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将之死

名将陈光被害 究竟谁是主谋 2026.10.0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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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是中共的建国日，不可空过。我们知道，中共政权出自枪杆子，共军那些将领们为它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们没有想到，党国建立之日，却是他们苦难开始之时。这里，讲一个中共名将的故事，与大家分享。

1954年6月7日的凌晨，武汉中南军区司令部大院外，一栋戒备森严的小楼突然发生大火，一个名叫陈光的人死了，是作为罪人死的。当时，没有几个百姓知道这个人，可是，他在共军当中，特别是在共军的高级将领当中，却是大名鼎鼎，他是中央红军著名的战将。人们都知道林彪战功赫赫，其实，林彪早期的战功，几乎都和陈光有关，就是让林彪名扬天下的平型关之战，前线的指挥官就是陈光。抗战胜利后，陈光随林彪前往东北，后来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的副参谋长，他的直接上司就是司令林彪、政委罗荣桓。可以说，陈光的大半生都和林彪、罗荣桓在一起。

陈光参加过湘南暴动，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此人作战勇敢，但是，没甚文化，很符合毛泽东的干部标准，因而不断得到提拔。红军长征时，陈光担任师长，率部作为中央红军的开路先锋，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突破天险腊子口，中共党史军史上，这一系列著名的战斗，都是陈光在前线指挥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陈光是八路军的六个旅长之一，掌握的是原先嫡系中央红军的精锐。平型关之战，第一线参战的两个团，就是陈光所部。林彪负伤后，陈光任代理师长。延安整风期间，中共组织对陈光做出极高的评价，认为“陈光是我军有数的军事人才之一，他一贯忠心耿耿，具有为党、为阶级虚心学习，联络群众的优良品质。此外，还特别指出“在长征中腊子口攻坚，陈光对中央红军北上，渡出险境，贡献极巨”（https://www.krzzjn.com/show-1458-114030.html）。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被认定一贯忠心耿耿的干将，为何成了罪人，死于非命？

中共立国后，陈光担任四野下属的广东军区副司令兼广州市警备司令，他的直接上司是华南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叶剑英。正是在广州任上，陈光突然遭到拘押，从中共的干将变成了罪人。2011年出版的《李作鹏回忆录》第二十五章，专门记述了软禁陈光的主要过程。当时，李作鹏是广东军区的参谋长，重要的是，他既是陈光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同时，他又是软禁陈光命令的主要执行者，他的记述自然比较可信。为何要软禁陈光，他提到，叶剑英主要谈了四条罪状：第一是通敌。与蒋介石在香港、澳门的特务混在一起，以情报资敌。第二是反对领导。对广东现在的军政领导人不满。第三是可能外逃。据说他已准备最近到香港去。到了香港，蒋介石特务就可能把他弄到台湾去。第四是家中私藏了大量武器。还有国内媒体提到，叶剑英向上级汇报陈光“私建武装”（https://www.krzzjn.com/show-1879-83305.html）。其他姑且不论，单单通敌这一条，就足以杀头。再加上可能外逃，自然需要先将陈光扣押起来，然后进行调查。

叶剑英清楚李作鹏与陈光关系密切，所以，让他把陈光约出去，然后，撤换警卫人员，搜查陈光的住所。陈光被拘押后，大骂叶剑英和林彪：

“你叶剑英有什么了不起？你没有一寸战功，你指挥过哪一次重要战役？

“你林彪现在爬上了高位，当了大官，早把我们这些人忘了！你现在又支持叶剑英一起陷害我陈光。你们的心太恶毒了。”

陈光被拘押后，要求见见李作鹏。他对李作鹏说：“你看我现在落到这个样子，怎么办？广州和武汉都不可能解决我的问题”。他说的广州、武汉是指叶剑英、林彪。陈光说，“我想请你到北京走一趟，先找罗荣桓，请罗把我的情况向老毛汇报，加在我头上的通敌、外逃的罪名是他们捏造的。这是天大的冤枉。我希望罗、毛说句公正话”。因为叶剑英的反对，李作鹏当时未能离开广州。

至于正式的调查结果，李作鹏并没有提及。只是说，陈光家里没有武器库；陈光的私人文件也没发现重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李作鹏提到，“叶剑英告诉他，陈光的问题我们已经报告了党中央、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意我们对他的处理。”此外，李作鹏还提到，当年冬天，他见到了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并谈到陈光问题。罗荣桓在抗战期间曾经和陈光共事多年，二人分别担任115师的政委和师长，东北时期又在一起，他对陈光的为人极为了解，对陈光为何遭到打击更是心知肚明。罗荣桓让李作鹏守口如瓶，不必再过问此事，也不要再多说话，防止别人说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李作鹏回忆录》下卷，第458-459页）。显然，陈光事件针对的不单是陈光一人，而涉及到了整个第四野战军，涉及到了115师。否则，罗荣桓不会这样紧张，不会这样告诫李作鹏。

国内有媒体提到，叶剑英将陈光的错误上报中共中南局并四野、及总政治部，罗荣桓批示撤销陈光职务，予以关押（https://www.krzzjn.com/show-1879-83305.html）。当时，罗荣桓已经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从程序上推断，罗荣恒作为军队干部的最高主管，如何处置陈光，他肯定要做出批示。但处理陈光这样重要的高级将领，罗荣桓肯定不能独自决定。国内著名的军史专家刘统在文章中提到，早在1950年4月华南分局上报陈光的处理意见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曾指示：“现在对他要么就是承认错误，决心改正，留在党内继续为党工作；要么继续错误，自绝于党和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决议责成华南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处理此事，郑重地将上述意见向他说明，要求他表明态度”(刘统“建国初期陈光、沙飞事件的反思”，《同舟共进》2008年第11期）。而当时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是朱德，中央五大书记之一，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从一开始，最高层就介入了。从叶剑英罗织罪名、到罗荣桓见死不救、再到朱德严厉表态，背后，明显有一个不可抗拒的力量。

通过审查，最终给陈光罗列了五大罪状，而这五大罪状牵扯到的那些人，更是耐人寻味：抗战期间的陆房突围问题，这个问题的定性牵扯到了罗荣桓，当时，陈光任115师代师长，罗荣桓任政委；延安七大代表的审定问题，这是一个真正的政治问题，后边再详谈；东北国共内战期间无故扣压电台问题，这个问题牵扯到了林彪，当时，林彪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的总司令，陈光是他的下属；对港澳台情报工作问题；私自招收家乡子弟开设训练班问题。这两个问题发生在中共立国之后，是触发陈光事件的关键，如何定性，和叶剑英有关。

陆房突围发生在抗战初期的1939年5月。陈光所在的115师师部突然遭到日军的攻击，这场战斗，八路军伤亡不小，尤其是，损失了大量军马、辎重以及医疗设备等，毕竟，这是八路军最主要的指挥机关，干部多，非战斗人员多，附属机构多，遭到袭击，难免损失惨重。陈光主要的责任在于，战前，对相关情报重视不足，麻痹大意；遭到日军打击后，又指挥失误，陷入日军的包围。好在最后，还是顺利地摆脱了日军的包围。

所谓“霸占电台”一事，发生在1945年11月。说是林彪要调走陈光正在使用的大功率电台，陈光执意不放，因而遭到林彪的斥责（李纲《陈光与林彪的是非恩怨》，《文史精华》，2009年第4期）。此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外界并不清楚。但可以知道的是，1946年6月，中央正式改组东北局，林彪被任命为东北局书记、总司令兼政委，成为东北的最高领导。此后，林彪重新整编在东北的共军部队，任命陈光为第6纵队司令。第6纵队是第四野战军第一批整编的五个纵队之一，是林彪麾下的绝对主力。由此可知，“霸占电台”事件明显被夸大了，林彪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排斥陈光，相反，依旧重用陈光。即使林彪真的和陈光产生隔阂，也是以后的事情，和所谓“霸占电台”并没有关系。

说来，陆房突围无论损失多大，充其量只是指挥判断失误的问题，算不上犯罪；至于扣压电台更是小事一桩，罗列这些罪名，实际上是要强行把罗荣桓和林彪与陈光案件绑在一起，替这个判决背书。不知是什么人，这样心思深远，手段老辣。

对于这些罪名，陈光认为与事实有较大出入，拒绝认错。陈光到底只是一介武夫，对党内斗争缺乏常识。他显然不知道，党内斗争，根本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服不服的问题。看的不是实事，而是态度。由于陈光的顽固态度，最后遭到了严厉惩罚。1950年7月，华南分局提议开除陈光党籍，1951年3月，经中南局批准并报中央同意，正式开除了陈光的党籍。中南局《关于批准华南分局开除陈光党籍的决议》，认定陈光“以功臣自居，胡作非为，目空一切”、“断送了他过去的光荣，走上了反党反人民的道路”、“陈光的错误及其反党行为已经发展到不可饶恕的程度，继续留在党内，对党对人民是有害的”（《沧桑流年 一个中纪委委员的自述》李惠仁著）。开除党籍，在政治上等于判了陈光死刑。实际上，有人也确实是想置陈光于死地。

毫无疑问，叶剑英在处理陈光的事情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陈光案件关键性的罪状是叶剑英提供的。但是，陈光被拘押后，很快就被转移到了武汉。这个时候，陈光就已经脱离了叶剑英的势力范围。可陈光的处境并没有任何改变，显然，严厉处置陈光不是叶剑英个人的决定。

其实，在陈光的五大罪状中，最关键的就是七大代表的问题，这是唯一一个政治问题，而这个问题和毛泽东有关。中共七大是毛泽东正式加冕的重要会议，对毛泽东至关重要。为了赢得党内其他山头的支持，毛泽东自然要在政治上拉拢他们，在中央委员的安排上，尽量照顾他们。这样一来，势必要压缩井冈山嫡系的名额。为此，毛泽东取消了陈光候补委员的资格。

中共七大共有中央委员44人，候补委员33人，比上一届党代会增加了一倍还多。可是，作为八路军115师的代师长，共军的主要干将，竟然连当候补中央委员的资格都没有，陈光当然不能接受，乃至公然发泄不满，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风波。还有传言说，陈光直接质问毛泽东，我什么事得罪了你？结果，气得毛泽东大发雷霆。事后，毛泽东又写信安抚陈光，避免惹出更大的麻烦。毛泽东在信中写道：“你的意见我是了解的。有些意见是对的。你在山东执行的路线是对的。‘七大’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相信你能致力于开好这次大会。意见可以会后交换。”这封信的原件已不存在，毛泽东究竟都说了什么，外界无法得知。会后，毛泽东还专门请陈光夫妇吃饭，示以宽容。

在日本侵华期间，毛泽东的意图是保存实力、扩大实力，陈光在山东时可能没有领会这个精神，硬打硬拼，毛泽东应该很早就对他不满了。否则，不会让罗荣桓一手指挥部队，把他调离山东，只是，陈光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居然，还想当中央候补委员。尤其是，经过延安整风，连周恩来、陈毅都俯首帖耳，陈光竟敢当面指责他毛泽东，挑战他的权威，这还了得，毛泽东当然不能放过他。只不过，当时正是用人之际，毛泽东暂时忍下这口气，而且，还假装大度。这是毛泽东的一贯做法，平时隐忍不发，关键时刻痛下杀手。显然，毛泽东一时的宽怀大量欺骗了陈光。否则，他不会在死到临头，还幻想毛泽东替他说公正话。粗鲁耿直的陈光自然看不透毛泽东的阴险毒辣，他大概到死也不明白，他怎么会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冒犯了毛泽东会有什么后果，可以参看另一个毛泽东的嫡系陈伯钧的情况。陈伯钧受训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来参加秋收暴动，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此后，一直追随毛泽东。在陈浩事件中，就是陈伯钧带领士兵警卫毛泽东。值得一提的是，陈伯钧曾经在红军三大主力部队都担任过重要职务，像这样的资历，在共军高级将领中并不多见。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长征会师之后，毛泽东得知陈伯钧的消息，特地致信陈伯钧：“伯钧同志：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陈伯钧被任命为120师359旅旅长，时年27岁。359旅的主要部队是前红6军团，陈伯钧出任此职，也和他正在红6军团有很大关系。毛泽东越过多个资深将领，让陈伯钧执掌359旅，说明对他特别倚重。但是，自以为是毛泽东亲信的陈伯钧犯了一个严重激怒毛泽东的错误。

那是在1938年下半年，传出毛泽东与江青同居的消息，此事遭到党内许多人的非议。陈伯钧尤其胆大妄为，竟然直接给毛泽东去信表示反对。对此，毛泽东极为愤怒，就在陈伯钧给他的信上写道：“谢谢对我私人生活的关心，天塌不下来……”这封信的原件已经被陈伯钧销毁，信的全文更没有公开。但是，毛泽东的严厉语气震惊了陈伯钧，却留下了痕迹。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因为我对大帅所提出的，只是政治影响方面之一部分，而且着重在这一部分，未从其他方面来一个比较观。所以在写信时未免多所直率与撞闯！这种不老当的习惯，以后还应更加注意”（《陈伯钧日记•文选》（上卷）414页）。陈伯钧居然把毛泽东看作是政治上的同志，批评毛泽东，无疑严重触犯了毛泽东。他们之间根本不是同志，而是君臣、是主仆。毛泽东要的是对他个人的绝对忠诚，而不是对党的绝对忠诚；要的是以他的是非为是非，而不是以政治上的是非为是非。

此后，陈伯钧被调至385旅任副旅长。1941年10月，毛泽东致信陈伯钧，要他“以不浮、不露、不躁‘三不’为戒”，仔细改过。陈伯钧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心直口快，夸夸其谈的老毛病，今后在自我修养的日程上应随时注意痛绝之。”只是，陈伯钧旧习难改，1944年1月再次无意中触犯了毛泽东。为此，贺龙特地写信，严肃地批评他不尊重毛主席。陈伯钧在日记中提到，“个别人以余谈笑语来作为一个同志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同时又断章取义，抓住个别词语，不管前后内容，片面发挥，以致惹起老总的严正批评”。毛泽东岂是可以谈笑的，陈伯钧当然要遭到惩罚。延安时期正是毛泽东掌握中共最高权力的关键时期，也是确立绝对权威的关键时期，不管是什么人触犯了毛泽东，都会遭到他的严厉制裁。

从陈伯钧的履历可以看出，在给毛泽东写信反对娶江青之前，陈伯钧没有担任过副职，在此之后，陈伯钧几乎没有担任过正职，尤其是，再也没有掌过兵权。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在内战结束前夕，短暂兼任45军军长，那时，他曾经的下级黄永胜、邓华等，已经是兵团司令了。只不过，陈伯钧出身书香门第，为人处世不像陈光那么粗野，那么随意。主要是，没有公开顶撞毛泽东，所以，没有受到太严厉的打击，只是被冷落而已。相比与陈伯钧，陈光遭到打击，无疑和他的个性有极大关系。陈光敢公开对毛泽东发泄不满，对其他人可想而知。

很多年来，官方学者的文章，都在有意夸大林彪和陈光之间的矛盾，暗示陈光遭到迫害，完全是林彪的责任。诸如军方《罗荣桓传》的作者黄瑶的文章“陈光与林彪的恩恩怨怨”（《纵横》2004年第4期）；李纲的文章”陈光与林彪的是非恩怨“（《文史精华》2009年第4期）；白夜、刘红的文章“陈光与林彪的历史恩怨”（《湘潮》2006年第4期），等等。涉及林彪陈光的矛盾，除了“霸占电台”，再一个就是九爷府会议。这是四野完成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之后，召开的一次师以上高级干部会议，林彪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当讲到防止居功骄傲问题时，林彪当众点名批评了陈光。陈光心中十分恼火，认为这是林彪有意打击他。这次会议的真实情况，我们无法得知，现在只有他们的一面之词。其实，在这次会议上，罗荣桓也批评了陈光，只不过没有点名。问题的是，陈光在这三、四年时间里，特别是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中，基本上都在坐冷板凳，完全没有骄傲的本钱。特地拿陈光作居功骄傲的典型，明显不合逻辑。陈光那些傲人的战功，都是在抗战和红军时期，都在中共七大之前。林彪、罗荣桓同时批评陈光，旧事重提，更像是秉承中央的旨意。

渲染林彪陈光矛盾的专家文章有很多，只是根本都经不起推敲。2002年出版的《沧桑流年 一个中纪委委员的自述》，对林彪的指责就更加露骨。此书的作者李惠仁是中纪委委员，中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曾经为陈光最终平反起到重要作用。他在书中披露了复查陈光案件的一些重要内容，值得一读。但是，涉及林彪的内容却极不客观。他写道：陈光这个人的问题是脾气暴躁，个性太强，文化水平低，不爱学习，又看不起林彪，不买林彪的账，因此，便得罪了林彪。林彪曾经对陈赓说：”有他（指陈光）无我，有我无他。”陈光同样说过类似的话：“林彪把我害得太苦了”，”我陈光不死，林彪的乌纱帽是摘不下来的。”可见，两个人的矛盾，已经到了 “你死我活”的程度。

李惠仁还说，“林彪这个人，色厉内荏，报复心强，又大权在握，当然，肯定没有陈光的好果子吃。陈光始终在他手下工作，于是，他便找各种口实，对陈光进行打击报复。建国以后，林彪任中南军区司令，这时，陈光已经被贬为广州警备区司令。但对林彪来说，陈光仍然是他心里的一块病，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他又设计了一条毒计。1950年7月23日，星期天，李作鹏出面，骗请陈光全家及警卫人员乘船游览广州珠江。返回之后，按林彪、李作鹏事先安排的阴谋，陈光一上岸，便被几个警卫挟持，收缴手枪，推上汽车拉走”。李惠仁作为中纪委重要部门的领导，他可以查阅内部档案，询问有关当事人，应该知道底细。他这样言之凿凿地将陈光一案归咎于林彪的打击报复，无疑会极大地误导舆论。

陈光和林彪的关系恶化，陈光对林彪多有指责，甚至，认定是林彪在报复他，这应该也是真实情况。林彪死后，有人对陈光事件提出质疑。1976年2月和1981年2月，中央组织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曾两次组成联合复查组，对陈光一案进行复查。但是，都无果而终。值得一提的是，1976年的复查结论是，对他的处理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没有发现对陈光有陷害的问题。显然，有关当局也找不到林彪陷害陈光的证据。假如真的是林彪迫害陈光，那么，林彪1971年便死了，为何到88年才给陈光平反？

顺便说一下，李惠仁和林彪之间并非毫无瓜葛。李惠仁是冀热辽根据地的创始人李运昌的长子。李运昌是李大钊的同乡，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共，黄埔四期毕业，参加过秋收暴动，失败后回到家乡，后来，成为河北地下党的重要领导人。日本投降后，他是第一个率队进入东北的中共高级将领，曾经担任东北共军的副总司令。他后来因为武器装备的分配以及部队的指挥等事情，和林彪发生过冲突，最后离开了军队。

李惠仁提到的史实，证明陈光林彪二人确实有矛盾、有过节，但要说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并不合乎逻辑，也有违基本的实事。相比于李作鹏的回忆，李惠仁的说法完全不可信。陈光根本威胁不到林彪，林彪也没有必要威胁陈光。其实，在林彪率领共军夺取整个东北之后，就算他们之间有过什么竞争的话，到这个时候，也早就结束了。林彪在共军中的地位，陈光已经望尘莫及，这个时候的林彪根本就嫉妒不着陈光。更严重的问题是，此时的林彪，自身的安全正面临严重的危险，根本就顾不着再去打击陈光。靠枪杆子夺取党权和政权的毛泽东，自然极端防范武将们效法他来夺权。天下初定之后，毛泽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警告几个带兵的统帅，要小心做人。据刘伯承回忆，1949年，共军占领北平之后，六大军区司令员去见毛泽东。刘伯承提到，当时他心想，大家刚刚打完胜仗，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刘伯承说，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林蕴晖：〈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庐山罢官〉，《百年潮》2004年第2期）。其实，心里打颤的，恐怕不止是刘伯承一人。

著名学者高华提到，林彪有佩服毛泽东的这一面。另外一面，极为担心功高震主，对毛主席早有提防。他的心态也就是他以后写过的一个条幅，叫“勉从虎穴暂栖身”，就是刘备在曹营的心态。他亲自手写的座右铭，新中国成立初就写了，“张良范蠡，急流勇退”。他自己非常清楚，非常担心自己的功劳太大，会引起毛泽东的疑心（高华“建国初期林彪为何坚持称病闭关休养”）。1949年年末，林彪指挥第四野战军部队，打败了国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部队，完全占领了广东广西等地。仅仅两个多月后，林彪便“因病”离开四野在武汉的总部，前往北京休养，那一天是1950年3月13日。离开四野的总部，离开指挥位置，实际上就是交出了军权。这一年的7月7日，吴法宪随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来到林彪住所。林彪说：“我现在身体很不好，不能见人，今天因为是你吴法宪刚到北京，第一次来，所以见见刘亚楼和你。现在我不在位了，今后空军的一些事情你们直接去请示中央和军委，直接请示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周恩来总理，请示聂荣臻、罗荣桓，请示总参、总政、总后各总部”（《吴法宪回忆录》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461—462页）。“我不在位了”，林彪的这句话，想必给吴法宪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共官方发表的林彪履历也清楚地说明，1950年6月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后，即举家迁到北京。因其怕光、怕水、怕风的毛病越来越重，开始脱离工作进行诊治。同年10月经中央批准，再次赴苏联就医。1951年回国后住进毛家湾，仍以休养为主。此外，在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斥责彭德怀：为了让你安心工作，提前给林彪同志发了转业费。可见，林彪虽然名义上还保留着职务，但实际上早早就交出了军权，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实事。

回到1950年，继续看林彪当时的处境。就在林彪交出军权后不久，金日成发动了朝鲜战争，刚开始，人民军势如破竹，很快推进到了朝鲜最南端。没成想，美军在仁川登陆，局势顷刻逆转，人民军溃不成军，随后，毛泽东决定派兵介入朝鲜战争。为此，将战略预备队调往东北，成立东北边防军，这支部队乃是林彪麾下的第四野战军13兵团。当然，真的要和美军作战，单单这一个兵团肯定不够，还要调动更多的部队，这就需要派出统帅级别的人物，统一指挥这些部队。应该说，林彪是当时的不二人选，林彪自己想必也是这样认为的。这当然是基于一个军人的责任了。实事上，林彪参加了高层准备出兵朝鲜的所有重要会议，并直接介入了东北边防军指挥机关的人事安排。林彪受命调兵遣将的具体情况这里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沈志华等人的文章和专著（沈志华“朝鲜战争初期林彪称病不出质疑”、《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而且，林彪还把四野负责电子侦听与密码破译的技术侦察局（二局）的局长和政委从武汉紧急召到北京，向他们交代：朝鲜战争很紧张，“中央正在研究出兵援朝问题，可能要我去朝鲜”。林彪要求他们组建一支精干的技术侦察队伍，准备随他赴朝工作，并嘱咐：“此事中央正在讨论中，要做好准备，但暂不要对别人讲。”林彪的专职司机提到，朝鲜战争爆发后，整个形势有点紧张，大概在九、十月份吧，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接到通知，准备到朝鲜去。当时，我们都换了新军装，但没有什么标志。毛巾上、水壶上都没有字。林彪家里也在准备，换了住处，还换了一些不宜出国的内勤（谈谈林彪的病情—-访离休老战士、林彪的司机楚成瑞）。显而易见，林彪当时已做好了带兵出征的具体准备，不仅组织了指挥机关，连身边的勤务人员都做了安排。

但是，他没有想到，毛泽东首先提议粟裕出任东北边防军司令，被粟裕以病重为由拒绝；此后，毛泽东又任命高岗出任此职，这更是莫名其妙。直到最后，毛泽东突然调在西北的彭德怀进京，任命他担任入朝作战的统帅，并决定让林彪和周恩来一起前往苏联、面见斯大林，请求提供军事援助，顺便到苏联去治病。到了这个地步，林彪不会意识不到毛泽东在盘算些什么。显然，毛泽东不想让他继续统帅大军。毛泽东的这个决定，对林彪是一个无声的警告。毛泽东强迫彭德怀统帅四野的部队，明显就是抑制他林彪，防止出现林家军。林彪未必有这个想法，但毛泽东却有这个担心。彭德怀在内战期间，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部队，也没有指挥过大的战役，这一点，和林彪、粟裕、刘伯承有很大的不同。换句话说，这时的彭德怀缺乏资本，对毛泽东威胁较小，所以，毛泽东选择了他。至于彭德怀指挥志愿军和美军对抗，后来誉满天下，引起毛泽东的忌恨，那是后话了。

事已至此，林彪当然只能继续养病。受毛泽东的指派，10月8日林彪和周恩来乘坐苏联里-2客机，前往莫斯科。后来，又从莫斯科飞至高加索海边的疗养地，与斯大林会谈。然后，再返回莫斯科继续谈判。当时，飞机的飞行时速只有两百多公里，而且，飞行高度低，容易受气流影响产生颠簸。再加上飞机航程有限，中间需要降落加油。可以说，那时坐飞机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林彪这次行程，乘坐飞机的时间大约持续了四天之久。他能够承受这样的旅程，说明身体没有大问题。林彪前往苏联后不久，10月24日，粟裕和夫人乘专列赴苏联治病，并把林彪的子女带到苏联。乘专列去苏联，这才像是病人治病的样子。周恩来回国后，林彪留在苏联治病疗养了很长时间。就是回国后，依然闭门谢客，远离政治。林彪应该是早早就看透了毛泽东。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不再让他带兵，对他的怀疑已经公开化。既然如此，他就该像王明那样，留在苏联，不再回国，这样，或许一家人还能平平安安，团团圆圆。可从林彪后来的选择来看，他终究还是低估了毛泽东的无情和歹毒。这不是林彪疏忽大意，而是毛泽东太阴险，太狡诈。林彪知道毛泽东的特点，但是，远不如毛泽东知道林彪的弱点，毛泽东在洞察人性的弱点和阴暗方面，要远远超过林彪。

回到主题，这时的陈光，被单独关押在靠近军区大院的一栋小楼中，受到了精神和物质上的虐待，不能见亲人朋友，甚至，连饭都吃不饱，和坐牢并没区别，甚至还不如坐牢。特别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对于陈光这样一个为中共厮杀半生的高级将领来说，被当作反革命开除党籍，在政治上等于被判了“死刑”，这无疑是极大的精神摧残。而且，又看不到任何发生改变的可能，这无疑会让陈光陷入绝望之中。陈光原本就性格刚烈，怎么能长期忍受这样的精神折磨。在痛苦地煎熬了三年多之后，他选择用“自焚”这种极其惨烈、充满抗争意味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55年10月11日，陈光死去一年多以后，毛泽东在党内的一个重要会议上，终于提到了陈光。毛泽东说：“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显然，毛泽东对陈光的死，没有任何惋惜之情，相反，是极端的不屑。2016年，陈光七十多岁的儿子对采访他的人士表示，“人将终，言也真。”意思是，临死之前，要把真相说出来了。他告诉在场的人，陈光死后，林彪说，“陈光之死，亲者痛、仇者快”（一九五四年受屈自焚的高级将领——陈光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由此可知，陈光的亲人也不相信，是林彪陷害了陈光。

实事上，林彪于1950年3月13日离开了四野总部，交出了军权，前往天子脚下的北京休养。而叶剑英提出处理陈光是在1950年4月，受命拘押陈光则是7月23日，正式开除陈光党籍是在1951年3月。陈光遭遇的这一切都发生在林彪交出军权之后，把陈光遭受陷害的责任归在林彪的头上，符合中共的政治正确性，却有违最基本的事实。按常理推断，像陈光这样的人物的命运，自然不是罗荣桓、林彪可以决定的，更不是叶剑英之流可以决定的，打击陈光的，只能是军委主席毛泽东，他才是唯一的主宰，叶剑英充其量只是毛泽东的一个打手。当然，不光是叶剑英，其他中共的元勋也都充当过毛泽东的打手，充当过党的打手，整肃打击自己的战友和同志，中共内部，很少有真正清白的人。至于叶剑英提供的那些罪状，毛泽东不可能相信，毛泽东怎么能看不透陈光呢，怎么能不了解陈光呢。

那么，毛泽东为何首先选择了陈光，作为打击对象？陈光在共军中的资历和战功罕有匹敌，不难想象，以陈光作为反面榜样，上，可以震慑各野战军统帅，下，可以警示三军将士，可以在军内产生最大的震撼性效果。而且，毛泽东一向是对旁支宽松，对嫡系严苛。用嫡系压制旁支，利用旁支牵制嫡系。因为，嫡系是使用，而旁支是利用，所以相对宽容，当然，前提是必须俯首帖耳。而陈光是毛泽东嫡系中的嫡系，尤其要严厉惩处。这样，嫡系受到震撼，非嫡系更是恐惧，如此，才能确立他的绝对权威，确保军队将领的顺从。

摊开了说，毛泽东拿下陈光，就是杀鸡儆猴，就是在儆四野的骄兵悍将。毛泽东这样作，与其说是整肃陈光，不如说是在警告林彪，羞辱林彪。正是在林彪的统帅下，东北共军几年时间，从十万人发展成为百万大军，席卷天下。虽说，天下初定，林彪马上交出权力，可是毛泽东还是放心不下。毕竟，他毛泽东登基之时，这林彪还不到42岁，还不知有多少未尽之才。使惯了阴谋诡计的毛泽东，怎么能相信林彪会安心做一个富贵闲人呢？他毛泽东当然要严加警告。如果说，陈光遭到迫害，是因为性格粗野，不知进退，那么，林彪则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相反，林彪言行谨慎，进退有度，可是，依然遭到毛泽东的猜忌。其实，在毛泽东那里，林彪和陈光并没有根本的不同，陈光是小号的林彪，林彪是大号的陈光。所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替毛泽东这样的独裁者卖命，替中共这样一个残暴集团卖命，就不可能有好下场，功劳越大，就越危险。事实上，四大野战军的统帅，后来都遭到了毛泽东的残酷打击。彭德怀、贺龙被折磨致死，陈毅狼狈而终，粟裕也被斥为军中坏人，剥夺了带兵的权力，林彪更是死于非命。只有刘伯承最早受到批判，因双目失明且丧失思维能力才得以寿终正寝。就这一点来看，陈光不过是先走了一步。

林彪和陈光真是一对难兄难弟。陈光死得很惨，林彪死得更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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