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人精栽啦！

海外人精栽在中共手里 根本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2024.03.28 No.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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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原系主任赵鼎新的一封辞职信，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国内多家重量级的媒体都对此做了报道。《南方周末》甚至把这件事情称之为社会学界的“高平陵之变”。“高平陵之变”是司马氏取代曹氏政权的关键性事件，用“高平陵之变”来形容赵鼎新辞职，确实有些吸人眼球。

赵鼎新1953年出生，1990年获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昆虫生态学博士学位。由于受到64北京大屠杀事件的影响，他放弃生物学研究改学社会学，5年后，又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随后，赵鼎新在社会学重镇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获得教职。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天安门的力量：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该论文后来被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篇论文确立了他的学术地位。在短短5年时间里，从昆虫生态学博士转换学科成为社会学博士，并获得芝加哥大学的教职，仅从这一点也可以想象，此人确实了得。

根据网上的资料，2012年赵鼎新加入浙江大学，并入选第七批“千人计划”。2016年参与组建浙大社会学系，2019年全职加入浙大，并出任社会学系主任，今年3月他已经卸任，但是，还保留着多个学术职务。这次辞职，主要是要辞去他担任的学术职务。他在辞职信中提到，社会学系召开了党政联席会议，会上社会学系党委书记陈素珊宣布成立了一个“社会学系学科建设工作小组”，准备要在社会系搞“站位更高”的改革，就是否定他主持浙大社会学系期间的工作。他不知道有这次会议，也没被要求列席参加。学科建设工作小组也没有他和另一位名教授、社会学系常务副主任，这位教授原在北大任教，大概是受赵鼎新之请，去了浙大社会学系。据网上的说法，社会学系党委书记开会的时候，赵鼎新正在外地替社会学系化缘、募集研究经费。作为浙大社会学系的学术带头人，以这种方式被排斥在学科建设工作之外，这个事情想必让赵鼎新格外激愤。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的媒体上，很多人都是从利益争夺这个角度来谈论赵鼎新辞职风波。认为，这不过是陈素珊和赵鼎新两人在争权夺利，没有什么是非对错。既然是争权夺利，赵鼎新就不值得同情，尤其是，他已经七十多岁了，早就该主动退出。著名通信专家、飞象网创始人项立刚连发两篇文章怒怼赵鼎新：无非想多捞几年钱。此外，《南方周末》的那篇文章也不乏嘲讽地谈到，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未必就是“一团和气”，更有可能的则是“问题成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现象并不比象牙塔之外为少，他们的道德水准也未必就高于其他职业。应该说，讲这些话的人非常清楚中国的现实，他们特意把这个事情说成是个人之间的利益争夺，重点是在淡化这件事情的政治含义。倒是海外的评论认为，这个事件折射出当今中国大学学术方向面临的挑战。

事实上，相互争夺的两个人根本就不在同一个领域，一个是社会学教授、一个是没有任何社会学背景的党委书记，这两个人所依仗的资本完全不同。赵鼎新是靠他的社会学知识和成就、也就是他的学术资本来确立地位，而陈素珊显然是靠上级党委的信任和支持以及她的党委书记身份、也就是政治资本而确立地位。这位系党委书记，曾经担任过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和社会学系党总支书记。还有传言说，她曾经担任过人事处处长。一个没有任何社会学背景的党委书记，排斥社会学系的学术带头人和常务副系主任、在社会系搞“站位更高”的改革，这才是问题所在。当然，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大学，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倒是赵鼎新的激愤反而让人吃惊不小。

网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从赵鼎新辞职信中读到一点可怜”，其中提到，前年就已经有变化的潜流或者征兆，而他全然不觉，可见一个学者不管理论多么扎实、逻辑多么有力，也仍然有天真的一面。还说，他“站位”还可能不够高，多少有一些知识分子的幼稚。说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有些天真幼稚，着实让人难以接受，可是，他落得今天这个下场，难道还有其他的解释吗？也许，是他太精明了、太自信了。这个下场，难道一个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社会学家，不应该早就预料到吗？

赵鼎新主办社会学系，目标据说是世界一流而不是中国的一流，为此，赵鼎新在教学研究上做了一些改变，注重在国际出版机构和学术刊物上发表专著和论文，而不提倡教师申请国内的课题和项目。他这样做，并不难理解。因为，国内的课题和项目完全受国内政治的影响，难以和国际接轨。奈何，他的这些做法和国内的评价标准不一致，导致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在教育部学科评估中仅获得B+，未能跻身A类学科行列，这让浙江大学的某些人非常不满。

应该说，赵鼎新的可悲之处在于，他一直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迎合当局，然而，他的所作所为，还是不能被当局接受。他毕竟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他无法完全放弃学术要求和学术规范，他想把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打造成世界社会学重镇，最终，被斥责为“站位不高”。可以想象，否定他赵鼎新的，绝对不会只是一个毫无专业背景的系党委书记，这背后，一定有上级党委的作用。毕竟，在大学，也是党领导一切。

说起来，赵鼎新所遭遇的这点坎坷，和那些付出了惨重代价的海归学者相比，完全不值一提。他最多也不过是失去了在社会学系学术上的发言权，这点损失根本就微不足道，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些年，关于海归学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令人震惊的事情。早在2013年，和赵鼎新同属第七批“千人计划”的学者管敏鑫，全职回国后在浙江大学担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还没过适应期就被提前一年多解聘了。当时，正是在当局开始从海外引进高端人才不久，这件事情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管敏鑫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一家相当于中国的301医院或协和医院的医学中心获得终身教授的职位，据说，年薪可达100万美元。可惜，他放弃了这一切，全职回国，却遭到无任何理由而被提前解聘的待遇。管敏鑫自己认为他被“解聘”的一大原因，是领导更迭，新来的领导不支持。其实，这就是中国的基本政治生态，选择回国就必然要面对这个风险。相比于管敏鑫，赵鼎新还是老练得多，一直脚踩两只船，直到六十五岁以后，才全职到浙江大学任职。

最悲惨的是那位在美国西北大学土木工程系拿到博士学位并在进行博士后研究的涂序新，2009年6月他被浙江大学作为学术骨干引进，仅仅3个月后，便从浙大综合楼顶楼跳下身亡，年仅32岁。他留下一封长达6页的遗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此时刻，我认为当初的决定下得是草率的，事后的发展完全没有预计，感谢一些朋友事前的忠告。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虽然因我的自以为是而忽视。”其实，何止是学术圈残酷、无信、无情，整个中国都是这样。显然，他对中国的认识还远远不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另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在上海复旦大学。2021年6月7日，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青年研究员、海归博士姜文华亲手杀死了学院的党委书记。杀人后，姜文华在现场等待警察的到来。被捕后，警察在现场对姜文华进行初步审讯，姜文华解释了自己为何走到了杀人这一步：“受到了很多陷害，受到了很多恶劣的待遇。”姜文华在复旦附中读书时就在数学竞赛中获奖，在复旦大学读本科的时候，获得过首届校长奖，留学美国在常春藤名校获得博士学位，他原本可以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结果回国发展却被搞成无业游民，甚至还遭到刁难和侮辱，最后到了杀人这个地步。虽然，他最后没有被处死，但是，他的一生都被彻底葬送了。像这样，海归博士因为工作原因而杀死单位领导的事情，还有多起，实在是令人悲哀。这些海归博士，他们想象着自己可以在中国大显身手，却没有想到中国现实的极端残酷。

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很不容易，有些人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回国的，也有人是因为自以为是而回国，也有人是因为无奈而选择回国。但是，赵鼎新似乎并不是这样，他毕竟早已经功成名就，在美国名校已经获得了比较稳定的教职。退一步讲，即使在芝加哥大学不如意，他也可以在其他美国高校找到职位。关键是，他应该对中国的国情、对中共的本质有超出一般人的认识和了解。经历64北京大屠杀的时候，他已经36岁了，思想应该非常成熟，而且，他已经在海外生活学习多年，比国内的民众知道更多的信息。这里，引用一段他在《天安门的力量》一书的前言中说过的话：

1989年4月5日，我从加拿大蒙特利尔回上海探亲。我在上海的导师是个党员知识分子，50年代初响应建设新中国的号召从美国归来，1986年，我赴加留学前夕，他对中国的未来仍然信心十足，建议我完成学业后马上回国，然而，我这次去看望他时，他建议我留在加拿大，我很震惊，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导师对时局的看法竟然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转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赵鼎新特别提到，当局在89年5月下旬的戒严实施失败，使海外的中国留学生顿时情绪高涨起来，可是我的忧虑却日甚一日——这场运动将以甚么样的方式收场？对此，我尤其感到悲观，直觉提醒我，军事镇压即将到来。显然，他当时要比大多数学生思想成熟得多，比大多数学生对中共的认识深刻得多。其实，不要说一般的学生，就是很多成年人都想不到，中共会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实施军事镇压。他还说，我也希望中国政体能够逐步摆脱意识形态化的支配，政治权力能够平稳地交接，然而，这场运动的悲剧收场击碎了所有这些梦想。他的这些描述，应该是六四北京大屠杀前后的真实感受。

然而，在这篇前言的最后，他却说，对当前的中国来说，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奇迹，以及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也是一个触动，促使中国主动进行自我变革，这些改革使中国目前看起来更类似于前南韩和台湾的官僚、威权型政体，而不是斯大林式的极权政体。显然，这和他在64北京大屠杀时对中共政权的认识似乎有了改变，他在重新构造那个被击碎的梦想。这个时间大约是2001年前后，距离六四北京大屠杀，不过10年的时间。

事实上，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极权政体能够和平转变成为威权型政体。而极权政体的特性也决定了，结构上的任何改变都将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极权政体彻底崩溃。所以，它绝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孩子，作为一个社会学者，应该清楚，中共政权不可能成为台湾当年那样的官僚威权型政体，更不可能像台湾后来那样，进入民主体制。他说改革使中国目前看起来更类似于前南韩和台湾的官僚威权型政体，而不是斯大林式的极权政体，这是对中共政权极大的美化。中共政权的极权政体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它的结构从来没有改变过，只不过，在它面临崩溃的情况下，暂时放松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暂时放松了对经济领域的控制。只要它想继续实施全方位的控制，一个晚上就可以实现。因为，它的结构没有改变，手里的屠刀更是从来没有放下过。作为社会学家的赵鼎新却想让人们相信，中共政权存在民主转型的可能性。

2009年8月，六四北京大屠杀20年后，赵鼎新在“民主转型如何可能？——评俞可平的民主思想”这篇评论文章中，在谈论中共政权的民主转型中，还特别提到了邓小平的思想和政治谋略。文章说，“转型时期的政治家不但要有坚韧不拔的向前精神，而且还要有坚决弹压极端势力的决心和能力，同时他们在政策层面上还必须让人民看到希望，以树立社会特别是精英层面上的共识。从这一点上来说，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和政治谋略在目前有着特别的意义。”也许，赵鼎新从内心里认同、甚至欣赏邓小平的所作所为。从这篇文章可以知道，赵鼎新并不看重是非，而只在意成败。他后来选择回中国，并不是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气味相投，这几乎是他的一个必然的选择。

2001年年末，世贸组织接纳了中国，开启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新阶段。到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当局开始从国外引进高端专业人才。只是，真正有成就的学者全职回国的并不太多，大部分都是在国内兼职，他们还保持着一点警惕。但是，还是有人全职回到了中国，他们也许是经不起利益的诱惑，也许，有人确实对中共认识不深。

其实，国共内战末期，很多可以离开中国的大知识分子，缺乏对中共的认识，因而留在了大陆；更可惜的是一些身在海外的知识分子，被所谓“新中国”感召回到大陆。他们以为，中共政权也要建设国家，也需要知识分子。只是，他们完全错了，中共首先需要的是奴仆，然后，才是知识，中共需要的是有知识的奴仆。最终的结果，这些知识分子不仅失去了发挥才干的机会，还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和生命。

当下，对于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著名学者来说，或许，他们自以为有了知名度和外国护照，即使回到中国，也有了安全上的保障。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不久前被判死刑的杨恒均就是一个例子。杨恒均被重判也许有它的特殊性，但是，其中的一点却有普遍意义，那就是，一旦你落到中共手里，无论是外国护照还是知名度，都不能保护你。中共根本就不受任何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完全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中国的经济规模迅速膨胀之后，有不少人可能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假象所吸引，忘记了中共的本性，以为中共会专心经济、不再搞政治迫害。甚至有一种论调流行一时，中共允许发财，只要你不触及政治。其实，即使完全不触及政治，中国的社会生态也和民主国家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而教育和科研体制更是天差地别，你不可能像在民主国家那样自由地工作和呼吸。况且，中国的基本生态已经完全被政治塑造，所谓不触及政治，实际上就是默认中共的政治，做中共政治的奴隶，回到中国，就等于自投罗网，自取其辱。

2019年，已经回国任职的赵鼎新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潜在危险”，这篇文章得到很多媒体的转载。他在文章中写道：“在2018年，中国社会出现了各种不安和焦虑情绪。关心政治和一些原先不关心政治的人士都有了一种普遍的危机感。他还写道，让我更担心的是，中国公共舆论空间的性质在近年来发生了令人担忧的变化”。显然，中共政权的走向超出了赵鼎新的设想，他似乎是意识到了危险的来临。此外，他还提议，“要让民营企业家再次产生“春天”到来的感觉，除了经济“南巡”外，还需要有一个强烈的、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开放信号，而这个信号必须和邓小平在70年代末复出后的策略一样，即从加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大规模改善与知识分子，特别是主流知识分子的关系入手”。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前的种种失败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知识分子被推向了对立面。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中国共产党每一次辉煌的背后都有成功的统战政策，而每一次弯路的背后都有对知识分子统战政策的失败。”

赵鼎新看到了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共的疏离，想必也清楚其中的原因，然而，他却很接受知识分子被统战的身份，甚至期待被统战。其实，知识分子成为中共的统战对象，恰恰说明，知识分子对于中共只有利用价值，知识分子只是中共利用的工具。既然是工具，自然只会在需要的时候才拿出来。期待中共大规模改善与知识分子，特别是主流知识分子的关系，根本就缘木求鱼。

可以说，赵鼎新这次被社会学系党委书记彻底排斥，就是对他期待被统战一个最真实的回应。其实，想想国共内战末期，那些选择留在大陆的大知识分子的下场，想想那些被所谓“新中国”所感召回国的海外学子的下场，赵鼎新作为专门研究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专家，应该知道，他今天的下场，已经是非常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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