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收拾刘少奇 中共权斗最高境界(三)
2017.06.27.13.3
毛泽东收拾刘少奇 中共权斗最高境界(三)2017.06.27.13.3
在大跃进当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五个省份是四川、安徽、河南、山东和甘肃。根据前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大跃进期间,四川至少饿死了一千万人(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其他几个省份也都死亡数百万人。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刘少奇曾经严厉训斥几个造成重大人口死亡的省委书记,并要求他们如实报告死亡人数。高王凌先生在《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51页)一书中披露,刘少奇掌握的数字是4500万人被饿死,这比著名记者杨继绳先生的研究结果还多出近1000万。在同一本书中,高王凌先生还提到因饥荒死亡人数的最大统计数字高达6000万以上,而且有档案材料支持。
死人最多的这五个省委书记至少有四个人和毛泽东的渊源很深:四川的李井泉,曾任毛泽东的秘书;安徽的曾希圣,“军委二局”的第一任局长,红军情报技术侦察的创始人。长征途中毛泽东的所谓神机妙算,其实都是曾希圣他们破译了国民党军队的密码,获得了准确的情报;河南的吴芝圃,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的学生,毛泽东的亲授弟子,天子门生;山东的舒同,曾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这几个之人,外加甘肃的张仲良,都是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的猛将。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实施了一系列举措,将五个饿死人最多省的大员撤职或者调离,其中,原北方局的重要干部李葆华接替曾希圣出任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是中共创始人李大钊的儿子。
顺便说一下,在对待大跃进中究竟饿死多少中国百姓的事情上,刘少奇和周恩来是有重大分别的。周恩来看到由各个省委第一书记秘密上报的死亡人数统计资料后,立刻下令销毁全部资料,并亲自打电话监督执行情况。据杨继绳的文章披露,这些数字仅仅上报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而刘少奇对各地饿死人的事情追查得极为严厉,甚至是穷追猛打,是一种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单就这一件事情而言,已经严重地触怒了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刘少奇是因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对待这件事的不同态度,也可以部分地解释刘少奇和周恩来二人在文革中的不同命运。如果刘源能真正继承乃父的遗志,为刘少奇留下一生中最壮烈的片段,就应该把大饥荒的真实数据整理出来,上可告慰死去的数千万国民,下可报答他的父亲对他的期待。
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大饥荒已经有所察觉,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还有美国政府都曾经提出愿意给与援助。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当局对外始终严密封锁消息、公开否认中国出现了大饥荒。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国政府邀请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以期向国际社会证实国内的良好状况。结果,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二战英雄蒙哥马利元帅却败在了擅长伪装作假的毛泽东手下,对外竟然宣布中国不存在饥荒,沦为后世的笑柄。
期间,毛泽东接见了来访的蒙哥马利元帅,在谈到接班人的问题时,毛泽东借机散布了一些消息,给刘少奇灌迷魂汤:“以前两个主席(指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其实,“自信人生两百年”的毛泽东从来就没有活着传位给他人的想法,更不要说传位给仅仅小他五岁的刘少奇了。就算是去见马克思,按健康状况,恐怕也得刘少奇先去。毛泽东对外发表这番话一是为了麻痹刘少奇,另一方面也是向国内民众暗示挨饿的问题刘少奇要负责,毕竟两个主席他占一半,我毛泽东还是在二线。
在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后,高层暂时放松了对农民的压迫,加之大规模进口粮食,农业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中国的形势明显朝着有利于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的方向在发展。毛泽东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与危险性,开始悄然反扑。在一九六二年八月末,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政治路线,将中国这艘已是创痕累累的航船再次转向左舷,驶入了毛泽东最为擅长的领域,也就是阶级斗争。毛泽东重新祭出阶级斗争的大旗,既是泛泛地制造舆论,也有具体所指。大约就是在这次会议前后,毛泽东即下达手令对刘少奇进行秘密调查,在刘少奇的历史上寻找突破口(陈铁健:“瞿秋白何以由领袖成为叛徒?”)。一九六三年一月,中国四大历史学家之一吕振羽教授在参加学术会议返回北京的路上被秘密逮捕并长期关押。拘禁期间,吕振羽被逼写伪证,证明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八月负责国共南京秘密谈判期间,“跪在蒋介石脚下,充当了革命的内奸”。吕振羽那时为北平的大学教授、中共北平地下市委领导下的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以著名学者身份为国共谈判穿针引线。中共青年才俊周小舟全程参与了谈判,并在谈判结束后携带全部资料来到延安,此事让毛泽东极为赞赏,周小舟后来出任毛泽东的秘书并官至湖南省委书记。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德怀集团的成员遭罢黜,文革初期自杀身亡。毛泽东无疑了解此次谈判的全部内容,秘密逮捕吕振羽根本就是为了罗织罪名,以图置刘少奇于死地。但吕振羽教授不畏逼迫,拒做伪证,使得这次拘捕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李冰封:呼天辨诬董狐篇《书屋》2004年11期)。
毛泽东正在暗中紧锣密鼓地搜集刘少奇的黑材料,此时的刘少奇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为了响应毛泽东抓阶级斗争的指示,刘少奇主持发起了文革前的最后一场政治运动——“四清”运动。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成为一场名副其实的政治运动。刘少奇对这场将要开展的政治运动的定调是:“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显然,刘少奇是在利用打击底层干部和共和国贱民的办法来标榜自己坚定的革命性,顺从毛泽东的权威,并藉此赢取更多的党心,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这也是当时很多中共干部惯用的手法。因为长期以来中共内部一直是极左在主导,左治天下具有广泛的思想认识基础。当然,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意图有所察觉,故而用比毛泽东更左、更极端的策略来逃避被整肃。在中央会议上,当毛泽东说到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的时候,刘少奇插话说:“三分之一打不住……城市文化艺术单位、中小学校,农村里的学校还不止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打不住。”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刘少奇作了更加夸张的估计,甚至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在刘少奇这种极左思想的指导下,四清运动伤害了大量的基层干部和民众,也毒化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空气,让极左思潮更加泛滥,最终的结果还是强化了毛泽东的权威,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为刘少奇自己埋下了覆亡的陷阱。
一九六四年还发生了另一件影响了中国和刘少奇个人命运的大事:十月十一日赫鲁晓夫被他的亲信同僚勃列日涅夫等人选举下台。虽然毛泽东极为讨厌赫鲁晓夫的为人处事,但是,赫鲁晓夫以这样的方式下台,还是让毛泽东深受刺激。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下台最深切的感受便是:“赫鲁晓夫的倒台,也许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毛泽东总是从反面理解问题,从他人得到经验之处发现教训。日后,愈演愈烈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本意。诸如周恩来、林彪之流对毛泽东的吹捧固然有其私心所在,相信也一定是体察圣意,知道毛泽东对个人崇拜很欣赏。
赫鲁晓夫的下台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共产党的领袖并不都是终身制的。苏联共产党发生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也同样可以发生。赫鲁晓夫的下台让毛泽东有了时不我待的急迫感,他就是在这一年作出了“刘少奇必须下台”的决断。
其实,在一九六四年七月红旗杂志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毛泽东亲笔加上了一段醒目的文字:“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实际上已经为公开打倒刘少奇开始了舆论准备。文章中关于接班人五项条件的一段尤其精彩:“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 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这不正是毛泽东弄权的写照吗?可见毛泽东自己最爱干什么,也就最担心别人什么。
所谓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应该是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如果针对中共而言,那无疑是指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表现,特别是对大跃进死难人数的追查。毛泽东十分清楚,仅此一条就足以让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残忍、最冷酷的暴君。酷爱读史书的毛泽东最想清除的就是这一条,而清除这一条,就必须先清除刘少奇。
在刘少奇忙碌于实务的时候,不问世事的毛泽东的个人形象却在不断地被拔高、被神化。一九六四年五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在部队内部发行《毛主席语录》,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随即地方出版部门争相效仿,纷纷加印,以至后来全国老幼几乎人手一册,为确立毛泽东的君师合一的地位立下奇功。此事或许是林彪的功劳。
总理周恩来在神化毛泽东方面更是技高一筹。他调动全国主要艺术团体的大批艺术家,不惜工本排演了大型歌舞剧《史诗东方红》,通过夸大毛泽东历史上的成就来掩饰当前的失败,以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颂扬毛泽东。周恩来还以总理之尊亲自出任该剧总导演。此剧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二日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次上演,随后被摄制成当时罕见的彩色宽银幕舞台艺术片,流布海内,妇孺皆知。
正是在周恩来、林彪以及刘少奇等人的吹捧下,毛泽东尽管闯下了滔天大祸,他的个人威望却不降反升,在无知青年中更是成为永远正确的化身,在中共组织之外获得了巨大的支持力量。
关于毛泽东如何精心设局,如何利用中共组织之外的巨大力量废掉刘少奇的功夫,我们下一集接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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