃进之后，数千万百姓被活活饿死，直接指挥大跃进的毛泽东威信一落千丈，而刘少奇却获得了党内上上下下不少人的拥护，让毛泽东有了强烈的危机感。在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领导干部参加的7000人大会上，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也就是说，刘少奇的支持者不仅在高层，就在地区和县这个层级，也有大量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对于毛泽东来说，他不仅要打到刘少奇，更是要彻底清除刘少奇集团以及刘少奇的社会基础。实现这样的目标，通过以往的党内斗争的形式是无法实现的。毛泽东处心积虑地利用了红卫兵和造反派，完成了他的邪恶计划。关于毛泽东为打到刘少奇如何布局，我在“毛泽东如何收拾刘少奇”的视频中曾经较为详细地讲过，有兴趣的朋友请移步观看。
在文革开始之初，毛泽东一直非常严密地隐藏着他的战略意图，有意给刘少奇设置了一个陷阱。我们知道，以往，共产党搞群众运动，都是自上而下，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而这一次，在1966年5月16日，中共推出发动文革的“516通知”后不久，北京大学的哲学系书记聂元梓等人给学校领导贴出大字报，在6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发表聂元梓大字报，并称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随后，高校的群众首先发动起来。而不知就里的刘少奇完全延续中共当年反右运动的套路，也就是沿着毛泽东以往的思路，派出工作组进驻高校，先引蛇出洞，再痛下杀手，短短几天的时间，仅在首都二十四所高等院校就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给自己在高校中制造了大批的敌人。这其中，清华大学的3年级学生蒯大富就是最著名的学生右派。刘少奇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他同时也是这一罪恶历史最主要的制造者之一。
谁成想，一直躲在外地观望的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似乎完全忘记了几年前他自己在反右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公然指责刘少奇“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在毛泽东的淫威下，以吹捧和神化毛泽东起家的刘少奇，只得步步退缩，撤出了工作组。面对外界的质疑，刘少奇也不知如何是好，宣称自己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毛泽东否定了工作组的所作所为，也就意味着肯定了与工作组对立的激进群众的所作所为。一时之间，曾受到工作组不同批评、压抑甚至打击的激进学生和教师拥有了从毛泽东那里直接获得的“解放感”，这种解放感无形中化成了他们对毛泽东的感激和对刘少奇的仇恨。这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效果。
当时，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作为工作组的成员亲自来到清华，直接参与了清华大学初期的文革运动，甚至可以说，刘少奇也直接参与了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根据当时清华学生文革头头孙怒涛的记载，王光美在清华工作组期间，每天回家向刘少奇汇报情况，刘少奇还深夜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刘少奇对清华工作组的问题有直接责任。清华工作组除了将一些人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还整治了一些起来造反的学生。据蒯大富的说法，工作组在清华打了八百多个反革命，他是第一号反革命学生。性格倔强的蒯大富和工作组发生了尖锐的对立。结果，蒯大富被开除团籍，关押了起来，一号学生反革命蒯大富陷于绝望之中。就在这紧要关头，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此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特意提到蒯大富，让这个还没有去掉反革命分子身份的学生作为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参加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有道是，士为知己者死，可想而知蒯大富当时对毛泽东的感情，正对了文革中一支流行歌曲的歌词，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呐。
在毛泽东决心打倒刘少奇之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彻底根除他的社会基础。毛泽东知道，尽管他只用一个小手指就能打倒刘少奇，然而，却无法真正消除刘少奇的政治影响。之所以在刘少奇已经完全失去权力的情况下，还要对他进行深入持久的大批判，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打倒更多的人，解决掉他的全部基干力量。显然，通过传统的政治斗争的方式，是不能够彻底解决刘少奇的政治基础的。此外，毛泽东不仅要从政治上打倒对手，而且要从精神上打垮，从名誉上搞臭。痛打落水狗，不仅要让敌手没有地位，更要让敌人没有尊严，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所谓“斗倒”“斗臭”是也。毛泽东从领导湖南农民运动一直到土改、到反右，无一不是如此对待政治上被打倒的对象，这是他一贯的思路和做法。然而，由党的各级组织去实现这样的目标显然不恰当，红卫兵的出现恰好符合了毛泽东的期待。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诞生之初，毛泽东便亲自写信给他们，对这些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表示热烈支持。随即，这些红卫兵迅速将这场运动从学校推向整个社会。这批由中共领袖子弟和高干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真正继承了中共残暴和反智的基因，在学校中残害教师和同学，在社会上针对红朝各种贱民大开杀戒，到处焚毁文物古迹，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制造了一系列惊天血案，其残暴和血腥程度远甚于纳粹冲锋队。只是在后来，他们看到毛泽东的杀威棒明显指向他们的父母，于是开始愤愤不平，然而，这些不可一世的权贵子弟们，在中共国家暴力的打击之下迅速土崩瓦解。取代他们的便是以蒯大富、聂元梓等红卫兵五大领袖为代表的北京高校的红卫兵，这一批“新红卫兵”成为毛泽东清除党内异己的急先锋。以红卫兵和造反派为主体的文革“群众运动”无疑是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屡屡得势并且成功的一大“法宝”。毛泽东历来喜欢借鬼打鬼，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就没有红卫兵；同样，没有红卫兵运动，就没有毛泽东的文革。从已经公开的众多史料中可以看到，红卫兵五大领袖的发迹和崛起和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一手支持和扶植分不开的。
回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得到了毛泽东的大举赞扬，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亲自写了批语。据聂元梓回忆，文革初起，各个院校都有造反组织，可毛泽东偏偏选定了北大作为他的“文革策源地”，是有一定目的的，还是想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当时，有人在北大历史系贴出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当时监督北大文革，她将此事汇报给毛泽东听了，毛泽东说：“什么池浅王八多，要改一个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并且让女儿李讷向聂元梓传达了这句原话。顺便说一下，聂元梓的大嫂王前，曾经是刘少奇的第四任妻子，她十六岁时嫁给刘少奇，生有一儿一女，结果结婚时间不长，刘少奇便同她离婚。此后，二人关系极为恶劣，王前对刘少奇的为人很不以为然。想来，聂元梓对刘少奇的印象也不会太好。这有可能是毛泽东当时支持她的一个重要因素。
直接受到刘少奇、王光美打压的一号学生反革命蒯大富更是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特殊礼遇，1966年的7月29日毛泽东宣布，蒯大富可以参加文革积极分子大会。第二天，周恩来居然亲自来到清华大学，彻夜听取蒯大富对工作组的控诉。当天下午，周恩来派车把蒯大富接到人民大会堂，继续听蒯大富告工作组的状，其实，就是告王光美、刘少奇的状。周恩来前后化了六、七个小时听蒯大富的诉说，并表示马上向毛泽东和中央汇报。后来，毛泽东还派周恩来到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宣布给蒯大富平反。蒯大富因为偶然因素与王光美、刘少奇发生对抗，又因为个人性格的倔犟而不屈服，受到毛泽东的格外青睐。
为了打倒这位日渐做大的战友刘少奇，毛泽东可谓殚精竭虑。先以各种罪名拿下彭真、杨尚昆、罗瑞卿，打掉了刘少奇在党和军队的代理人，然后又不断释放烟幕，麻痹刘少奇，让这位曾经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白区领袖直到大祸临头都毫无反应。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的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实际上就已经决定了刘少奇的命运。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作为中央会议文件在高层印发，并没有立即对外公开。就在这次党内的会议上，刘少奇在中共内部的排名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正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实际上刘少奇至此已毫无还手之力，只得任人宰割了。当然，这时的刘少奇依然没有向毛泽东彻底投降。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身着军装出现，表示了他准备战斗的决心，并以此鼓励红卫兵以暴力手段进行造反。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接见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四十名师生代表，同时接受了师大附属女中学生宋彬彬的红卫兵袖章，并对宋彬彬、也是对所有的红卫兵说“要武嘛”。从这天起，红卫兵运动开始大规模地席卷全中国，到处腥风血雨。此后，毛泽东还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八·一八”被红卫兵看成最伟大的纪念日。此后，蒯大富迅速崛起，与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共同被毛泽东誉为“红卫兵五大领袖”，成为显赫人物。
在这一年的年底，毛泽东的亲信、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少奇的任务。12月25日，在毛泽东生日的这一天，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在次年的４月，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召开了批斗王光美的万人大会，公开羞辱王光美。此后，他还在文革领导小组的授意下，组织了他领导的一批红卫兵把中南海西门围住，用高音大喇叭向中南海里面喊口号，要求揪出刘少奇。其他高校的红卫兵知道这个消息后，也赶来助威。一时间，红卫兵把中南海西门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可以说，在精神上摧残、名誉上搞臭政敌方面，红卫兵为毛泽东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蒯大富充当毛泽东马前卒的同时，其他的红卫兵领袖也在替毛泽东冲锋陷阵。聂元梓到中南海外“揪刘火线”鼓励北京高校的红卫兵，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韩爱晶和王大宾组织批斗了彭德怀、张闻天；谭厚兰率领北京的红卫兵砸毁了连日本侵略者都不敢动的民族圣地孔庙孔府孔林。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绝非红卫兵的自发行动，它们都得到了当时中共最高层的明确批准和授意，纯属奉旨造反。这一切完全是毛泽东假红卫兵之手，以群众的名义摧残、侮辱政敌和毁灭中华文化。在打垮那些走资派的精神和尊严上，这些红卫兵领袖们干了毛泽东想干而不方便干的坏事，获得了毛泽东的赏识。不过，和那些权贵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们相比，红卫兵五大领袖少了一点匪性，多了一点奴性，少了一点霸气，多了一点怨气。
然而，当毛泽东初步实现了他的政治目标——铲除了刘少奇以及他的社会基础之后，红卫兵却一直沿着既往的轨道前行，依然我行我素。一向嗜权如命的毛泽东极为担心全国性组织的出现，他绝对不能容忍在文革不同地区、不同单位或不同部门之间搞横向联系，搞什么“全国时事形势讨论会”之类的串联会，“无产阶级司令部”绝不容许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游离于该“司令部”控制之外。可是，当大大小小的学生领袖们由于某种政治权力在握而享尽风光时，便有些忘乎所以，甚至是为了争权夺利大打出手。
红卫兵的种种逆行以及红卫兵之间不断的派性武斗给了毛泽东打击红卫兵的口实。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三万多北京工人和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的官兵突然冲进清华大学，强行带走前去阻挡和辩论的学生，不知就里的红卫兵组织进行了抵抗，造成了五名工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的重大流血事件。然而，在绝对优势的工人和军队的围攻下，清华这些学生最终被打得落花流水。武斗指挥、学生任传仲蓬头垢面，衣衫脏烂不堪，他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地哭喊：“啊！——啊！——保卫毛主席革命线路有罪啊！——保卫毛主席革命线路有罪啊！——杨、余、傅黑后台挑动工人镇压红卫兵啊！”
蹊跷的是，身为北京革委会常委的蒯大富竟然完全不知道数万工人和军队进驻清华是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定，甚至还以为是什么黑后台派军队和工人来镇压红卫兵，结果造成清华红卫兵抗拒和杀害工人的事实。如此大规模行动能够做到这样的保密性以及实施的突然性，显然是值得仔细品味的，仅仅用毛泽东安排不周来解释这场误会肯定难以服人。韩爱晶在“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中写道，我想起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跟我们讲过的话：“我可没你们那么大的胆子，一声令下，随便就在北京开十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我开一万人的大会都要请示毛主席。”韩爱晶当时就意识到：“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当时，韩爱晶打电话到市革委会总机询问情况，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全都回避。韩爱晶感觉到他们处在被蒙蔽的状态。
在经过了一系列严密的部署和行动之后，毛泽东终于走向前台。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半到八点半，在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等人的陪同下，毛泽东亲自接见，不，是亲自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蒯大富在三个小时后才得知消息赶来。蒯大富握住毛泽东双手，脑袋靠在毛泽东胸前。他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蒯大富晕头转向，完全不知怎么回事。当听到那些围攻清华的工人和军队是毛泽东派去的，蒯大富根本无法相信，他说：“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很明显，这次冲突就是毛泽东设的局，故意让蒯大富和清华红卫兵犯下对抗中央、杀害工人的重大罪行，为今后处置这些人制造理由。毛泽东曾经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给彭真设置陷阱，现在对付红卫兵的这一招与此如出一辙。实际上，杀害这几个工人的凶手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
在长达五个多小时的会见中，毛泽东兴致所至，天南地北恣意挥洒。然而，在表面上对这些红卫兵领袖肯定的同时，毛泽东对“五大领袖”的不满之意溢于言表，有些话还相当严厉：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还要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在这次会见当中，陈伯达指责这几个红卫兵领袖，脑子膨胀了，以为不得了了。蒯大富、韩爱晶到处伸手。就要一统天下了。陈伯达说：“蒯大富，你应该猛醒过来，悬崖勒马，道路是危险的。”显然，毛泽东已经预感到了尾大不掉的危险。这时的红卫兵已不是当年“毛泽东的红卫兵，毛主席指到哪儿，打到哪儿”的红卫兵。现在他们说：“我们只知道蒯司令”（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这一年，蒯大富只有22岁，另一个红卫兵领袖韩爱晶，和蒯大富是江苏同乡，也是22岁，而且他们二人的生日完全相同。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次会见中，韩爱晶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在那些中共大员的眼里绝对是大逆不道的。韩爱晶在他的回忆中这样写道，我认为这是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如果不问，什么时候再有机会问呢？如果不问，毛泽东主席百年之后，我怎么向人民交待呢？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的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韩爱晶实际上就是问，你毛泽东死后，谁来解释毛泽东思想。韩爱晶接着写道，我的话音一落，在座的中央领导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想不到我会向毛主席提出这样的问题，气氛有些紧张。毛泽东主席很平静，回答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毛泽东还说：“想得远好，想得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哇。”在会见现场，其他大员不断指责韩爱晶，然而韩爱晶毫不畏惧。对此，毛泽东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表面上毛泽东似乎很欣赏这些红卫兵领袖，其实，毛泽东在内心里对这些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有一定独立思考能力的大学生心怀忌恨。
虽然这次召见的详情一直没有公布，可以肯定的是，在召见他们之前，毛泽东一定统一了中央文武两帮人的意见，并且表达了对红卫兵领袖们的否定态度。所以，才会有林彪、陈伯达、姚文元等人在毛泽东面前对红卫兵领袖们的严厉批评。毛泽东在召见中几次替蒯大富等人的回护，其实不过是让别人扮黑脸、他扮演红脸的把戏而已。实际上，这几个红卫兵领袖都意识到了毛泽东对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毛主席不要我们了的感觉，恐怕在现场的几位红卫兵领袖，都会有同感”（《聂元梓回忆录》第十八章）。聂元梓的话，也道出了他们对毛泽东的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在毛泽东会见结束后，红卫兵五大领袖急忙就整理了一篇文稿，主题是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结果，有关人员要求把接见改成召见。这几个红卫兵领袖当然明白，他们这次是受毛泽东批评的，并不是光荣地被接见。特别是公安部长、北京市委书记谢富治，在整理要公开发表的正式文告时，一再要求五大领袖要把此次召见中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先压下来、把批评的部分先传达，这样的做法显然有明确的目的。虽然，这次只是清华的红卫兵和工宣队、军宣队开战，结果，所有的红卫兵领袖都被收拾了。显然，毛泽东是在找借口打击红卫兵五大领袖以及整个红卫兵。这些人，知识水平高，甚至敢于质疑毛泽东，而且有极强的号召力，毛泽东从内心里对这些人不放心。相比较而言，毛泽东更喜欢陈永贵、王洪文这样的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是文盲的工农干部。对于这些红卫兵领袖们而言，他们全部的合法性资源完全来源于毛泽东的认可，对外公布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可以说是彻底断送了他们的政治生命。而五大领袖的垮台对于整个红卫兵的前途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从此红卫兵便名存实亡，彻底走向末路，称这一天为“红卫兵的忌日”并不为过。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二中扩大会议，决定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刘少奇集团被斗倒斗臭之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战略目标已经实现，对于毛泽东来说，红卫兵组织的继续存在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了。只是，毛泽东既要铲除那些在文革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红卫兵，又要维护自己在文革中的正确形象，因而采取了偷梁换柱的手法。在外表上暂时不公开否定这些红卫兵的领袖人物，然而，从实际上将他们彻底排斥出政治舞台，软禁或者流放到远离京畿的偏远之地，聂元梓就是在人身自由都丧失的情况下依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来充点门面的（鲁豫有约聂元梓）。可笑的是，这些大学生领袖被从校园逐出后，作为“文化大革命”策源地之一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取而代之来管理这些中国最高学府的竟然是仅仅粗通文墨的八三四一部队的副宣传科长迟群、以及技校毕业生毛泽东的机要员谢静宜。
毛泽东使用了许多不是镇压的镇压手段来对付红卫兵，在限制、打压学生的过程中，曾经公开反对向学校派驻工作组的毛泽东，却派出了更大规模的工作组，也就是“军宣队”和“工宣队”。再后来，这批曾经对现实不满和青春狂躁的年轻人在为毛泽东立下汗马功劳之后，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义，被半强迫、半劝诱地离开城市，来到偏远农村或者不毛之地，开始了多年的流放生涯。可以说，为了镇压红卫兵，工、农、兵三大力量毛泽东都动用了。冲锋在最前沿的这些红卫兵领袖更是遭到处罚。蒯大富，1968年底就被流放到宁夏，1970年被正式隔离审查。聂元梓，1969年底被发配到江西的一个农场劳动，实际上已经作为戴罪之身被监管，1971年初被正式隔离审查。谭厚兰1970年被正式隔离审查。韩爱晶1971年被正式隔离审查。王大宾1971年被正式隔离审查。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司法体系已经崩溃，这种隔离审查其实就相当于被正式拘押监禁。一些著名的人物，类似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乃至后来的陈伯达，都是以隔离审查的名义被关进秦城监狱。后来，华国锋、叶剑英抓捕江青四人帮的时候，名义上也是隔离审查，这些人当场就被带上手铐。针对拥有巨大声望的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这些镇压措施，都是在毛泽东权势如日中天之时实施的，不可能没有经过毛泽东的批准，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对此有非常肯定的纪述（《聂元梓回忆录》第十八章）。原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回忆录中也曾经提到，如何处置红卫兵5大领袖，毛泽东有详细的指示（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吴德·原载朱元石记录整理的《风雨十年记事》第四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按照中共的标准，红卫兵五大领袖无一不是根红苗正的优秀人物，甚至是一时的青年才俊。他们都长时间受到中共宣传教育的浸淫，他们以及大批红卫兵在文革运动中表现出的暴力、反智、奴性完全是沿着中共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轨道运行的结果，与中共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并无二致。实际上，红卫兵干过的一切坏事，共产党在当政之前以及当政之后对敌、对友都曾经干过。红卫兵在文革中犯下的一切罪恶，都是在毛泽东的支持和默许下进行的，无疑是毛泽东对整个民族犯罪的一部分，这一点毛泽东自己其实也非常清楚。正如毛泽东本人在召见五大领袖时所言：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韩爱晶：1968年7月7日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的谈话记录）。
对正义的追求，无疑是人类最值得珍视的高贵品质，为正义而献身无疑是伟大的。但是，真正伟大的献身精神必须具有清醒的主体意识。对于当年投身于文革的许多青少年来说，他们的许多罪恶却是在正义感、理想主义的支配下犯下的。对于很多当年的红卫兵来说，这也是他们后来原谅自己的一个重要的借口。其实，还有很多的中共早期的党员也是如此。他们当年献身中共的时候几乎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做出这样的抉择，从主观上来讲，确实有正义感和理想主义的因素。至于文革中，更是有大批的青年为了他们心中的正义剥夺了他人的生命，也有人为了他们心中的正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文革中上海的红卫兵司令安文江在他的回忆文章“我不忏悔”中写道，“拎着脑袋干革命！誓死保卫毛主席！”在66年确乎发自由衷。有人以为红卫兵造反是颈后长反骨，怀里包祸心，这是曲解。安司令还说道，我没有统计数字，但是绝食、武斗中高呼“毛主席万岁”献出生命的、肯定要数以万计。他们是得不到历史公认的所谓“烈士”，是献给上帝的无辜贡品。后人可以鄙夷，可以抨击。但是，请不要怀疑他们沸腾的忠诚（我不忏悔——一个复旦大学红卫兵司令的自白）。
确实，后人不必怀疑他们的忠诚，只可惜，他们的这种忠诚是建立在闭塞和愚昧之上。他们这一代人深受中共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理论的毒害，为了所谓的正义和理想，可以无视他人的生命，也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他们不知道，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存在着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他们追求的是天堂，得到的是地狱。
卸磨杀驴，鸟尽弓藏，是独夫民贼在政治斗争中的必然逻辑。每一个被毛泽东利用完的对象，用完后总要被毛泽东收拾掉，从张闻天、王稼祥到刘少奇、林彪无不如此，红卫兵五大领袖同样如此。然而，毛泽东总是要找到他人负我的理由，让人们认为不是我负他人。既要兔死狗烹，又不让兔死狐悲，这是毛泽东老奸巨猾、老谋深算的地方，这也是总有人被抛出来，总还有人替毛泽东充当打手的重要原因，这或许也是一些人被毛泽东抛弃之后、一直痴心不改的原因所在。
妖自身出，收放自如。毛泽东深知红卫兵五大领袖的弱点，巧施擒贼擒王计，谈笑间便彻底瓦解了红卫兵这群乌合之众。在文革这场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浩劫中、扮演了冲锋队角色的红卫兵，将会和毛泽东一起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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