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今年最怕什么

习近平今年最怕什么 转嫁危机冷酷又无耻 2023.01.1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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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百姓还是习近平当局，今年最大的危险可能是遭遇金融危机。由于恒大的暴雷，人们都注意到了房地产业严重的债务问题，单单前50名上市房企的债务就高达20多万亿，一旦暴雷，确实会带来极大的危险。其实，比房地产行业更危险的是地方政府属下的城投公司。什么是城投公司呢，根据中共的法律，地方政府不可以直接向银行借贷，地方政府为了绕开这个限制，建立了一系列的投融资公司或事业单位来承担城市建设任务，并利用这些公司和单位获得银行或信托资金，他们实际上就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些公司和单位统称为城投公司。在去年年初，城投公司的总债务就超过了65万亿，欠金融机构的债务也得几十万亿，而金融机构的钱很大一部分是百姓的存款。一旦城投无法归还贷款，金融机构将会大量破产，百姓将损失惨重，最终，就有可能引发习近平最担心的系统性风险。

就在几天前，贵州遵义最大的城投、由地方政府全资拥有的遵义道桥宣布，该公司的156亿银行贷款展期至20年，前10年仅付息不还本！利率从7.5%下调至4%以下。

这个方案一公布，立刻震惊了海内外。城投公司贷款展期并不少见，一般都是一两年，最长也不过三年，一次展期20年，则前所未有。尤其罕见的是，前10年只支付利息，而且，还是非常低的利息。这对银行来说，明显是不公平的，简直荒唐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现在的中国，有谁能预料10年后、20年后的情况？展期至20年，这等于是公开的赖账。

遵义市是贵州省的第二大城市，也是中国百强市以及闻名世界的贵州茅台的产地。2021年遵义的财政收入为270亿元。而遵义城投的有息债务是2100多亿，这个债务实际上是政府的隐形债务。此外，遵义政府的直接债务约1800亿，共计约3900亿元。借来的这些钱，都用于政府主导的基建等业务，很多投资根本就不会带来收益。按照5%的利率，遵义市每年需要支付利息190多亿元，这超过遵义市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就这样的财政状况，遵义市不要说还本了，就是债务的利息都还不起。前些年，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卖地获得资金，用于支付银行的债务。最近这两年，房地产形势急剧恶化，土地财政难以维持，债务问题便开始严重起来。遵义市在国内属于三线城市，财政状况还算一般。实际上，还有大量比遵义市财政状况更差的县级市和县也成立了许多城投公司，也欠下了大量的债务。其实，对于大多数三、四线城市，即使卖地收入不错，也还不起那么多债。很多地方，只是通过借新债来还旧债，甚至是借债还利息，导致债务越滚越多。既然知道还不起，那为什么要借这么多债呢？简单地说，借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着要还，也正因为没有想着还，所以，才敞开了借。很多地方还不止一个城投平台，而是有多个城投平台。换一个领导，换一个城投平台，旧的暴雷了，再继续建新的。

这里，就不能不说另一个问题，那些把钱借给城投公司的商业银行以及普通百姓是否想过对方会赖账呢？有些人或许想到了，但绝大多数人没有想到。因为，城投公司都是各地政府的直属公司，在外界看来，城投公司的老板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当然要承担责任，政府怎么能赖账呢？政府怎么会赖账呢？地方政府钱不够了，不是还有中央嘛，因而百姓认为城投债是刚性兑付，不存在赖账的可能性。这就是所谓的“城投信仰”，也就是默认政府会帮助还钱。现在，却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彻底打破城投债的刚性兑付信仰，打破“城投信仰”。在城投公司成立的时候，在城投公司借钱的时候，这个政府从来不会提醒外界，这个公司和政府没有关系，甚至，或明或暗地替城投公司站台。然而，等到需要还钱的时候，这个政府却出来进行切割。而且，还要居高临下地指责债主，要汲取教训，下次别犯这种低级错误。这次，就算是为自己的单纯交学费了。所谓打破刚性兑付信仰，其实就是廉价出卖政府信誉，欺骗和愚弄百姓。

事实上，这次银行接受那样不平等的协议，准许遵义城投债务展期20年，前十年还只付利息不还本，等于地方财政风险由银行来承担，银行显然受到了外部的压力。这个压力不仅来自遵义市，可能还来自贵州省，甚至来自中央，这充分证明了城投公司的老板确实就是政府。其实，很多城投向银行贷款时，确实有地方政府的担保和还款承诺。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真是没有多少选择的空间，只能借款给城投公司。但是，政府帮助城投公司赖账，或者说，政府直接赖账，很多人确实不会想到。可以肯定，遵义城投公司通过这种方式赖账，只是一个开始，类似的事情今后会大量出现。可怕之处在于，城投公司不仅欠银行的钱，还直接欠了百姓大量的钱。这次把银行债务展期20年的遵义道桥，银行贷款只占了它全部债务的三分之一，其余都是包括信托理财在内的非标准化融资，简称非标融资。标准化资产是有严格监管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为了规避监管，“创新”了非标资产融资的办法，诱导大量的百姓把自己的血汗钱投进了信托理财这些地方。城投公司连银行的钱都不会还，难道会还百姓的钱吗？

政府为了绕开法律的限制，创办了城投公司；银行为了规避监管，创新了非标资产融资的办法。这就是中国特色，公开地玩弄法律、公开地愚弄百姓，最终的结果，是大批百姓被绕了进去，稍有不慎，就会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前些天，网上流传着一封致潍坊市委江书记、刘市长的公开信，其中说到，随着潍坊高密萝卜章事件开始，潍坊高密政府平台违约、潍坊峡山政府平台违约、潍坊昌邑政府平台违约、潍坊滨海政府平台违约、潍坊青州政府平台违约、潍坊寒亭政府平台违约，等等等等，江书记刘市长，潍坊到底怎么了？公开信提到，几万个家庭、几十万人因为潍坊相关平台违约整日以泪洗面，生病无法医治、负债累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们把养老钱、棺材钱投到政府的平台公司中，他们当初因为信任潍坊、因为相信潍坊党委，等等。

山东潍坊和贵州遵义一样，也是国家百强市，2021年财政收入660亿，支出880亿，入不敷出，城投债务和政府借款共计5000多亿。财政收入都不够用，那里还有钱还债呢。显然，普通百姓确实过于单纯，根本就不清楚政府和政府平台之间的区别。正因为他们相信党委，所以，被共产党又共产了一次。而且，可以断定，全国各地还会有很多的人将会被共产党再共产一次。

遵义城投债务展期，潍坊平台违约，都发生进入2023年的这几天，这真不是一个好兆头。而且，从贵州遵义、山东潍坊就可以知道全国大部分地方的情况。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触目惊心的问题，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暴露了，就已经有学者专家发出了警告。城投公司大范围出现在2008年以后，到2010年，债务问题就已经十分严重了。

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2010年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合理评估和有效防范地方融资平台信用风险。“地方融资平台主要以政府所拥有的土地作质押进行融资，靠综合收费能力而非项目自身的收费能力偿还债务。因此，可能造成地方融资平台还款能力欠缺、银行产生不良资产等问题。2010年05月《北京商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地方债务的风险不在多而在瞒”，其中说到，都知道地方债务不是个小数目，可到底有多少却莫衷一是。债务存量或许不是我们最担心的，我们的担心在于地方债务的监控失灵，不知道地方政府究竟举了多少债、还会举多少债，这种隐瞒使地方债务的风险充满不确定性。文章还说，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地方政府无疑是具有发债冲动的，债务具有膨胀倾向。地方政府通过“封闭”的投融资平台来运作，难以监控，风险更大。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特别提到，地方政府的债务最终将由中央政府买单，市场这么认定，地方政府本身恐怕也这么期望，反正官员的任期就三五年，自己任内对付过去就行了。因此，中央政府面临的是一个没有预算约束、举债过度的系统性风险。这篇文章提醒有关当局，虽然《预算法》规定地方不得举债，但却制约不了地方举债的行动，反而因为举债变相进行，导致地方政府债务信息无从披露，因而也就无从防范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当发现问题不对时，问题也就不是小问题了。当时，城投公司的债务大约是6万亿，地方政府的全部债务大约是10万亿。在那前后，类似的文章还有很多，2011年新京报曾经刊文《地方化解十万亿债务危机时不能仅靠卖地还钱》，那时，就有人注意到卖地还钱不妥，但是没有人听。之后的2013年、2014年、2015年几乎每一年都有不少媒体跟进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建言献策或者发表担忧，最后都是泥牛入海。

到去年6月，官方承认的城投公司的债务已经超过65万亿，在加上地方政府正式的债务，地方政府的全部债务已经超过一百万亿，至于还有多少隐形债务，外界就无法知道了。过去，地方政府通过卖地，可以获得资金，用于归还部分债务。今后，随着中国人口大幅度减少，房地产业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政府的土地财政必将难以为继，债务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最近这些年，在土地市场陷入低迷的情况下，城投公司扮演了土地拍卖兜底的角色，成为拿地主力。按照惯例，城投公司会用这些地块做抵押，向银行借贷。只是，在房地产形势十分低迷的情况下，城投公司并不会开发这些土地。实际上，城投公司只是在替地方政府向银行借钱。那块土地不开发，当然就不会产生利润，也就不可能归还银行本息，这些贷款又会成为无法归还的债务。这几乎是在公开地作弊，公开地嘲弄相关法律。

显而易见，地方政府债务是一个无法破解的困局，从中央到地方，只是在拖延时间。其实，没有预算约束、随意举债，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可以知道它的结果。但是，从来没有人真正负责，都在推，都在拖，都在敷衍。地方政府需要经济增长、需要政绩，中央政府同样需要经济增长、需要政绩。甚至可以说，经济增长是中共维持统治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维稳的一个重要手段。借债可以加快经济的增长，所以，地方政府借债的冲动得不到抑制。面对显而易见的危险，大家都视而不见，导致地方政府的债务越积越多，危机越来越严重。实际上，大部分城投项目都属于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项目原本就很难有收益。更大的问题是，举债又受不到预算的约束，很多地方政府为了GDP，很多地方官员为了政绩，随意上项目，因而出现大量的形象工程，甚至是腐败工程。不仅形成大量的无效投资，乃至造成巨大的浪费。这其中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是贵州省独山县，这个县的县委书记以政府信誉为担保，成立多个融资平台，通过各种渠道借款400多亿，每年债务利息超过40亿元人民币，而独山县的年财政收入只有10亿元。当地投入巨资建设的那些项目，绝大部分都没有收益，导致这些债务根本就无法偿还。在国内，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可以说，地方债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地方债完全是按照政府的意志借钱，按照政府的意志花钱，最后，按照政府的意志耍无赖。说到底，这个政权依靠的是专政，而不是治理。就像是一个拿着枪的赌徒，他的赌本不是钱而是枪。说是赌，实际上是抢。那些不知深浅进入赌场的人，当然不会有好结果。

早在2014年和2017年，中共国务院和财政部就分别提出“中央不救助原则”，做到“谁家的孩子谁抱”，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甚至正式写入了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近期，财政部长再次表示，地方政府财务出现风险，中央坚持不兜底不救助，谁家的孩子谁自己抱。问题是，地方政府的债务早就超出了他们的偿还能力，他们早就抱不动这么大的孩子了。而这一点中央政府并非不知道，中央明明知道地方根本没有偿还能力，却这么多年来默许他们大肆借债，仅仅表示不替他还债，这难道就够了吗？难道中央没有义务制止地方的疯狂举债吗？事实上，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央的失职和纵容。尤其荒唐的是，法律不允许地方政府向银行借贷，中央却允许地方政府成立城投、曲线借债。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只会不断通过各种方法突破对债务的约束，导致各种各样的隐形债务不断增加。

对于严重的地方债务问题可能带来的风险，最高当局并非没有意识。早在2017年，习近平在中共的19大上就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在“三大攻坚战”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居首位，而金融风险作为最突出的重大风险之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被看作是首要战役，而金融风险最大的源头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在2021年，当局宣称，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2021-03-01人民日报），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这完全是在自欺欺人，过去没有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并不意味着他们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就像水库大坝在崩溃之前，似乎不存在任何问题，这并不意味着你守住了大坝。只要水库的水位还在不断上升，那大坝总会有崩溃的时候。事实上，就是那几年，地方政府的债务在急剧增加，风险也在急剧增加，单单去年一年就增加了十几万亿，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12月，当局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加强金融、地方债务风险防控，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稳妥处置化解重大风险隐患，维护经济金融和社会大局稳定。这等于告诉外界，地方债务风险依然存在，以往的那些措施并没有起到效果。此外，会议特别强调，今年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决遏制增量、化解存量。只是，当局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措施、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类似严禁地方政府新设融资平台公司、严禁融资信息披露与地方政府信用挂鈎、剥离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和资产中的政府融资职能，这些措施充其量只能治标，而不可能治本，甚至只是在推卸责任。当局对遵义城投债务的处置，无疑是他们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一个最好的说明。允许遵义城投以展期为名，停止归还债务，这纯粹是纵容地方政府过度举债，公开损害银行和百姓的利益。难道，就是这样来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吗？这样做无异于饮鸩止渴，只会加速危机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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