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过后说淘汰

高考过后说淘汰 残酷真相有谁知 2018.06.23 No.209

现在，中国的阶层分化特别严重，底层百姓的日子格外艰难。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他们在子女身上寄托了太大的希望，当然，他们也为自己的子女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最近这20多年，尤其是大多数农村地区，从基础教育时期开始就给家长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由于学校远离村庄，即使是义务教育阶段，实际上也需要家庭付出很多，比如住宿费，生活费和交通费，甚至很多父母为了照顾年幼子女的生活不得不远离家乡，在学校周围租房陪读。家庭的这一切努力最终也都转换成了巨大的压力，落在了孩子们的身上。我认识一个孩子，他的家庭在当地远远算不上最贫困的人家，但是，为了供他读高中，家里也是节衣缩食。高考成绩出来以后，孩子一进门就给他妈妈跪下了，非常愧疚的告诉妈妈没有考好。没有办法想象，这个孩子在回家的路上，他的内心经历了多少煎熬。

直到今天，小家庭依然是个人生活保障主要的依靠。孩子上学读书需要花钱，只能依赖父母，同样，父母年老体弱的时候，也只能依赖儿女。百姓为这个国家尽了太多的义务，但这个国家却很少对百姓负责任。大多数的底层百姓当然不希望子女重复他们过去的生活，他们急切地盼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改变处境，能够获得更高更可靠的收入，这既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他们自己。这不是父母自私，而是这个国家没有尽到责任。

法国学者布迪厄提出过一个关于教育的资本再生产理论。他认为，学校是制度化的资本再生产机制之一。也就是说，家长把金钱，也就是经济资本，投资到子女的教育上，让子女获得学历，也就是学术资本。等子女毕业以后，再用他们的学术资本赚取金钱。这样，投资-盈利-再投资-再盈利，循环不断，资本就可以再生产了。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资本转换过程，金钱转换成学历，学历再转换成金钱，这是经济资本和学术资本两种不同的资本在相互转换。中国农民不惜代价培养子女上大学，就是在绝境中发展出来的资本再生产谋略。学生父母的这个行为，就是一个资本转换的过程。这些父母们希望在自己的体力耗尽之前，将他们仅有的资本转化为一种新的，利润更高的形式，比如供子女上大学、获得学术资本。只是，从一开始，中国农民确定的再生产计划实施起来就注定代价高昂。尤其是他们很难掌握和理解关于大学教育的准确信息。现在，中国绝大多数省份高考的录取率已经超过80%，浙江、江苏、河北、内蒙等省已经超过90%。上大学已经不再是一个竞争成功的标志。对很多中产以上家庭的学生，进入名牌院校才是竞争的重点。而一般底层百姓，特别是农民家庭，并不容易了解中国大学的不同层级和类别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层级之间差异意味着什么。布迪厄将这种现象称为“感知和评价范畴结构上的滞后”，用一句白话说，就是反应迟钝。之所以出现这种滞后现象，是因为，不平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使得下层民众无法及时获得必要的信息，由此导致人们“观念的倒错”。也就是说，由于你知道的信息都是陈旧的，滞后于现实，因而导致你的观念是错误的，甚至和实际情况是相反的。对于底层百姓来说，大学距离他们很远，因而，他们的行动常常是基于“观念的倒错”。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生活环境封闭，农民对于学校事务陌生，乡村学校的教师对大学专业课程及就业前景缺乏了解，导致大多数农村学生的专业选择或多或少带有盲目性。然而，在盲目的背后，有一点却是极为明确的，就是急于要离开农村，无论如何要被一个学校录取。因此，与那些出身于中上层家庭的同龄人相比，底层百姓的子女为了稳妥起见，会尽量选择比较差的学校和专业，由此导致他们绝大多数只能进入学术水平和学术声望比较低的一些院校，这并非是底层百姓的孩子们没有天分，更不是不努力，而是我们受教育的环境差得太多，如此一来，现行的教育机构最终将一种社会方面的不平等变成了学业方面的不平等。布迪厄根据他对法国教育机构的研究发现，第一，各阶级的学习机会不同；第二，不同专业和学校提供的以后成功的机会不同。可想而知，出身于下层社会的学生在这两个方面都处于弱势，这两个方面的弱势的后果叠加起来，就造成了“延迟淘汰”。

在谈延迟淘汰之前，我们先说说自我淘汰。布迪厄认为，对比中产阶级以上家庭出身的孩子，在劳动阶级出身的孩子中有更多的人拒绝上学，他们就是以这种方式“自我淘汰”出了教育机构。这一点，在中国农村地区很常见，有大量的孩子由于各种原因，不愿意上学。但是，布迪厄还注意到另一种形式的淘汰，他说：“在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的时候没有被淘汰的人，很可能他们进入的学校和专业很少能给他们向更高层次提升的机会。… 这些机构和专业… 是陷阱，它们以同质的表面为伪装，把这些学生吸引过来，使他们在学校中面临一种被大砍大删的命运。”如果把布迪厄的这段话，用中国高考的现实解说一下，就是这样：那些高考失败的人是被淘汰者，而成功进入大学的人不是被淘汰者，可其实这是一个假象。实际上，在高考中没有被淘汰的人，很可能他们进入的学校和专业很少能给他们提升的机会。这些缺乏学术水平和学术声望的院校，是陷阱，他们用大学的名义把学生吸引过来。学生们进入这种低层次的大学或二流专业，他们进大学的时候感觉和别人一样，但是在上大学的过程中、以及大学毕业以后的发展前景，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布迪厄把这种进入大学的方式比作放逐，这些下层社会的孩子进入二、三流大学就好像是被流放、被充军发配的一样。这些学生最终难以避免被淘汰的命运，布迪厄称之为延迟淘汰。

布迪厄说，延迟淘汰可以压缩前一个阶段学习结束时自我淘汰的比例。当学生进入下一个阶段时，“进入的机会”就可能被伪装成“成功的机会”。结合中国的具体事例来解释布迪厄的话，那就是，由于大学的扩招，只要上了高中，基本上都能考上一个大学。这从形式上降低了高考淘汰的比例。在中国的语境下，不少人把高考成功，看作是一个成功，其实，这只是一个进入的机会，距离成功还很遥远。甚至，这只是一种“温和淘汰”的方式。布迪厄认为这种温和的淘汰可能更残酷，因为这是“缓慢的、高代价的”过程。

大多数农村学生为了应付高考，放弃了考试课程以外的知识的学习，知识结构受到限制。而且，有时他们不得不故意放弃“太大的野心”，而把他们的终极目标定得很“现实”。这阻碍他们充分实现自己的潜力。他们似乎对高等教育始终抱有幻想，尽管这个系统榨取了他们家庭的全部财富，却未能充分将他们的优点，如勤奋和毅力，转化为深刻的洞察力和就业市场上的高竞争力。当学生有机会了解大学是否能够给予他们所期望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常常已经毕业，身在校园之外了。而在进入职业生涯的时刻，正如布迪厄所说，不是学业选拔的标准，而是继承所得的社会资本，才具有最大的效能。通俗一点说就是，一旦出了大学门，就看你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了。而底层百姓的孩子正是因为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才拼死去上大学的。然而，回到最后，依然还是要拼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持有文凭的人，“正常”情况下能够进入优势岗位，但由于他们不属于优势群体，因而他们无法在市场上兑现文凭的价值。2005年10月，北京邮电大学29岁的博士生秦绪海跳楼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我太没用了。现在知识太没用了。有用的只是金钱和权势，有用的只是关系和背景。现在要凭正直的才华去出人头地，太难太难了。我也曾试着找过工作，但是没有人用我。我对这个世界彻底地绝望了。从这个不幸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当局不负责任地扩大本科、硕士、博士的招生规模，实际上是给底层百姓挖了一个很大的陷阱，最大限度地榨干你的时间和财富，然后再淘汰你。

毕业的时刻是农民家庭检验他们再生产谋略是否成功的时刻。也正是在这一时刻，他们目睹的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危机。甚至有些人会发现，他们是在已经用尽了所有的资源来换取大学学历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才被淘汰出局的。对于中国农村生来讲，这是一种延迟淘汰，但对于底层的百姓家庭来说，这可能会导致破产。这不同于上大学之前的“自我淘汰”，对农村生的“延迟淘汰”过程在很多情况下一直持续到毕业之后，它耗费了农民家庭更长的时间、索取了更大的代价。从“读书改变命运”到“求学负债累累”，许多农村家庭陷入贫困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供子女读书，特别是读大学。

2017年毕业的大学生已经接近800万，作为对比，全世界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只有300万毕业生。目前，中国第二产业依然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而中国的第三产业中，传统服务业仍旧占很大比重，主要容纳的还是农民工。此外，目前真正广泛容纳农村毕业生的中小企业赋税负担过于沉重，经营艰难。和广大乡村人口的生活和福利有关的一些职业，如基础教育和卫生，本可以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大市场，然而国家却很少投资。将大学生毕业规模和现有经济模式结合起来看可以发现，现在的产业结构根本无法容纳这样规模的大学毕业生、硕士毕业生和博士毕业生。中国当下的经济模式决定了必然有大量的大学生成为延迟淘汰的牺牲品。而集中于低端大学的农村生更是首当其冲。一些农村大学生不得不同没有上大学的同伴一起从事体力工作，成了“大学生农民工”。根据国家计委几年前的一个统计，大学生农民工这个独特群体的人数大约是1500万。

在中国城乡隔离制度这个宏观背景下，农村大学生有可能发现他们从未远离最初的弱势地位，尽管他们从入学到毕业、再到就业，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一直都在抗争。在抗争中，他们完成的是一个历史循环，身份从农村生变为大学生农民工。一个农民曾经这样说：“如果不上大学，娃娃的未来只是农民和农民工的区别。”眼前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底层百姓的孩子就算是上了大学，可能也只是农民工和大学生农民工的区别。

就学费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来说，在中国上大学的费用绝对排在在世界的最前列。网上有一句调侃的话，说用一麻袋钱，换了一麻袋书，卖了这一麻袋书，买不了一个麻袋。曾经有一个农村大学生感慨道，“虽然我们从未怀疑过读书的价值，但我们发现，这条路的投入成本远远大于回报。”布迪厄说，资本再生产的前提是不同类别资本之间的可转换性得到保障，否则教育投资就没有意义。也就是说，家庭投资子女的教育，等于是把经济资本转换成学术资本；反过来，子女凭着学术资本可以挣到足够的钱，等于是再把学术资本转换成经济资本；这两种资本必须像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可以彼此自由地转换。假如这种转换得不到保障，甚至这种转换是单向的，是不可逆转的，经济资本投下去之后得不到经济上的盈利，那么这种教育投资就没有意义。目前，这种资本转换可逆性对于对很多底层百姓家庭来说尤其是缺少保障。所以，高等教育作为资本再生产的一种手段，对很多底层家庭的作用恐怕已经失效。也就是说，对于广大的底层民众而言，单纯指望读书改变命运，在目前的中国是不可能的。说破这个真相，可能过于残忍，但事实就是如此。对于底层百姓的家庭和子女来说，不要再把高考看得过于重要，做父母的，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做学生的，不要太在意一次高考的得失。既使高考成功，也可能只是一个淘汰的开始。对于底层百姓来说，我们只有改变国家的根本制度，让我们从一开始，无论贫富，无论城乡，都和其他人一样平等地接受幼儿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那样，我们才可能和其他人一样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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