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和尚

习近平亲自部署 释永信身败名裂 2025.08.01 No.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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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少林寺管理处发布情况通报：少林寺住持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寺院资产，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目前正在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说是调查，其实，基本上已经定案了。随即，中国佛教协会也紧急宣布，同意对释永信的戒牒予以注销，也就是，正式将这个释永信逐出佛门。

1981年，16岁的刘应成来到少林寺出家，法名释永信。当年的少林寺，寺庙破败，香火衰微，寺内只有十余位年逾古稀的老僧，通往少林寺的小路淹没在荒草之中。1982年，电影《少林寺》在香港和内地上映，嵩山少林寺一时之间名声大噪，并成为国内外重要的观光景点，此事也成为少林寺发展的重要契机。

由于佛教几十年间遭到严重摧残，少林寺僧团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特别是，老方丈年老体衰，精力不济，释永信得以控制了少林寺，当时，他只有22岁。老方丈圆寂后，释永信终于成为少林寺的住持，并在1998年7月成为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后来又成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在僧俗两界，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就在释永信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同时，有关他违背佛门清规戒律的传闻更是从未间断，他的品行也不断遭到各界的质疑。最严重的一次是在2015年，有人公开指控释永信收受巨额财物、通奸、拥有私生子女等问题，官方不得不正式介入，只是，最终结论却是“证据不足”，让释永信逃过了一劫。

顺便说一下，2015年，就在少林寺方丈释永信遭到公开指控的时候，当时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由释学诚担任，此人后来也爆出对多名女弟子进行性侵或性骚扰的丑闻。不过，他仅仅辞职了事，并没有被赶出佛门，更没有受到法律制裁。背后，显然有人庇护这个在福建出家的大和尚。这样的人充当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释永信当然不会被赶出佛门。尤其讽刺的是，2018年，就在这个性侵女弟子的会长辞职的同时，释永信成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面对释永信之类的佛门败类，中国佛教协会这么多年一直装聋作哑，并不令人意外。直到现在才注销释永信的度牒，已经太晚了。中国佛教协会作为中国佛教界的最高权威机构，早已经声名狼藉了。

其实，关于释永信违背佛门戒律的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初。根据网上的一些资料，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暴露出见财起意、胆大妄为的恶劣品质。网上有一份当年少林寺的老方丈向佛教协会斥责释永信的信函，列举了他的种种劣行，要求将他逐出少林寺。不知道什么原因，老方丈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估计，当时，释永信已经利用手中掌握的少林寺的资源，打通了上下关系，架空了老方丈。这件事情过后，他自然变得更加无所顾忌。此外，网上还流传着一份早些年警方的审讯笔录，涉及到释永信与人通奸的情况。

除了释永信作为僧人的品行受到质疑，释永信的少林寺商业化路线更是备受争议。少林寺的方丈，在很多人看来，不像是出家人，而是一个商人；少林寺不像是道场，更像是生意场，少林寺的一切活动几乎都成了生意。可以想见，在信仰缺乏的情况下，人性中的原始欲望，那种没有灵魂的、赤裸裸的物欲必然会蒙蔽心灵。按照佛教戒律，贪财营利、追逐名利是被明确禁止的。僧人本应该远离营利活动，而是由俗家信众来管理。寺庙大规模介入商业活动，特别是过度商业化势必会掩盖了修行本质，出家人的宗旨必然被稀释甚至扭曲，佛门的清规戒律也容易被侵蚀。出家人，特别是那些控制了巨额财富的出家人，若无坚定信仰和制度约束，势必会陷入世俗沉沦。

在释永信的主导下，少林寺涉及到诸多商业领域，使得少林寺拥有了巨额财富，也招来了巨大的是非。释永信问题曝光，不少人把目光聚焦于宗教与资本的深层矛盾。这当然是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并不是问题的根本，最根本的问题是信仰的缺失。来少林寺之前，释永信可能没怎么上过学，但是，中共的意识形态一定会对他的思想意识产生极大的影响。很有可能，这个所谓的方丈，根本就没有宗教信仰，或者说，他从来就没有信过佛，从来就不相信因果报应，他只是到寺庙寻找一条活路，寻找一条得意之路。

众所周知，由于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少林寺和所在地登封市的冲突，已经存在多年，这次释永信被查处，有人猜测，是当地政府在背后主导。不过，从目前已经公开的信息来看，情况显然不是这么简单。《经济观察报》披露，在7月的25日，将释永信带走调查的是河南新乡警方，而登封市由郑州市代管，并不受新乡管辖，明显是异地办案，这只能是更高一级政府的安排。可以想象，释永信是中国佛教界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之一，将他带走调查，绝对非同小可，这不是小小的县级市——登封市可以决定的，甚至，郑州市都无法决定。拿下这个家伙，至少应该是河南省委的决定，甚至是中共中央的决定。

释永信被带走的第二天，当局便宣布，原白马寺方丈释印乐出任少林寺住持。显然，这是提前安排好的，否则，不可能这么快。而且，有官方媒体高调宣传、吹捧这位来自白马寺的新住持，这个情况很不寻常。值得一提的是，两个月前，习近平来到洛阳白马寺考察。作为白马寺方丈，释印乐自然要出面迎接习近平。新华社的报道显示，习近平游览白马寺时，释印乐就陪同在侧。习近平为何选择到洛阳白马寺考察，一定是基于多方面的考虑，事先做过周密的安排。不排除，习近平那次去洛阳白马寺，就和后来处置释永信有关联。那个时候，释永信的命运已经基本上确定了。根据官方媒体的消息，今年春节以后，释永信就已经被限制出境；至少在两个多月以前，当地政府就已经派人以少林寺管理处的名义常驻少林，这个新机构的成员主要来自郑州市和登封市的宗教局、统战部。也就是说，当局早就准备对少林寺采取行动了。7月的25日，正式将释永信带走调查，这个日子无疑是精心挑选的。因为，十年前的这一天，有人公开指控了释永信违反国家法律，违背佛门戒律，曾经引起了巨大的舆论风暴。7月25日，对于少林寺，对于释永信来说，无疑有特殊的意义。选择在这一天带走释永信，也算是对外界十年来的质疑做出的一个回应。

释永信被处理的消息并不令人意外——令人意外的是为何现在? 释永信的人品德行、所作所为，在少林寺内部、在互联网上，从来不是什么隐秘信息。他的那些劣迹，公众也早有耳闻，网络上早有舆论。奇怪的是，十几年里，有关当局居然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甚至替他解围，让他可以在斥责和质疑声中，屹立不倒。在当代中国，涉及宗教、文教、舆论、商界的头面人物，如果长期遭到非议而不倒，往往不是因为没有问题，而是因为有背景。

在极权统治下，寺院也必然是极权体制的一部分，在这里，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僧团制度，不可能存在有效的监督。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个规律在寺院同样存在。特别是，寺院的主持和方丈已经成为中共官僚体系的一部分，除了身上的袈裟，已经和官僚没有区别，中共官场上的恶习，他们全都有。这不仅是宗教信仰的问题，更是制度的问题。

中共极权政权，为了稳固他们的统治，已经将它的意志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尤其是，极权制度通过行政控制、意识形态规训、资源配置、利益诱导等手段，让那些原本应当保持独立性、自主性或超越性的社会领域，例如教育、宗教、法律等，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自主性或超越性。就宗教而言，其危险在于，虽然制度并没有公开禁止宗教信仰，但让信仰失去根基和尊严。信仰的缺失、佛门净地的失守，不是个别人的堕落，而是整个极权体制对精神文化领域深度控制的必然结果。

更严重的是，极权制度导致宗教机构沦为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工具，寺庙不仅要成为爱党爱国教育的阵地，还要服从于地方经济发展目标。反过来说，为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极权政权也会有意包庇那些头面人物，无视他们胡作非为。这类“政治—经济—宗教”三位一体的制度机制，才是中国宗教信仰堕落的核心问题。某些宗教领袖的“突然落马”，表面上是道德问题或法纪问题，实则可能是财政与权力重组的牺牲品。释永信作为和尚里的政治人物、佛教界的企业家，其成名本身就是体制的产物。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也成了体制随时可以抛弃的牺牲品。释永信这次突然遭到查处，可能和地方的权力斗争相关，当然，也和中国的整体形势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准备已久的行动，恐怕不只是针对少林寺，很可能是全国性的清理寺庙行动，查处释永信只是一个信号。这些年，那些著名的寺庙，大多都积累了不菲的财富，庙里的方丈更是家财亿万，当局惩治犯禁的方丈，绝对是一举两得，名利双收。当年，主政河南的冯玉祥，大规模扩军，却没有军费，他便将目光盯住了当地的寺庙，首先便是河南大相国寺。最后，在他控制的地面上，四百多座寺庙被洗劫一空。当然，冯玉祥采取行动的名义是为了救国救民，实际上是救他自己。这些年，中共当局的日子也很是难过，财政紧张早已不是个别省市的事情，而是全国性的问题。如果将各地的寺庙，特别是住持和方丈清查一遍，肯定可以获得一笔天文数字的财富。这笔钱足以应付眼前的财政困难，如果用于军事，足以应付一场战争。

可以肯定，当局惩治释永信等佛门败类，并不是为了清理佛门，而是别有用心。而释永信之流成为牺牲品，也算是恶有恶报。只是，佛门净地一再受到败坏，实在令人痛心。可怕的是，释永信的问题并不是孤例，近年来不止佛教界，道教、基督教也频频曝出丑闻。显然，这不仅是宗教的问题，而是国家和社会出了大问题。实际上，从寺庙到课堂，从法庭到家庭，从现实中的人际交往到网络上的虚拟世界，从行为到内心，从各个方面都可以感受到，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全面的信仰危机。而这场危机，根源不在民间的愚昧、不在宗教的没落，而在于——统治集团在垄断权力的同时，信仰彻底崩塌。

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之后，中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实际上已经彻底崩塌，然而，却保留了虚伪的形式，并作为制度继续存在。而由于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的摧残和毁灭，文化和精神方面出现的真空无法得到弥补。于是，中共这种信仰崩塌带来的就不仅是意识形态危机，而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基础被动摇。尤其严重的是，统治集团的信仰变得虚伪，导致整个社会也进入伪信仰时代。这并不是简单的上下关系，而是一种制度性复制。也就是说，伪信仰弥漫，并非仅仅是个体的选择，而是制度性的强制和诱导的结果。在一个制度化的伪信仰体系下，真实和真诚不复存在，信仰失去了神圣性，道德变成了软弱的修辞，就连基层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也开始动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宗教不可能幸免，反而沦为最具讽刺性的牺牲品。佛门净地的污染反映的是极权统治下，整个社会的虚伪与堕落。寺院香火旺盛，多是拜佛求财、供香求官；寺庙已经不再是人们内心的净土，而是布满尘垢的名利场。

这种伪信仰已成为制度运行的默认机制，让伪信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彻底改变了它们自身的运行逻辑。例如，教育不再谈良知；司法不再讲公平，宗教不再独守清规。这正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危机——不是广泛的社会动荡，而是普遍的心灵污染。结果，便是那些最需要良知的净地，如学校、医院、寺庙等等，几乎全部沦陷。

1935年，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北平的学生曾发出痛彻心扉的呼喊：“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而今天，中华民族正面临比当年更为严重的危机，面临着亡天下危险。对此，我们不能不哀痛：中国之大，已经难以找到一块真正的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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