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7年祭

六四37年祭：杀人容易定罪难 邓小平手狠心虚 2026.06.04.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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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人心的89运动被血腥镇压，转眼已经过去37年了，对于统治集团来说，37年的时间，依然不能减少他们的恐惧。而对于很多年青人来说，37年的时间，可能让他们难以想象那段历史：当年的学生运动如何演变成一场北京各界人士、乃至全国很多普通民众都参与的民主运动。学生们怎样的言行，感染了百万北京市民，感染了亿万民众；学生怎样的言行让冷血的独裁者、政客、阴谋家那样仇恨学生，乃至举起屠刀疯狂杀戮。

64北京大屠杀之后，邓小平宣称，学生和市民“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此外，邓小平还提到，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学生和市民和平游行和绝食请愿，怎么可能颠覆国家，怎么可能颠覆掌握着暴力机器的中共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国家？邓小平根本就是信口开河，恶毒构陷，在为大屠杀编造借口。而他所谓的造反派，无疑是指参加过文革的一些人。邓小平这个讲话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西方，一个是文革，都是为军事镇压编造的罪名。而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成为中共当局对八九运动的最后定性。

在全景式描述和分析89运动的著作中，赵鼎新博士所著、最初以英文发表的《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独树一帜，在国际学术界有相当的知名度。赵鼎新博士在该书的第九章特地论证了学生和市民对国家合法性的挑战，并通过对比五四和一二.九运动，指出了八九运动的三个特征：亲西方、文革、传统，而这三个特征都和国家合法性存在对立和冲突。按照该书英文版的序言作者Charles Tilly的解释，赵鼎新所谓的国家是指“庞大的中国权力体系”。 而邓小平所谓的国家，背后掩盖的是那个代表高层权贵利益的中共政权。第九章通篇看下来，无论在实事上，还是在理论上，其中的结论和阐释都无法令人信服，倒像是给邓小平的讲话提供注脚。

在这一章的开篇，赵博士便问道：“为什么学生会把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及其追悼会当作发起一场民主运动的最佳时机呢？为什么在运动中学生经常割破手指，用血写标语呢？为什么三名学生会在人民大会堂前跪着递交请愿书呢？一句话，为什么八九学运会出现一系列让我们备感讶异的行为模式”（239页）。赵博士的这几个问题真有些先声夺人的气势。

“为什么学生会把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及其追悼会当作发起民主运动的最佳时机呢？”似乎，八九民主运动是学生暗室之中密谋的产物，蓄谋已久的重大行动，这是对历史的曲解，也是对常识的嘲弄。中共的4.26社论也曾经指责学生的悼念活动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此话曾经引起了大学生和市民普遍的愤怒和反感，因为，这完全不是实事。正是这篇社论蛮横荒谬的定性，才导致这场运动急剧扬起。

无法想象，几个籍籍无名的学生，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和感召力，能够动员这么多的学生和市民，发起一场民主运动。也无法想象，几个籍籍无名的学生，能有这么大的野心，去密谋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就连邓小平都认为，“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八九民主运动，从学生们对胡耀邦的悼念，最终演变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民主运动，完全是历史的偶然，事先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也没有任何学生、任何人物可以做到。胡耀邦的猝然去世最终引发一场全国性的民主运动，真正的动力恰恰是中共当局对形势的误判和倒行逆施，迫使学生走出校园，走上街头，来到天安门广场。如果学生也有什么责任的话，那就是，他们太单纯、太赤诚，对中共的本质太缺乏认识。

赵博士对八九学生行为模式的定位和分析，令人倍感讶异。在该书的第九章，赵博士就八九学运的话语和行为模式与五四、一二.九运动对比，结论是八九运动表现出三个方面的显著特征：首先，从表面上看这次运动更加“亲西方“﹔其次，它打上了“文革”和共产主义大众动员的烙印；最后，和前两次运动相比，八九中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意味的言辞和行为显得更加普遍。

自然，赵博士对五四和一二.九运动做了概括性说明。由于他基本上沿用中共的说法，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这里，不得不先就五四运动和中共的关系做一个说明。五四和中共的建立，二者具有同源性，在很大程度上为二者开辟道路的都是“通过民主和科学振兴中华”的“广泛的现代化运动”（243页），也就是“新文化运动”，其重要标志便是全盘反传统。但是，五四和中共的建立，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苏联一直想渗透中国，而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否定传统，造成思想和道德的空缺。很大程度上，中共的成立正是苏联对中国渗透的结果。

客观地说，“五四”运动不仅为中共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也为国民党和其他政治派别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资源。其中的代表人物中既有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也有反共的自由主义者胡适。撰写五四声明的罗家伦、五四示威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五四运动”领袖、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首任主席段锡朋，后来都站在了与中共对立的阵营之中，乃至成为坚定的反共人士。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晚年也明确否定了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共。陈独秀先生提出的无产阶级要求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直到八九年还在受到中共的镇压。

五四运动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道、科学，都是中共极力反对的，中共和五四精神根本就格格不入。中共利用其对教育和媒体的垄断，进而垄断五四运动所带来的道德资源，把自己妆扮成五四精神的继承者。中共给自己贴金的同时，又将五四运动完美化。著名学者林毓生认为，“五四”全盘反传统，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与危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林毓生）。可以想见，这种文化的断裂与危机，势必会在青年人的思想上造成严重的混乱，为苏联的渗透提供了有利条件。最终，在中国出现的是一个彻底反传统的现代极权国家。

这个极权国家制定的一些标志性政策、集中反映了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其中包括：

1.根据人民的经济地位划分世袭的政治阶级，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中制造出了政治贱民群体；更严重的是，具有家族制度传统的社会被彻底原子化。

2. 剥夺农民的土地，并将他们禁锢在农村，成为世袭的“农村人口”，从此，“社会主义农奴制”和城乡隔离制度得以确立。

3.所有学校采用国家统编教材，教育机构成为国家的洗脑工具。

赵博士一再强调，他分析八九学运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即国家-社会关系。但是，这些标志性的国家政策，他却并未提及。这意味着，他分析研究的基础就存在着问题。赵博士认为，与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相比，八九运动表现出的显著特征之一，是运动的亲西方特征。他列举的证据是学生打出V形手势来表示胜利，在天安门广场竖起一座仿照美国自由女神像建造的民主女神像，并举办了无数场意图吸引西方注意力的新闻发布会（244页）。

是不是亲西方，应该看运动的政治纲领，而不能只看一些外在的形式。单凭V形手势，一个自由女神像，和新闻发布会，就认定学生运动亲西方，这个分析过程和结论都太过表面化了，很难称之为学术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谈及运动的亲西方特征时，赵博士宣称，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们的眼中，“国家社会主义已经是一条走不通的路，资本主义和民主正在重新成为世界发展的两大动力”（245页）。

赵博士的这个结论很值得怀疑，按照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和思想水平，有这样想法的只是个别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显扬，因为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被最高层点名强迫退党，他曾经谈到这个问题。他表示：“老实说，即使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那些人，包括我在内，当时也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四项基本原则的由来——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前前后后）。顶尖的学者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赵博士的论断不仅缺乏实事支持，而且也有违基本的社会学的理论，因为，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环境条件，受限于国家-社会关系，尤其是他们所受的学校教育。

社会学家布迪厄（1990）认为正规教育机构的本质是“客观地为统治阶级服务”（180页，p.167）。学校的“教育权威”使得学生从一开始就把学校灌输给他们的主导文化视为合理的，并且内化所接收到的信息。学校实际上是一种再生产机制，就像鸡生蛋、蛋孵鸡一样（p.21）。另一位社会学家Magnus Haavelsrud（2010）谈到学校教育如何塑造学生的思想。他指出，学生意识的形成离不开教学实践，而教育者对教学过程拥有施加权力和控制的能力 (p. 238)。由于正规教育体系“受制于执政当局，因此，其设计旨在支持、维护和强化现有的政治和经济体系” ( p. 239)。如果仅仅聚焦于学生的思想，就有可能忽视“特定环境中主导者所施加的暴力”(p. 240)。Haavelsrud勾画出一个自上而下施加权力的流程：从政治和经济的主导者，到教育者，再到学生，这生动地演示了学校如何“客观地为统治阶级服务”。在中国的国家-学校-学生关系中，国家是主导者、是文化灌输的源头；如果忽略这一结构特征，那么，学生头脑中的思想就可以被贴上任何标签，诸如亲西方倾向、文革思想、传统文化。

赵博士说，“中国政府依然坚持其统治具有写入宪法序言的四项基本原则所阐述的意识形态合法性”（253），此事证明，从国家方面来讲，从没有打算放弃原有意识形态。这意味着，中共垄断的教育领域不可能允许其他价值观体系轻易地进入其中，学校培养着同样的惯习，灌输着同样的价值观，继续被学生内化、被再生产，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学生没有公开挑战官方的意识形态，并非总是因为害怕遭到暴力镇压；很多时候，他们连挑战的意识都难以形成。即便他们因为受到压迫而产生反抗的冲动，他们道义的基础依旧是学校灌输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使得他们难以超越再生产的循环。

赵博士说，和前两次运动相比，八九学运从表面上看更加“亲西方”（244）。恰恰相反，真正在形式上显示亲西方特征的是五四运动，因为那是一个西风东渐的大时代，很多人排斥中国传统，甚至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拉丁字母。这正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将教育权威赋予“洋学堂”，也就是仿照西方模式建立的现代正规教育机构。而80年代的学校采用的是国家统一严格审查的教材，即便不公开诋毁西方，也从没有系统地介绍过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制度。

赵博士说，80年代的学生处于信息时代，“他们可以算是直接生活在西方生活方式和概念的影响之下”；同时，赵博士也承认，西方的影响在很多时候是很肤浅的（249）。可想而知，长期接受中共宣传教育的学生，即便是羡慕西方人民的生活方式，也不可能形成足以挑战国家意识形态的亲西方倾向。运动中出现V形手势和仿美国自由女神像，不过说明人们从表面上熟悉了这些符号，知道它代表着胜利和自由，仅此而已。至于举办“吸引西方注意力的新闻发布会”（244页）、收听国外电台、用英文写标语（245），是因为学运早已成为重大国际事件。而新闻发布会并不单单是为了吸引西方注意力，当时，最注意学生运动的，恰恰是香港和台湾，因为，北京的局势直接关系到他们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赵博士还指责，在广场上，西方和香港的记者比中国记者更容易获准进入指挥部，这是因为西方和香港的记者可以自由地发出报道，而国内的记者做不到。

更重要的是，学生们的声音，只有通过海外的媒体才能让中共听到。在运动期间，无论是学生们给中共政府上书，还是知识分子给中共当局的公开信，都遭到拒绝或者无视。早在4月21日，众多知名知识分子和学者向中共当局发出公开信，他们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均遭到拒绝。因“投送无门”，只能从墙外抛进了中南海。最后，只得将复制件送交香港媒体驻京记者，在海外刊登。（《八九民运史》第3卷 陈小雅）学生们重视海外的媒体，完全是被当局逼出来的，这丝毫不代表亲西方。

赵博士说：知识分子和学生亦已经不再像五四和129学运参与者那样“关注救亡图存。相反，他们的先辈曾经梦想、并且为之奋斗而建立的、拥有强大权力的国家，所带来的后果令他们倍感苦闷”（245页）。实事恰恰相反，三次学运的参与者同样热血救国，只不过这次的威胁不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而是祸国殃民的高层权贵。学生们感到苦闷的，不是国家权力过于强大，而是，有人利用国家权力搞裙带关系和腐败堕落，让国家的政治经济陷入困境。

总之，赵博士所谓的“亲西方”，并不是当时知识分子和学生们的普遍认识和思想水平，更不是运动的主流。事实上，赵博士转眼就自相矛盾地给八九学运打上了“共产主义大众动员的烙印”（244）。他承认学生的思想和所受教育不可分割：“中国长期的共产主义教育在学生身上烙下一整套习惯和偶像”（246）。

赵博士说的是学生采用共产主义大众动员模式，似乎有意避开共产主义价值观。可事实上，中共价值观、中共动员模式、中共历史是作为一个完整系统灌输给学生的。灌输的方式和内容是中共独裁者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其中充满谎言。尤其是中国共运史，中共作为一个组织犯下的罪恶被掩盖，中共党员们作为个人为理想所付出的牺牲被广为宣扬。他们的故事如同悲壮的英雄史诗，对学生影响至深。但讽刺的是，这套精心打造的说教却培养出了令中共当局恐惧的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赋予了他们道德激情和献身精神。于是，在八九运动中，单纯的学生面对现实的黑暗，便拒绝苟且、挺身而出。

虽然赵博士宣称八九学运具有共产主义大众动员的烙印，但他主要谈的却是文革的影响，也就是八九运动表现出的第二个显著特征。在全世界范围内，文革早已臭名昭著，就是在中共的语境中，共产主义和文革也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在这一节里，却被赵博士简单地作为同义词替代了。文革和八九学运两次运动都发生在中国宏观大环境之下，但两次运动本质上不同。最突出的区别就是，前者是自上而下、由中共党魁发起并得到军队的支持，后者是自下而上、完全是民众自发，而且，遭到了当局的压制。这必然导致两次运动中，无论是动员手法，还是推进运动持续不断的主力群体，都不一样。

赵博士特别提到，“一些在文革中非常流行的社会运动手法也对八九学运产生了重大影响，绝食也许是八九学运期间最重要的抗议方式”（246页）。赵博士强调，“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都没有把绝食作为一种运动手设，绝食只是在文革中才成为一种很流行的抗议方式”（246页）。

10年文革，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荒诞的岁月，什么样恐怖残忍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是，大规模的绝食抗议行动，几乎都发生在70年代末，那个时候，文革早已经结束了。赵博士提及的云南知青的大规模绝食运动，就发生在文革结束后。而且知青是文革的受骗者和受害者，他们的绝食请愿，不是文革的动员手段，而是对文革的反抗，因为荒唐而残酷的知青政策让他们难以生存。文革后期，曾有一位知青的父亲向毛泽东告御状，说起自己的儿子插队后最起码的温饱都无法解决，反之，一些干部子弟下乡没几天就被招工、招生、招干回去了。

毛泽东的文革持续了十年，无疑给中国人打上深刻的烙印。在文革结束之后，还能听到、看到具有某些文革特征的话语和行为。必须强调的是，即使是文革时期发生的某些事情也并不能代表文革，特别是受压迫者的作为，更是不能代表文革。文革期间，有人绝食，更是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政治贱民自杀身亡。这都是在文革政治形势压迫下的被动选择。文革真正的标志是奉旨造反，奉旨打砸，奉旨杀人，是针对政治贱民的大规模的暴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文革中率先奉旨行动的是“老红卫兵”，其主要成分是北京高干家庭出身的中学生，其中就包括邓小平的女儿。文革整个动员过程中并没有奉旨绝食；反过来也一样，文革中的奉旨行为，在八九学生运动中也完全不存在。

实事上，绝食抗议，在文革前出版的红色文学和电影中也是屡见不鲜，比如，小说《红岩》以及电影《烈火中永生》都有绝食抗议的场景。这些作品在文革后也极为流行，近乎家喻户晓，如何断定学生们就没有从这些红色作品中得到启发？即便是10年文革期间出现的绝食抗议，恐怕也是从这些红色作品中学来的。另外，当时，中国已经不再闭关锁国，印度圣雄甘地的故事在中国已经广为人知。据张伯笠回忆：“作家郑义建议，实在不行就绝食，这是非暴力斗争最有效的武器。我赶紧从书柜上找出《甘地传》，研究甘地是怎么绝食的”（《逃亡者》张伯笠 91页）。其实最早提出绝食向中国政府施压的是香港学生，早在4月23日，香港专上学生联会赴京代表就向学生领袖提议绝食（《人民不会忘记 八九民运实录》62页）。

显然，学生选择绝食请愿，是受到多方面的影响。绝食抗议并非什么神秘的事情，更没什么高超的技巧，需要有人指导。中国历史上，绝食的记载有很多，远的不提，单单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有许多。绝食抗议绝对不是文革的发明和特征，给学生的绝食抗议打上文革的标记，这不是一个严肃客观的做法。八九学生绝食请愿和抗议，是因为统治集团的冷漠傲慢造成的，是无奈之中的选择，是中共当局把学生一步步逼上绝路。五四和一二.九运动没有绝食抗议，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贤达和统治集团都很快做出回应，学生根本不需要走到绝食这一步。这三次学生运动最关键的差别，不是学生的行动，而是统治集团的反应。这其中，中共当局最傲慢、最野蛮，也最无耻。

此外，八九学运后期，有大批外地学生乘车来到北京，赵博士把这种现象叫做“串联”（246页），而“串联”这个概念具有强烈的文革意味，甚至是文革独有的政治事件。串联得到了当局的支持和鼓励，而且，串联背后有一系列的制度性安排：学校停止考试，停止升学。文革中的“串联”，标志性的行为就是红卫兵沿途随处煽风点火，发动当地的学生和群众，揪斗走资派，抄家、毒打政治贱民，进行阶级斗争，而不单单是旅行，红卫兵所到之处，灾难一片。红卫兵到北京，主要是朝见毛泽东，并从毛泽东那里获得政治资本，再把毛泽东的疯狂带向四方。

而八九学运期间前来北京的外地学生，是为了支持和参加天安门广场的抗议，即便只是借机到北京观光的人，也没有任何破坏性的行为，这和文革中的“串联”有根本的不同。确实有八九学运的学生像五四运动那样，前往企业和公司进行动员联络，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赵博士却忽略了这个情况。仅仅根据有大批的学生乘车来到北京，就把这些学生的行动比做文革中的“串联”，根本就是牵强附会、有故意污名化的嫌疑。

赵鼎新博士论述八九学运的三个特征，其中用力最深的就是传统性，这场学运最主要的行动特征。

在赵博士笔下，五四时代是完美的、进步的；七十年后的八九学运却出现了传统性，而这早已被“他们的五四前辈猛烈抨击过”、“严厉批判过”（247页）。涉及传统性，他提出的主要依据包括下跪，还有许多在五四时期被猛烈抨击过、并”早已淡出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言辞“，比如忠义、孝顺、泛亲属关系等。他认为在八九学运中，“这些传统话语却成为学生用来激发市民同情的重要手段”（247页）。其中有泛亲属关系为核心的标语：“妈妈，我们没有错！“、“妈妈：我饿，但是我吃不下！“、“赵爷爷，李叔叔，快来救救我们的兄弟姐妹！“以及许多所谓强调传统价值观的口号和标语，比如：“饿死事小“，“忠孝不能两全““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间一到，人民必报！“（248页）其中，“泛亲属关系”在英文原著中是“extended family relations,” 说白了就是大家族关系，冯友兰先生则称之为“家族制度”（《中国哲学简史》第二章 第六节）。

我们知道，对“话语和行动”进行分析，必须尽力还原最初的背景环境，这样，才能理解话语和行为原有的内涵。话语和行为一旦从特定的背景环境中剥离出来，就会变成孤立的信息碎片。假如把这些碎片重新拼合并且嵌入另一个、性质不同的背景环境，就会造成时空错位，导致理解错误。赵博士给现代学生和旁观者贴上传统性的标签，就明显造成了时间错位。该书英文版的序言作者 Tilly显然对这种时间错位造成的效果印象深刻。在篇幅有限的序言里，Tilly特意提到了被贴上传统性标签的行为和话语，即，学生使用“爷爷、叔叔”称呼国家首脑，以及下跪请愿。他认为“孝顺”和“服从”这种主题在北京学运的“环境中引起了共鸣，而在巴黎或旧金山永远不会造成同样效果”（p. xiii）。Tilly被称为是21世纪社会学的奠基人，他的看法在国际学术界无疑有着代表性。

赵博士说，“八九学运的语言和策略从整体上看来并不见得十分传统”，只不过，往往是非常保守的语言和行为才能推动运动发展。因此，他断定，“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旁观者的心态”（258）。所谓旁观者，主要是北京市民；他们的心态，是指“80年代后期，绝大部分市民对国家合法性的认同，已经从原来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转变为政府在经济和道德上的表现，而对政府行德政的要求与中国的传统观念是一脉相承的”（240页）。

首先有一个事实需要澄清：这里提到的国家合法性的认同这个事情，并不符合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不要说一般市民，就是中共认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也就是中共的敌人，都鲜少涉及到国家合法性问题（四项基本原则的由来——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前前后后）。对于绝大部分市民和学生来说，接受这个国家，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充其量，人们只是谈论政府政策的好坏。即便谈论政府在经济和道德上的表现，也并不涉及合法性问题。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证明，八九期间公众的道德观“与中国的传统观念是一脉相承的”（240）？如何证明，公众是因为对“共产主义道德”失去兴趣，才“对反对官僚腐败和高通货膨胀的口号做出了热情的回应”（259）？

赵博士非常肯定地宣称，他发现的传统性，不仅仅是“怀旧的冲动”，而是“主流文化传统的回归”（248页注释31 p.276）。只是，他分析的重点并非传统性本身，而是“促成特定的传统性的…行为在八九学运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宏观结构条件”（242页）。顺着赵博士的这个思路，接下来他应该在客观结构中找到证据，以证明所谓“传统性”的真实存在。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

“结构条件”之所以必须得到重视，是因为人的行为、话语、思想、性情，其根源都在于结构。这里所谓的结构，就是关系，包括赵博士反复强调的国家-社会关系。社会学家布迪厄所定义的“结构”，是由各种关系构成的系统。这种关系网络是客观的、外在的。一个人置身于特定的结构中，久而久之会将这个结构的特性内化，形成与结构相匹配的”性情“；“性情”就如同是母体，塑造人的思想；反过来，“性情”和思想也影响结构。结果，人们的性情和客观现实会趋于和谐。

另一个社会学家，Haavelsrud，也认为，客观的、外在的结构塑造人的主观的、内在的思想，反过来，思想也对结构施加影响。两位学者的话都让我们看到，一方面，主观、客观相互关联，另一方面，二者界限分明。

	客观、外在	主观、内在
布迪厄	结构	性情	思想
Haavelsrud	结构	文化（包括思想）

 

Haavelsrud（2010, p. 70，81）认为，制度规则与人民的思想会逐渐趋同。如果政府和民众生活都建立在和平原则之上，则形成和平的和谐。反之，则形成暴力的“和谐”，是下面表格中的第4类环境；这类“最具暴力色彩特征的暴力社会环境”必定“设置了强固的制度保障措施，”用来减少人们想要抵抗暴力的念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便会在心理上越来越接受这些维持暴力的措施。极权政权就是这一类别的范例，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看不到对暴力的抵抗。

	和平结构	暴力结构
和平文化（包括思想）	1	2
暴力文化（包括思想）	3	4

 

这第4类环境正是当时中国的现实。长时间在心理层面上进行的扼杀，导致民众对国家的压迫习以为常，根本就很少产生抵制官方意识形态的想法，又怎么可能去质疑国家合法性？怎么可能让传统性成为主流？

概括起来说，尽管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同样需要重视，但社会学的立足点在于客观世界，而不在主观世界。人的思想只是对客观环境的反映，就像一个物体投下的影子，比如，一头骆驼会投下骆驼的影子，一匹马会投下马的影子。

回过头来再看赵博士的做法：他没有进行结构方面的论证；他所列举的“对国家合法性的认同的转变”（240页），只是主观内容的转变，并非客观结构的变迁。他没有证明传统结构的存在，却宣布传统思想已经复兴，并且已经导致宏观背景发生了改变。在他的引导下，就连Tilly这样社会学领域的泰斗，都在传统结构已经消失殆尽的中国，看到了传统价值观的巨大影响力，也就是说，看到一头骆驼投下马的影子，一匹马投下骆驼的影子！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毛泽东的名言，而枪杆子只能投下枪杆子的影子。社会原子化、现代农奴制、城乡隔离制、国家垄断学校，这些靠着枪杆子确立的制度最能反映现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正是这样的结构严格地限定了学运中的话语和行为模式。这个结构到八九时期一直存在，而传统的家族制度已经消亡了几十年，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家族制度所承载的“泛亲属主义”又怎么可能具有强大影响力？

导致传统价值观消亡殆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无疑就是学校的洗脑。前面我们论述过，正规教育机构如何排斥西方价值观；同样道理，这个机构也可以将传统价值观扼杀于无形之中。八九学运的中心北京，是正规教育资源最集中的大城市之一，也就是中共洗脑力度最大、传统价值观最难施展影响力的地方。中共在1949年立国时刚上小学的人，到八九学运时也已经快50岁，这意味着，赵博士所谓的学运旁观者，也就是以北京市民为主的青壮年，都是受中共洗脑长大的，中共一直以来灌输的“共产主义道德”早已成为不言自明的真理，弥漫社会并沉淀成为新的传统。可以肯定，民众“对反对官僚腐败和高通货膨胀的口号做出了热情的回应”（259），并不是因为“政府的表现与传统道德相悖”（258），而是与中共自己宣扬的道德相悖。

中共标榜继承了五四精神，自然会排斥传统，而且也确实对传统结构和传统价值观造成毁灭性的破坏。然而，很多传统的话语和仪式却被沿用，只是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通过垄断的教育和宣传系统灌输给学生。赵博士所谈到的“忠、孝”，并不能追溯到在五四时期就已经衰落的儒家思想和传统伦理，尤其与泛亲属主义无关。在1981年，中共教育部制定的《中学生守则》中就要求学生孝敬父母，这是在摧毁家族制度之后，官方对“孝”这一概念的重新定义。至于“忠”，早就被中共用在了宣传当中，诸如忠于党，忠于国家；自中共立国以来，“忠”的概念从来就没有从流行语言中消失过。

确实，中国传统社会深受泛亲属关系影响，家族内部的称谓也经常延伸到家族之外，比如称邻居或陌生人“老大爷”、“大叔”、“大姐”，其中透露着亲切、平等。但这与血缘毫不相干，因而绝不属于泛亲属主义，五四时期也从未被当作封建主义加以批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由于社会和国家之间界限分明，家族内部的称谓不会伸延到国家领域，比如，少年儿童不会将身穿官方制服的外人称为“爷爷”“叔叔”。称呼国家领导人为“赵爷爷”或“李叔叔”，这绝不是传统社会的习惯，更无关泛亲属主义，而是来自于中共的“革命队伍”。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上至将军，下至警卫员和保姆，称呼上一律平等。孩子们对于没有血缘关系的长辈根据年龄称呼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随着“革命称谓”向社会扩散，全国的孩子们都有了“解放军叔叔”和“警察叔叔”。到1965年毛主席号召学雷锋时，全国的孩子们都有了一个“雷锋叔叔”。当然，革命大家庭的成员之间没有任何亲情的纽带连结，随时都可能变成彼此的阶级敌人。

至于母亲、妈妈的称谓更是早就被中共政治化了。那首以雷锋日记谱写的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传唱了几十年，可谓是家喻户晓。此外，1979年邓小平在中越边境发动自卫反击战。这场战争夺去了成千上万年轻的生命，邓小平则借此机会牢牢控制了军权。当时，有一首极为流行的歌曲《再见吧妈妈》，欺骗年轻人充当炮灰。这场战争持续了10年，这首歌也唱了10年。另一首歌《党啊亲爱的妈妈》，曾经获得解放军歌曲优秀歌曲奖，从1984年开始流行。八九时期没有学生会不熟悉这两首歌。

可以说，利用所谓“泛亲属关系”的称谓，已经成为中共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制造亲和感、渗透社会的重要手段。这些所谓传统话语完全没有淡出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学生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他们写出这样的标语：“妈妈，我们没有错！“、“妈妈：我饿，但是我吃不下！“如果这里的“妈妈”一语双关，同时也指党妈妈和祖国妈妈，那这在表达方式上，恰恰是受中共影响的结果。

还有借鉴了佛教箴言的句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这句话，是陈毅在1965年9月答中外记者问时的经典名言。很多人知道这句话，不是阅读了佛教的经典，而是通过陈毅的故事。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这句话再次流行起来，就是没有读过书的人，也都知道这句话。八九学运中的口号“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间一到，人民必报！“不过是学生们在文革后极为流行的词汇上稍加发挥而已。像“饿死事小”、“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等等，赵博士说这是“强调传统价值观”，甚至联系到寡妇守节。其实，气节等词汇也都被中共接收，并用于宣传中共烈士的英雄气节，教育学生。八九期间这些言辞特别打动民众，根本无关传统。饥饿、死亡、骨肉离别、宁舍生命不失气节、为了公益牺牲私利、垂死之际不禁哀伤，这些放在任何一个文化背景下都会唤醒人性中固有的善良，激起强烈的同情和共鸣。

再有，赵博士特意把三名学生下跪当作传统性的象征（258）：“在五四运动中，学生经常通过在工人和商人面前下跪的方式来动员他们。然而，只有胡耀邦追悼会上的下跪才真正成为一种重要的运动手段。”必须说明的是，学生们为了在送别胡耀邦，提前十几个小时来到天安门广场，结果，饥寒交迫的学生们既不能瞻仰遗容，又见不到灵车，悲愤难忍，出现了跪递请愿书的一幕。根据陈小雅撰写的《八九民运史》的记载，追悼会开始后，北大研究生郭海峰、张智勇，政法大学周勇军三位代表，来到大会堂东门外要求向李鹏递交以“七条”为内容的“请愿书”， 并要求瞻仰胡耀邦遗容。结果，遭到了拒绝和漠视。中间还有多次交涉，直到追悼会结束后，郭海峰等三人再次出列，走上大会堂台阶后，泪流满面地双膝跪下，双手高举“请愿书”，长跪达30分钟之久。显然，三个学生代表并不是上来就下跪，而是在中共领导人千呼万唤不出来之后，他们才下跪的，这是一种应急反应，是一个极为偶然的行动，此前此后，都没有出现过大批学生下跪的事情。说下跪是一种重要的运动手段，并不是实事。

至于，下跪这种方式就代表了非共产党的传统，更是值得商榷。我们知道，周恩来去世后，在周恩来的灵车通过长安街的时候，沿途经常出现下跪的情况，那些人下跪，最多是表达对毛泽东个人的不满，肯定不是为了表示和中共的意识形态不同。此外，在70年代末云南知青请求回城的绝食抗议中，更是数万知青长跪不起，请求中央的代表可怜他们的悲惨处境。在知青请求回城的抗争中，下跪或许可以算是一种手段。可以说，在思想上，知青那一代人可能是受中共欺骗和毒害最深的，他们的言行最能反应中共的影响。把下跪这个形式和中共的意识形态对立起来，显然没有道理。八九学生代表下跪，表达的不是传统价值观，而是谦卑、隐忍、非暴力，是一种以最和平的方式对最高当局表达的最坚决的抗议。公众也确实看懂了这个符号，看到了学生的谦卑和统治者的傲慢。他们愤怒，不是因为传统价值观遭到冒犯，而是因为学生代表民众、为了中国、为了这个民族而和平请愿遭到羞辱，因为人类的底线遭到践踏。

显而易见，八九学生们用到的词汇和语言，都是中共的宣传所惯用的，和五四时期批判的传统没有任何关系。说“八九运动比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具有更强烈的传统文化色彩”，这明显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因为，以当时的国家-社会-教育体系关系，根本不可能产生出比五四时期更强烈的传统文化色彩。如果说，八九学生身上真的有传统的遗痕，那便是属于精英层的儒生特征。也就是赵博士提到的，“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赋予了知识分子以特定的社会责任感”（256页）。就这一点来说，八九学生和五四、12.9时期的前辈一样，都具有传统性。诚然，在与国家的关系中，八九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政治地位低下，再也不能像古代儒生那样指点江山、施展政治抱负；但是，在与社会的关系中，对比已经沦为农奴的绝大多数人口，大学生依然是天之骄子，他们也确实展现出与其社会地位相当的使命感和理想主义激情。当然，赵博士强调八九学运的传统性，并不是为了突出学生们那种属于儒生的理想主义（256），而是在客观上造成时间错位，导致误解或歪曲他们的话语和行为原有的内涵，这无疑会抹黑八九运动。

可以说，八九学生运动在理念上从来都没有超出中共意识形态的范围。他们遭到中共的血腥镇压，和理念、和意识形态完全无关。一些观察家也认为游行学生在根本上是忠于体制的，赵博士却并不认同这个结论。他的证据便是 “早在4月18日，学运积极分于就已经在天安门广场公布了七项要求，其核心是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然而，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这完全是中共宪法内承诺的权利，学生们根本不会想到，这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共的领导有什么冲突。当时，中共自己已经提出要进行政治改革，其中，就涉及这些方面。学生提出这些要求，丝毫不能说明他们不忠于体制。针对学生在4.27大游行中打出的口号，拥护中共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赵博士认为，“如果在4月27日的游行中喊出的口号与先前的这些要求有所不同，我们只能将其解读为一种策略上的需要”（256-257页）。4.26社论诬陷学生挑战现政权，当然会引起学生的反弹；因为是专门针对当局的诬陷之词，4.27游行口号随之就特别强调拥护中共和社会主义。学生的做法完全合乎情理、出乎人的本能，根本看不出其中有什么谋略。

从中共的历史可以看出，在体制内提出反对意见，所冒的风险和付出的代价绝不亚于体制外的革命。比如，高层的彭德怀反对大跃进、基层的张志新反对文革，都是在体制内维护中共的意识形态，程序上绝对符合中共的规章制度，然而他们都被残酷迫害而死。中共政府对八九学运拒绝让步、残酷镇压，并不因为学生忠于体制而克制。这原是邓小平等高层权贵出于私利，对学生心怀恶意，单方面采取的镇压行为，赵博士却在证明，是学生挑战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总之，赵博士提到的八九学运的话语和行为模式的三个特征，即，亲西方、文革、传统性，都是错误定性。从逻辑上来讲，这三点是相互矛盾冲突的，根本不可能同时成立。赵博士的论述和分析，完全失去了基本的客观性，甚至无视最基本的实事和常识，更不符合基本的社会学原则，似乎就是在为中共当局的4.26社论、邓小平讲话的正确性进行学术上的论证。只是，他的分析和论证的每一个逻辑链条都存在问题，这本书明显会误导那些对中国实情缺乏深入了解的外国读者。

尽管八九运动仅仅持续了几十天，但是，它却是几十年以来，特别是文革结束以后，中国民众、乃至许多中共干部政治理想和诉求的集中反映，那就是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追求。遗憾的是，青年学生和民众严重地误判统治集团，以为他们真的要彻底否定文革，进行政治改革。学生和民众的诉求，最终遭到独裁者的残酷镇压，大屠杀彻底暴露了中共的本质，也让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八九运动牵扯到了历史和现实，利益和权力等方方面面，关系错综复杂。它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七年，大是大非，虽已铁定，但是，这段历史的书写还远未完成，博弈还会持续很久。找出运动产生和被镇压的内在动因，挖掘和捍卫历史真相，绝不让烈士们的鲜血白流，这是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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