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事件:军方反抗毛泽东仓惶逃离
出人意外王关戚竟遭整肃 2019.12.26.511
毛泽东发动文革依靠了一文一武两股力量,文就是中央文革小组,它曾经取代了中共中央,成为实际上的最高决策机构,文革小组的灵魂人物就是江青。武的就是以林彪为代表的军方势力,军方的实力是任何当权派都不能不忌惮的。正是这个军方势力,是毛泽东敢于和刘少奇集团决斗的真正后盾,这就是毛泽东在文革中穿军装亮相的含义,也是红卫兵穿军装的原因所在。毛泽东最迷信的就是枪杆子里边出政权,正因为如此,军队一直是毛泽东的禁脔,同时,军事将领也是毛泽东最为防范的一些人物。
文革小组中,除了后来成为中共要人的张春桥、姚文元,还有几个青年才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曾经是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这三人都是起身于下层、学有所长的青年才俊,因其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而一跃龙门。毛泽东曾经称赞:“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 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这些年轻书生受到重用,自然格外感念毛泽东的知遇之恩,心甘情愿做犬马以被驱使,甚至被投入监狱十多年后依然痴心不改。他们三人都在文革爆发前后发表过一系列批判文章,为文革的发动和开展、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工作,为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立下过汗马功劳。仅戚本禹写的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就让刘少奇读了气得要吐血。文革开始后不久,王力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相当于中央宣传部部长,关锋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组长为徐向前、顾问江青,而戚本禹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还担任毛泽东、江青的秘书。三人身涉中枢,参谋机密,一时间风头甚健。
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利用部分群众对现实的不满,号召大家起来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摧毁现行的权力体系,以瓦解刘少奇的社会基础。同时,地方实力派也暗中扶持和利用群众组织自保,因而形成所谓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之争。在各种利益和积怨纠葛之下,持各种观点的群众组织不断发生冲突,甚至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基于中共武装夺权的历史,许多地方驻军首长和地方领导都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军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地方帮派争斗。一九六七年一月某日,安徽省造反派组织在召开“批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大会”前,“请求”军队保护现场,以防对立派冲击。事关重大,安徽省军区遂紧急请示上一级的大军区南京军区,南京军区随即将报告上达天庭:“顷接安徽军区报告,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向安徽省军区提出,廿二日到廿三日,在合肥召开十五万到二十万人大会,要安徽省军区派出三百到五百名部队警卫会场。……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同日,毛泽东即在安徽省军区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文化大革命)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毛泽东 一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这个命令看起来简洁明确,实际上非常荒唐,关键是“左派”的定义完全是一个主观的标准,在现实中将会导致很大的混乱。因为,各派群众都是奉旨造反,虽说造反的对象不同,却很难断定谁是左派、革命派,谁是保皇派、右派,到底支持哪一派,实际上完全取决于各地军队将领的个人利益和政治倾向。当然,这个问题的最终裁判权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手里。两天后,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最高指示”,为军队公开支持和卷入“内战”提供了正当性依据。毛泽东的此项命令给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由此造成的死亡人数至少数十万。
武汉作为中国的工业重镇,拥有大量的产业工人,产业工人的特点就是组织化程度非常高。在文革爆发后,迅速出现了大量的群众造反组织。其中以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朱鸿霞为首的“工总司”和以武汉机械工业局武装部副部长俞文斌为首的“百万雄师”成为武汉地区两大著名的对立组织。那时,湖北省委已经瘫痪,武汉军区执掌大局。由于百万雄师得到了武汉军区的暗中扶植,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并在武汉军区的唆使下,用暴力压制了“工总司”等组织。武汉军区下属的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是直接负责在武汉支持左派的,和百万雄师实际上互为表里。武汉军区高层公开支持“百万雄师”,打击以“工总司”为代表的其它造反组织,并逮捕了“工总司”头头朱鸿霞为首的数百人,强令解散其所属组织。然而,中央文革乃至中央文革背后的毛泽东都认为,百万雄师是保守派,“工总司”等组织是革命派。对武汉军区压制“工总司”等组织表示反对,由此埋下了武汉军区和中央文革对抗的根由。
出身湖南的毛泽东对两湖的中心城市武汉似乎有着特殊的情感和兴趣,在其一生当中,最留恋的地方除了美丽温柔的杭州之外便是武汉。当时,北京的七月,红卫兵和中南海内部的造反派正在和做最后挣扎的刘少奇紧张对峙,声称要将刘少奇揪出来批斗。毛泽东正想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免得让红卫兵、造反派蹑手蹑脚,故而武汉的问题进入了毛泽东的法眼。此后遂有御驾亲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两大造反派问题的考虑。作为开创了井冈山割据道路的领袖,毛泽东此行或许也有再造革命之意。等毛泽东一离开北京,揪刘(少奇)火线立刻展开行动,中南海被红卫兵、造反派包围,高音喇叭彻夜不停,令人寝食难安。不久后,刘少奇便在中南海内被公开批斗,其过程还被拍摄成电影纪录片供身在外地的毛泽东欣赏。
在毛泽东决定前往武汉的当天,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总理周恩来提前飞抵武汉,亲临行宫东湖宾馆检查接待工作,并撤换了“百万雄师”派系的服务人员。当日,在代总长杨成武及三军主将亲自护卫下,毛泽东和大批随扈与御林军八三四一部队官兵分乘三部专列秘密驾临武汉,总理周恩来亲自前往车站迎接。公安部长谢富治、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也受命前来武汉。让谢富治来武汉,主要是,不少在武汉周围的驻军曾经是谢富治指挥过的旧部。比如,空降兵15军就是谢富治的旧部。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负责毛泽东在武汉安全的,却不是武汉军区的司令陈再道,而是武汉空军的将领。另外,毛泽东驾临武汉,也没有通知武汉军区的司令陈再道。
此后几天,秉承毛泽东的旨意,周恩来亲自开会训示武汉军区主要将领:你们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工总司”等是革命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等等。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王力也受命给武汉军区干部作了长篇报告,介绍了这次文革的基本精神,帮助他们清理“糊涂思想”。在文革时期,被宣布犯了方向错误,这可是致命的大事。
不知底细的军区司令陈再道并不知道,周恩来的讲话就是在传达毛泽东的意思,对周恩来要他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不服气,甚至公然抗命。陈再道拍着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甚至指着周恩来的讲稿扬言:“如果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不得已,周恩来只好带着陈再道司令、钟汉华政委亲自觐见毛泽东(徐海亮:《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2010)。毛泽东要求武汉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不要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武汉两派要达成协议,发表声明联合起来。要承认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承认错误,改了就好。至此,陈再道只得承认错误。周恩来认为陈、钟二人已接受了中央的意见,武汉的局势可以稳定下来,当晚便连夜乘机返回了北京。其实,陈再道等人是口服心不服。关键是,武汉军区的很多将领卷入很深,他们更是难以接受。对于毛泽东来说,他是从文革发展的全局来考虑,要利用造反派打击当权派,当然要公开支持造反派。而陈再道以及独立师的干部则从湖北武汉的局部,当然也是从他们个人得利益来考虑,自然要支持保守派。显然,这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利益冲突。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武汉军区的首脑擅自将周恩来的批评向下传达,在武汉支持左派的省军区独立师官兵得知消息后,群情激愤,怒不可遏,这件事情成为7·20事件的关键。这个消息再经过军区独立师派驻百万雄师各部的军代表传达,迅速传遍了武汉三镇。只是,军方故意把这个消息说成是王力的讲话。在“成者王侯败者贼”的文革大环境下,夺权失利的一方将会何等下场,是不言而喻的。受到蛊惑的“百万雄师”决定拼死一搏,随后,和独立师的官兵一起冲向了代表中央的谢富治、王力的驻地,要找中央代表说理。事实上,14日来到武汉奉命做群众工作的王力,曾经对受到武汉军区压制的造反派发表过一些讲话,当时传达的中央精神就是,“工总司”等是革命群众组织,这颠覆了武汉军区的原有结论,引发了两派的矛盾。王力的言辞随即被广为传播,由此给了武汉军区独立师官兵和“百万雄师”一派公开发难的口实。
七月二十日凌晨,各种车辆的轰鸣声和口号、争吵打斗声突然划破了禁地的宁静。武汉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几百人乘坐数十辆吉普车和卡车,携带武器冲进了毛泽东的行宫东湖宾馆,一番唐突之后,中央文革成员王力被抓走,毛泽东也受到惊吓,身边的警卫部队完全进入临战状态。此后,被抓走的王力遭到痛殴,脚踝骨被打断…… 若非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下跪磕头,哀求部下们手下留情,王力可能会当场成为“烈士”。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武汉720事件。顺便说一下,关于这一事件的文章和著作不少,除了那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外,最有价值的,可能是徐海亮的《武汉“七·二○事件”实录》这本书。
醉翁之意不在酒,720事件中,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愤怒情绪并非是简单地针对王力等人,而是针对中央文革和毛泽东,他们有的已经对毛泽东产生了怀疑不满。私闯禁地,辱骂殴打王力,显然是敲山震虎,是打狗羞主。因为他们了解王力的讲话与周恩来的训示并无二致,而且他们也知道毛泽东本人就在武汉,甚至还可能清楚毛泽东就在东湖行宫。王力被抓后,他听到部队里那些打他的人在说,“老头子”也在这里,我们马上找“老头子去”(《戚本禹回忆录》2016)。还有当事人回忆说,独立师有人还提到,“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问那老头子那地方” (《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事后,周恩来曾经谈到: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有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件……”
二十日上午,几百名全副武装的独立师官兵,手臂上戴着“百万雄师”袖章,和数万“百万雄师”的群众,一起在武汉三镇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满载军民的上千辆大卡车排成四路纵队前行,车上刺刀闪闪,机枪森森,气势一时无双。“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张春桥,江青靠边站”,“打倒王力,打倒戚本禹”,街上的大标语触目惊心,矛头直指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张荣久:“吴法宪为何敢当众打陈再道耳光”《党史纵横》2005年第12期)。军队公开武装示威,骚扰行宫,消息传到中枢北京,其震撼程度可想而知,他们十分担心“西安事变”会在武汉重演。得知消息后,“江青哭哭啼啼来找叶群,说‘反革命分子’己经快冲到主席住处,高喊‘抓住那个胖子’!‘打死那个胖子’!他们喊的那个胖子就是主席……”(《林豆豆口述》)。要知道,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吃不饱饭,胖子是毛泽东一个明显的标志。随后,林彪派副总长邱会作亲自传送他给毛泽东的信,建议毛泽东迅速离开武汉。
当天下午,刚刚回京的周恩来又紧急飞回武汉机场,两个中队御林军全副武装也同时到达,以防不测,中央还在武汉周边作了重大军事部署,进行武力威慑。随后,经过化装的周恩来潜入行宫,请求毛泽东离开武汉,一开始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最后,在周恩来、杨成武、谢富治等人的劝说下,毛泽东终于同意离开。周恩来亲自安排毛泽东乘坐武汉空军的汽车,于次日凌晨从后门仓皇离开,并打破毛泽东自一九五七年以来不乘飞机的惯例,乘专机离开武汉飞抵上海。显然,毛泽东当时已经感觉到了危险,否则,毛泽东决心留在武汉,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让毛泽东离开的。毛泽东坚持不走,只是在维护他领袖的面子。可以说,武汉事件让毛泽东深感挫败。邱会作晚年在回忆录中提到:“毛主席离开武汉实际是不情愿的,他知道他在武汉是最大的败家”(《邱会作回忆录》2011)。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王力等乘专机回到北京,在机场受到周恩来、江青等中央政要和数万民众的隆重欢迎,王力成为7·20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此后,秉承毛泽东的旨意,又在七月二十五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联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由副统帅林彪亲自主持的“百万军民”大会,欢迎王力等胜利归来,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七月二十六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7·20”事件,周恩来一开始就指出该事件是一个“叛逆行为”。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社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 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 八月初,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亲自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中央文革驻地看望王力,并赠送毛泽东塑像(《武汉事件》)。
可是,意想不到的是,不过几天时间,风云突变,乾坤颠倒,曾经被周恩来、中央文革视为罪大恶极的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被撤销司令职务后,却安然无恙,甚至还被毛泽东特批“同志”称呼。相反,文革“功臣”王力、关锋却被毛泽东下令关了起来,执行者周恩来为了减缓震荡、美其名曰“请假检讨”。一段软禁之后,二人即被打入天牢——秦城监狱。另一位新贵戚本禹心知不妙,急忙向毛泽东请罪,然而还是没有逃过这场厄运,不久也被投入秦城监狱。官方给他们的罪名是擅自在《红旗》杂志社论上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是“毁我钢铁长城”。追其原委,武汉7·20事件无疑才是此事的关键,也是这三位青年才俊命运的转折点。
7·20事件让文革中的军方从幕后走向前台,成为冲突的焦点。特别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大肆鼓噪对军队及其秩序冲击很大,不少地方都在揪本地的陈再道,一时之间造成了全国性的“兵荒马乱”。问题就在于,军方实际上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真正依靠的力量,造反派和红卫兵不过是冲锋在前的炮灰和爪牙。只是,在依靠军方的同时,毛泽东又非常担心军方借机坐大,尾大不掉。因此,毛泽东非常注意军队派系之间的相互牵制和平衡。在中共的军事体系中,自红军时代发展出两大派系,一个是红一方面军,另一个是红四方面军。一生视军权为性命的毛泽东对高级将领防范极严,尤其是对原红四方面军的将领更加关注。红四方面军作为红军中最大的一个支派,虽然屡经磨难和摧残,其力量一直都不能小觑。精神领袖张国焘和毛泽东对抗失败后,红四方面军残部备受牵连,多数将领只得戴罪投到毛泽东的帐下任其驱使,在国共内战中冲锋陷阵,为毛泽东出力不小。但是,当年加害四方面军将士之事始终让毛泽东做贼心虚,每遇关键时刻都倍加提防,担心遭到四方面军将领的报复,毛泽东对这支人马实在是又爱又怕。而陈再道恰恰就是起身于红四方面军。
武汉爆发7·20事件绝对出乎毛泽东的预料。逃离武汉后,终于从最初的惊恐中恢复了过来,沉思多日,毛泽东基本上排除了武汉军区对他进行兵谏的怀疑,这让他暂时放松了下来。否则,如果发现武汉军区真有劫驾的计划,毛泽东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哪怕血流成河,哪怕尸满长江也在所不惜。然而,军方对他的强烈不满他却是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不能不让毛泽东谨慎对待。
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出身红四方面军的将领有多人执掌大军区之职:陈锡联任沈阳军区司令、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陈再道任武汉军区司令,秦基伟任昆明军区司令。至于其他层别的将领更是遍布三军。由于四方面军将领长期被抑制,他们的派系意识可能更加强烈,当战友受到整肃时,他们难免会兔死狐悲。因此,处置一个陈再道很可能影响到整个红四方面军干部的状态,这个因素毛泽东不会考虑不到。因此,7·20事件爆发后,毛泽东非但没有严厉处置陈再道,相反,连四方面军的其他重要将领也都恩宠有加。邱会作在回忆录中写道,陈再道的福气在于他是四方面军的干部,主席对陈再道的处理已经超过对他本人错误的处理,是针对四方面军的政策来的。如果陈再道是一方面军的干部,政治生命早就死掉了(《邱会作回忆录》)。还有一句话,邱会作一定想到了,只是没有说出来。毛泽东这样对待四方面军的这些将领,就是为了制衡一方面军的干部,为的就是要防止一方独大。事实上,仅仅两年多以后,毛泽东就对以林彪为首的一方面军的高级将领进行了残酷的政治清洗。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虽然没有对擅闯禁地的军队将领进行严厉制裁,但是,却没有放过保守组织百万雄师。这足以说明,毛泽东对这件事情是怀恨在心,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暂时放过了武汉军区的将领。事后,“百万雄师”的首脑多人都被投入监狱,一些人受到残酷报复。其实,百万雄师完全是被武汉军方操纵和利用了。
不过,分析文革初期任何问题都不可偏离了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这个主线。毛泽东煽动青年学生造反、搞乱全国、搞乱武汉,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打倒刘少奇集团。既然如此,在刘少奇集团还没有彻底投降之前,毛泽东显然不能再对军队进行大规模整肃。避免两面作战,这样的常识带兵多年的毛泽东岂能不知。事实上,毛泽东不仅熟知,而且,每次党内斗争,毛泽东都把一打一拉、各个击破的战术发挥到了极致。7·20事件的爆发使毛泽东意识到,逼迫军方支持造反派必须适可而止,以确保军队在这场大的斗争中站在自己一方。为此,要迅速给军方一个明确的信号,让他们确信毛泽东无意追究他们的过犯。这个信号便是拿中央文革的亲信开刀献祭,惩罚他们对军方不敬,以表示毛泽东对军方的宽容和信任,这就是王关戚落马的根本原因。陈毅曾经说过:“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
实际上,“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在文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中就有了类似的表述,而且指出这些要点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毕竟文革中第一个被打倒的高级干部就是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没有“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罗瑞卿之流算什么。至于林彪和江青等重臣也都认可和同意“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这个口号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多次公开提出过。何蜀的文章“‘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2004),以及阎长贵的文章“‘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实质和来龙去脉”(《党史博览》2006年第6期),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详细的梳理。当年,刚好是中共建军四十周年,就在7·20事件过去十天后,毛泽东指定代总长杨成武在建军四十周年大会上致辞,在他的致辞中却只有“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倒是有点与众不同,而杨成武的这个讲话显然是毛泽东耳提面命的结果。客观地讲,“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这个说法完全是当时局面下的寻常表达,相反,刻意回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倒是别有用心。退一步讲,纵然王力、关锋等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说法不当,毛泽东只要一个眼色就完全可以让他们改弦更张,完全不必如此大动干戈。况且,王力、关锋、戚本禹只是负责宣传的前台人物,真正的决定权并不在他们手里。将他们三人投进监狱,显然另有隐情。毕竟,王、关、戚一向甘当毛泽东的马前卒,为文革竭心尽力并无二心啊,更何况,几天前,中央还为王力举行过百万人参加的盛大欢迎大会呀!
毛泽东在外交部的亲信王海容大约是听到了什么风声,遂深入内宫面见毛泽东打听王力的虚实,毛泽东吟诵了两句唐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之后便下了逐客令,其中的隐恨和无奈之情可见一斑。这一联诗源自唐代罗隐凭吊诸葛亮的诗《筹笔驿》,刚好表达了毛泽东经过7·20事件后的心态。受时局逼迫,毛泽东深恨不能随心所欲、不得不忍痛割爱。其实,王力何罪之有?毛主席心知肚明。王力入狱后,毛泽东下令不许提审。“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毛泽东这话说的是王力,其实这三个秀才哪个不是如此?关锋、王力被“请假检查”后,江青哭了。“文革”后戚本禹把这个情况告诉关锋时,关说:他“相信江青哭是真诚的”。这个情节的重点不是毛泽东如何器重这三个人,在毛泽东看来,任何人都是工具,重点是,这个选择毛泽东是被迫做出的。特别是军方人员公然擅闯禁地,并且向他进行武装示威,逼迫他改变定论,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做出的。至于抓住那个胖子,打死那个胖子,那些话,毛泽东一定非常清楚是在说谁,在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不过,毛泽东抛出此三人不过是一时之策,并不意味着这件事情已经结束。7·20事件,让毛泽东深感受辱。单单惊驾一罪,谅陈再道之辈也是百身难赎。侥幸的是,毛泽东打垮刘少奇集团之后、紧接着清除林彪集团,竟至一蹶不振、一命呜呼,陈再道和红四方面军的将领由此逃过了一劫。否则,天假其年,以毛泽东睚眦必报的个性,断不能放过陈再道之辈,当年让毛泽东出丑、逼着毛泽东处理自己亲信的旧帐,都要加倍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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