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透习近平
知晓恶霸做官经 方能看透习近平 2025.07.23.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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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山西省曝出一起轰动性的新闻:洪洞县财政局局长付雪海,在成为国家干部之前,竟然三次被判刑,在任局长期间又因腐败问题遭到查处,也正因为遭到查处,他过去的案底才被曝光,也再一次让外界看到了中共官场的阴暗。为了应付舆论,曾经担任过洪洞县县长、县委书记、组织部长等职务的多个官员遭到处置,其中包括副厅级官员。在中共的官场上,高官显爵有很多,一个县里的财政局长,确实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但是,在那个县里,财政局长绝对是一个不得了的人物,他掌握着县里的财政大权和财政部门的人事权。此事的不平常之处还在于,这个家伙曾经三次被判刑,在当地几乎人尽皆知,这样的人竟然堂而皇之的做了官。所以,此事不能不让人关注和思考。
一个曾三次服刑的“恶棍”可以正大光明地坐上关键岗位,成为县财政局长,这种问题根本不是某个人贪婪、某个地方失察,而是体制结构决定的,是权力逻辑的自然产物,根本不是个别现象。当局追究几个官员的责任,不过是在掩饰制度上的问题。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中共所谓的政审、组织考察和干部审核程序,都只是在走过场,相关制度在恶棍面前毫无意义,在权力面前毫无意义,在掌握了权力的恶棍面前更是毫无意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刑事犯罪对于中共的官员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三次服刑人员能进入官场并升至重要岗位,这几乎不可能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中共统治集团的自私和卑鄙。“恶棍”做官,更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一个充满象征性的标本,它反映的不仅是个别地方官场的黑暗,而是官场的全面堕落,更象征着中共的统治下,整个社会道德与政治伦理的全面沉沦。
付雪海在起家之前,是一个村霸,也就是村里的恶霸。他十七岁的时候,因为盗窃罪被判刑,此后,又因流氓罪被再次判刑,不久,又因为盗窃罪在北京被判刑,这是第三次被判刑。1990年,刑满释放仅两个月,已经有了足够资格的付雪海,正式成为中共党员,并出任村治保主任。1995年,担任村治保主任期间,他开枪误射村民,导致该村民截肢,只是赔钱了事,没有受到任何处分,真是活脱脱一个村霸。后来,他由村治保主任成为村党支部书记,直到2007年,他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进入体制。之前几年坐牢,特别是十七年的村官经历,他的思维方式、他的行为方式,他的思想已经基本定型,并让他在这个时代如鱼得水。虽然,那时他还没有正式进入官场,但他对中共官场一定有独到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年,这个家伙开过煤矿、开过加油站、承包过工程,早就发了大财。当然,在这个时代,这样的人不发财,不发达,真是天理难容。
2007年,根据从优秀村干部中考录乡镇公务员的政策,付雪海成功进入体制内,成了正式的中共官员。让村官可以成为中共的正式干部,这是中共当局笼络村官,替中共卖命的一个重要方式。《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对此有明确的说法,不过,只有优秀村支书才可以进入选拔。当然,这个家伙一定是中共的优秀村支书。那一年,他已经42岁了。为了进入体制,他通过关系洗白了档案,消除了犯罪记录,还让自己年轻了八岁。因为,公务员招聘录用的年龄上限为35岁。当然,他所作的这一切,只是为了应付中共的组织程序。其实,他在当地早已经大名鼎鼎,没有人不知道他的经历。尤其是,三次被判刑,在当地也是一个不多见的事情。只不过,这个世道,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在村里的这十七年里,付雪海有了权力,有了依靠,从恶棍变成恶霸,他能不继续犯罪吗?可以相信,以他的做派,除了枪击村民这件事,绝对应该判刑,肯定还免不了干些其他为非作歹的事情。只不过,由于受到党组织的支持和庇护,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和处罚,自然不会留下任何犯罪记录。成为乡镇正式干部之后不久,这个家伙便执行了一次强拆任务,他用铁锹将阻拦拆迁的多个当事人打伤,经鉴定,有的达到轻伤二级,已经构成犯罪。当然,他更不会受到处分了。不仅没有受处分,而且,还升官了。此后,九年时间,他从县文体局的一般干部,升任副局长,再升至住建局长、财政局长。一次比一次权力更大,一次比一次更有影响。而且,就在做官期间,他还一直做着生意,发了更大的财。对这个家伙来说,除了权力更大,捞钱更多,做坏事更方便,更安全,做局长和做村官,在行为方式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同。他分明在用做村霸的方式,做县里的局长。这种人,当了官,有了权力,一定会更加肆无忌惮,不可能不再继续犯罪。
遗憾的是,不少人只注意到了他的三次被判刑,注意到了他的坏人身份,却忽视了他的中共党员和村支部书记的身份。他是多次犯罪后,才有资格加入中共,并成为村支部书记的,一个村霸,这是他成功的起点。
相对于县财政局长,他做村霸的经历更有代表性。村霸的权力体现在,他不仅管理村里的公共事务,管理生产,而且,也深度介入百姓的生活,深度影响百姓衣食住行。农民的土地无法移动,农民的房子无法移动,除非逃离村庄,否则,就只能在村霸的淫威下生存。实际上,村霸治村在中国绝对不是个例,而是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官方的媒体,关于村霸治村的报道也是随处可见;就是体制内的学者,也承认“村霸”治村已成痼疾,流毒之深、之广,令人震惊。只不过,不是所有的村霸都有机会进入体制,获得高位,大部分都只能沉淀在乡村。他们是中国社会溃烂的产物和象征,反过来,他们也深刻的影响和塑造了中国社会。
最高检察院下属的《检察日报》2020年年末,曾经刊登过一篇报道,“决战扫黑除恶、重拳打击村霸、巩固执政根基”,其中提到,这次扫黑除恶,打掉农村地区的涉恶犯罪集团及团伙13272个,依法严惩“村霸”3727名,对受过刑事处罚、存在“村霸”和涉黑涉恶等问题的4.17万名村干部,全面清除出农村干部队伍。可见,这种被判过刑的村干部是普遍存在的,相对而言,付雪海只是在仕途上更加成功而已。这篇报道还提到了一个典型的村霸,北京市丰台区下属的一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石凤刚,此人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贪污罪等15项罪行,被判无期徒刑。毕竟是在北京,石凤刚大概非常满足于在他的村子里做一个土皇帝,那里有足够的资源,供他享受,供他挥霍。那里有很多的百姓,供他指使,供他欺压。但是,付雪海生在山西一个小村子,那里大概不会有太多的资源,他不甘心,在那个小村子里做一个土皇帝,他想有更广阔的天地。
号称是中华第一刊的新华社《半月谈》,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不狠摆不平,狠过了就成村霸!狠人治村你怎么看?文章提到,在一些利益复杂的村庄,一旦正常途径、正当办法“走不通”“搞不定”,村干部可能诉诸“狠”字,对一些特殊对象采取狠招的情况时有发生。这篇文章提到的情况也是实事,乡村内部宗族瓦解,家庭伦理崩坏,甚至,道德衰败,不少事情通过正常途径已经无法解决。但是,这并不是村霸存在的理由,相反,这正是村霸长期存在的结果。村霸的存在只会加剧乡村秩序的破坏,加速道德沦陷。关键就在于,自从中共确立了对乡村的统治,传统的乡绅遭到镇压,传统的伦理遭到破坏,中国就走上了恶霸治村之路,就注定了中国乡村、乃至整个社会的沦陷。村霸不是例外,而是制度化的存在,是制度让他成为恶霸。恶人成为主流,不是因为制度无辜,而是制度鼓励了他们的存在。
其实,恶棍做村支书和做局长,并没有本质区别。他们掌握的都是权力——只是权力的层级和控制的资源不同而已。可悲的是,外界只注意到了局长。恶棍局长被揭出是新闻,而“村支书变恶霸”却早已成为很多地方的常态。关键是,外界只在“恶棍成为局长”时才震惊,其实忽略了——这个人本来就是“村霸”出身,早就该被关注和制止。局长的腐败令人愤怒,但“村霸型村支书”的泛滥,才是真正广泛、系统性的危险,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扭曲和病态。其实,不只是村官成为村霸,中共的官员已经呈现整体性的劣质化,更高层的恶霸只是不为百姓所了解而已。什么是“官员劣质化”?不仅是素质低,更是权力使用方式的堕落。因此,即便这些人不是“恶霸”,他们的行为模式也和恶霸并无二致:专横、霸道、冷酷、贪婪。这是一种恶化的权力人格,是政治系统内部长期缺乏制衡与监督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各个地方的主要官员、一把手,他们为官的方式和恶棍并没有区别——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最可恶的是,他们在用一种恶棍逻辑治理社会。而且,在一党专政、缺乏实质性权力制衡的体制中,官员劣质化不仅无法根除,反而具有自我复制、自我强化、自我保护的倾向,这不是个别官员的问题,而是体制内逻辑演化的必然趋势。
大家想必知道,福建省宁德市下辖的周宁县,曾经出过一个赫赫有名的县委书记林龙飞,号称“三光书记”。因为他在任职期间,把官位卖光,把财政的钱花光,把看中的女人搞光。因此,留下“三光书记”的名号。可以相信,其他官员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区别。其实,类似三光书记这样主政一方的官员,虽然以前没有被判过刑,但是,他们比这个有前科的局长更加恶劣。他是一个更大的恶霸,在一个县里称王称霸。然而,他们不会因为这些犯罪行为遭到刑事处罚。如果不是因为遭到整肃,这样的事情恐怕就一笑了之了。顺便说一下,目前,宁德市知名度很高,因为,1988年6月至1990年4月,习近平曾经担任过宁德地委书记。那时候,林龙飞还在省团委工作。他是在习近平离开之后,到周宁县任职的。
恶棍升官,春风得意,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体制性的败坏,是政治伦理的崩溃,是社会沉沦的结构性体现!恶棍之所以敢于名噪一时,能够风生水起,不断高升,是因为整个社会已经对“善恶”、“公理”、“正义”失去了价值判断标准,这正是中共统治的恶果。
农村基层政权黑社会化,容易被外界看到,上级政权同样黑社会化,只是不容易被外界看到。因为,他们不必直接出面,而是由基层的黑社会政权替他们做爪牙。可以相信,中共的政权越往上就越黑。村霸成为局长,一个恶棍可以公开、合法地出任地方要职,说明这个系统已经开始选择、培养、保护恶。也就是说,“恶”不再是系统的例外,而正成为系统运行的常态。“恶棍做局长”是体制性犯罪的具体化,“恶棍做局长”之所以震撼人心,不是因为它太意外,而是因为它太常见。
习近平就做过村官,想必,也做过村霸,欣赏村霸。一位陕西知青曾经告诉我,村干部明说,我们一队一个毛主席。也就是,一队一个土皇帝。显然,村霸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习近平做村官的时候,就是普遍现象了。而毛泽东时代习近平做村官的经历,对他思想和精神的塑造一定有重要作用,也为他后来做党魁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实,习近平野蛮粗暴的统治方式和方法,和村霸完全一样。习近平就是在用恶霸的方式治党、治国。习近平不会因为他爬到了最高处,就改变了他恶棍的本质。恶棍拥有了权力,就会成为恶霸。不幸的是,整个中国实际上都是恶棍在统治,只有恶棍才能升官,才能发达。习近平得以成为中共的党魁,成为中国最大的恶霸,有其必然性。只不过,不是每个恶棍都有机会爬升到高位,不是每个恶棍都可以成为恶霸,不是每个恶棍都可以成为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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