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力执掌北京天机已泄露
尹力凭啥执掌北京 习近平天机已泄露 2022.11.15 No.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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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当局突然宣布，蔡奇不再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由尹力接任北京市委书记，执掌京畿重地。20大前，尹力只是福建省委书记，他成为政治局委员，就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出任北京市委书记，就更加令人意外。可以说，尹力无疑是20大上最大的一匹黑马。值得注意的是，尹力先后在卫生部、四川省任职多年，2020年调任福建，他和习近平并没有任何交集，更没有在习近平手下工作的经历。20大成为政治局委员后，不少人都猜测，医学博士出身并曾经长期任职卫生部的尹力可能接替孙春兰，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医疗卫生尤其是疫情防控。他能够进入政治局，并接替习近平的亲信蔡奇、出任北京市委书记，显示出习近平对他的特殊信任。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尹力1962年出生，今年刚好60岁。2003年，尹力出任卫生部办公厅副主任，当时，中国正在经历萨斯病毒的危机，在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尹力是唯一一个以专家身份参加的官员，为抗击疫情建言献策。后来，尹力升任卫生部副部长。2015年，尹力到四川省任职，成为四川省省长。2020年武汉爆发疫情，身为四川省省长的尹力迅速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施“网格化管理”。此外，无论是明确定点救治医院名单，还是切断与武汉的路面交通、组建医疗队准备支援武汉等，四川也都走到了前面。当时，四川一系列的防疫举措被媒体热议，甚至被称为“教科书级”抗疫。《新京报》发文，题目是四川“教科书级”抗疫，重申了这三点防疫常识，就对四川的防疫措施作了分析和评论。不仅国内媒体称赞，一些外国媒体也作了评论。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宣称，四川有章法、有节奏的抗疫措施，相信与曾是萨斯“救火队员”的尹力的专业判断紧密相关。
由此，尹力崭露头角，不久后，晋升福建省委书记，成为封疆大吏。想必，那个时候，尹力就已经引起了习近平的注意。当然，如果，疫情随着武汉的解封彻底消失了，或许，尹力的仕途会是另一个样子。毕竟，除了那次抗疫成功，尹力并没什么骄人的成绩。可是，疫情偏偏持续了三年，而且，今年，竟然在全国范围内又大规模爆发。可以推断，这次尹力能够进入政治局，并出任北京市委书记，应该和今年这一波严重的疫情有关。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疫情，想必已经让习近平焦头烂额，而北京的疫情一再出现，更是让习近平惊恐不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尹力出任北京市委书记，这意味着北京市委的首要任务，便是确保北京的疫情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确保中南海的安全，确保习近平的安全。
从尹力的这项任命可以看出习近平的内心，看出他对疫情的恐惧，看出在他心目中控制疫情的重要性。北京必须安全，清零必须实现。清零没有完成，习近平绝对不会罢休。尹力出任北京市委书记，给各地的官员树立了一个标杆，这个标杆最重要的指标就是防疫的成功。只是，对于尹力来说，在北京实现清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大的麻烦是，治理北京，其难度是四川和福建无法相比的。尤其是，北京市现在的人事格局是蔡奇布置的，而蔡奇现在位高权重，尹力肯定受到各方的牵制，很难施展拳脚。无论如何，尹力未来的日子恐怕不会一帆风顺。
习近平选择尹力执掌北京市，看重的恐怕不是尹力的专业知识，而是尹力的领悟力，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事项；习近平看重的不是尹力的医学专业知识，是尹力领导防疫的成功。其实，《新京报》的评论，特别提到，从四川等地“超前判断”和“提前布局”的经验看，其具体做法看似复杂，却可简单概括成三句话：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这也正是防疫三大原则。这篇评论还说，每个医学生在学习传染病知识时，都会熟记这三句话；每名医务人员在防疫过程中，也都会遵循这三大原则，遵循防疫常识。也就是说，领导防疫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专业知识，只要知道基本的常识便可，而这些常识只要随便问任何一个医生就可以知道。因此，尹力领导防疫的成功，最关键的不是他的专业知识，而是他的政治敏感性，他充分意识到了防疫的政治意义，并及时采取了行动。而其他地方的官员，可能是缺乏政治敏感性，没有意识到防疫的政治意义，还在像平时那样等待最高层的指示。尹力的政治敏感性，这才是他获得习近平注意的重要原因。当然，尹力获得习近平的注意，这其中也有某些特殊因素，假如疫情没有这样严重，尹力的成功就不会那么引入注目，就不会给习近平留下深刻的印象，恰恰是疫情的严重恶果衬托出了尹力的成功。
20大政治局中尹力等多个“科技官僚”的出现，特别是，北京和上海这两个直辖市的“一把手”，都由科技官僚出任，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关注。有人认为，习近平提拔科技官僚进入政治局，是因为习近平认为他们的科技专长至关重要，可以帮助中国摆脱西方技术封锁，加强创新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说，习近平是在提拔专业人才治理国家，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这种说法显然是误读了习近平，也误读了中共的体制。中共确立的这个体制，从根本上缺乏专业人才参与的渠道和空间，在关键时刻，在重大的问题上很难发挥作用。这是这个体制最根本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仅仅通过提拔个别专业人员，是无法解决的。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等人就已经意识到，中共的干部根本无法适应现代化建设，提出所谓的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只是，中共选择干部的首先条件却是所谓的革命化，也就是要甘当中共的奴仆和帮凶。这一点就决定了，中共只能选择那些善于卖身投靠的家伙。即使一些技术型官员还有良知，但在党性的约束下也很难发挥作用，在科学和政治之间，只能背叛科学、服从政治。比如三峡工程，比如南水北调工程，完全是政治工程，专业人员根本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至于到了习近平时代，问题就更加严重。习近平选择干部，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忠诚，实际上就是要忠诚于他个人。在习近平已经在台上表演了10年之后，习近平独裁的本质、重视奴才不重视人才的用人之道已经广为人知。
相对而言，一向和中共关系密切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这次倒是说出了部分实情。李成认为，习近平重用科技官僚的目的应该是执政权力基础的多元化，以及在地方领导层引入“局外人”，以期削弱地方山头主义势力。所谓执政权力基础的多元化，说白了，就是不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之江新军一方，而是引入各种分散力量，相互制约，防止尾大不掉。而这些科技官僚，没有地方工作经历，没有自己的山头，他们执掌地方事务，自然会削弱地方山头势力，无力和中央对抗。这一切都有利于稳固习近平个人的权力和地位。也就是说，习近平提拔科技官僚只是为了巩固他个人的权力和地位。总而言之，习近平选择科技官僚作为地方主官，并不是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而是利用他们的弱项，因为这些人没有自己的山头，缺乏政治能量，无力挑战他的权力和地位。
二十大政治局人选确定之后，习近平便主持中共政治局会议，审议政治局所谓“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习近平要求中央政治局要带头同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也就是唯习近平马首是瞻，对习近平唯命是从。因为，很多政治局委员此前并没有直接在习近平手下任职的经历，所以，习近平要对他们亲自教训。让他们知道，成为政治局委员最重用的条件便是对他的服从。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专业机构的领导，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确有必要。但是，作为一个地方的党政领导，治理能力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一般的专业知识。可以说，做一个省长、省委书记，专业知识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作为地方的党政领导更需要管理能力、沟通能力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只是，真的具备这些能力的官员，肯定是不会得到习近平重用的，反而会被防范和打压。习近平提拔官员，最先考虑的应该是不能危及他的权力和地位。正是这样，那些没有根基、没有山头的科技官僚才受到了习近平的青睐。尹力之流被习近平重用，那是他们个人的幸运，而不是科技人员的幸运，不是知识分子的幸运，更不是这个国家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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