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界之战 一场奇怪的战争（五）毛泽东的小算盘

2017.07.19.19.5

通过前边几节的分析可知，中国军队放弃藏南国土，后勤困难、高原环境和国际压力等客观原因都不是决定性因素。除了这些说辞之外，另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是，1962年，中国刚刚遭遇了大饥荒，经济还在恢复之中，无力支撑这样的战争，所以放弃了藏南国土。事实果然如此吗？

当时，中国的国力远在印度之上，而且，中国政府掌握的资源之多，使用之随意，则是一般民主国家的政府无法比拟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可以这么说，只要印度人能打的起，那中国就绝对不会有问题。当时中国的情况确实困难，这个不假，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收敛。就是在4500万中国人被活活饿死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依然没有停止过大规模对外援助，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称，1961年和1962年，对外援助支出合计为137,300万元。连同前三年的对外援助支出，五年总计236,200万元。周恩来在1965年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可惜的是，这些中国百姓的血汗，却换来了与越南的兵戎相见；换来了残暴的金家王朝；换来了一条近乎废弃的坦赞铁路。

当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就说当年，这对外援助的巨额资金对国内的老百姓意味着什么呢，

要知道，那个年代，普通士兵的月津贴只有4、5块钱，一般农民一年的收入不过几十元。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F4鬼怪式战斗机只有大约400万人民币一架。如果再考虑日后的越南战争的规模，以及越南一方的战争费用大部分都由中国负担，就这一点而言，所谓越南战争，那实际上是中国在和数十万美国军队在作战。假如中国和印度作战，最多也不过如此吧。因此，所谓中国因为经济困难而无法支持对印度战争的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

关于这一点，中国前驻印度大使曾经明确地说，国际压力，经济困难，补给障碍都不是撤军的主要原因。（《专访中国外交部前政研室主任、前驻波兰、印度大使裴远颖》赵灵敏 《南风窗》2009年第21期）这应该是一个官方的结论。

退一步讲，即便是由于外交、经济、地理、后勤等等原因导致中国不得不从藏南撤兵，问题就在于，在战前，所有的客观条件，最高领导人都应该非常清楚。既然知道这些因素必然导致无法守住这些领土，那就不应当劳民伤财、特别是在国民还在挨饿的时候，付出巨大代价和大量军人的生命去发动这样一场战争。尤其是中国政府一开始就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为中印边界线，那发动这样一场战争就更没有必要。

那么，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发动这场战争的呢？

那位前驻印度大使说，“自卫反击战的目标不是收复藏南，而是反击印度在边境的挑衅。”

（《专访中国外交部前政研室主任、前驻波兰、印度大使裴远颖》赵灵敏 《南风窗》2009年第21期）在官方的一些表述中，还说是为了确保边境的长期和平。这个说法应该是来自毛泽东本人。根据《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前言中介绍，“对于这场自卫反击作战，毛泽东主席在不同场合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政治军事仗。这一仗，至少可以保持中印边境 10 年的稳定。”由此，引出了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一，中国真的教训了印度了吗，印度是否接受了教训？

第二，中印边境真的和平了吗？

在中国军队获得压倒性胜利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停战、撤军，在这个声明中对停火条件做了一些保留，如果印度军队破坏停火条件，中国军队将再次反击：“在中国边防部队沿整个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以后，印度军队越过实际控制线，恢复他们在9月8日以前的位置，也就是说，在东段，再一次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占线北的克节朗河地区，在中段，再一次侵占乌热，在西段，恢复在中国境内的奇普恰普河谷、加勒万河谷、班公湖地区和碟穆绰克地区的四十三个侵略据点，或者建立更多的侵略据点。中国政府郑重地声明，如果出现上述情况，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可是印度对中国政府的声明根本不予理睬，中国军队一撤退完毕，他们就开始新的挑衅，1963年4月3日，中国外交部抗议印军再占乌热，6月20日，中方首次发现印军抵达麦线中部的东姆拉山口，并越界侵入西藏来果桥地区，紧接着于7月4日，又发现印军占领麦线东端之呷林公台地，标志着印军已全面重返麦线。其后，印军又越过麦线重占兼则马尼，回到战争爆发的起点。在战时，碟穆绰克的印军畏惧遭到歼灭，翻越南面山口逃走，1963年夏他们又重新返回，至此中国自卫反击的三个保留条件全部被印度破坏，但是中国再未选择开战

（“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终极考察” 杨德钢）。

从这里可以看到，所谓教训印度的说法完全是掩耳盗铃。中国不仅没有能够教训印度，反而激发了印度国民的反华情绪，让印度更加变本加厉地挑战中国。在中国军队撤出不到半年的时间，印度军队便卷土重来。显然，发动这样一场战争是为了震慑印度、维护边境安全的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而保持了中国印度边境地区30年的和平这类说法更纯粹是自欺欺人，中国撤军后，印度完全回到了战争之初的状态，甚至还有所推进。中国再也没有进行战争，而是一味地退让。这是和平吗？这显然是委曲求全，是软弱无能。如果这样叫做和平的话，那一开始根本就不打，那不就更和平了嘛，何必要多此一举呢。实际上，中国政府早就准备放弃藏南国土、以麦克马洪线作为两国边界的，这有中国政府的前前后后的言行可证实。

显然，这场战争的目的不能从中印关系来寻找，就如撤军的原因不能从客观因素来寻找一样。那么，我们只能从当时的决策者毛泽东本人来探寻发动这场战争的原因。

一般而言，独裁者对外发动战争，往往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关于毛泽东发动这场边界战争的目的，国内外也有人认为是为了转移内部矛盾。小民以为，这次边界战争客观上未必没有这个效果。但是，如果说，毛泽东仅仅是从这个目的出发，那么，这场战争的时间显然过于短促了一些，一些重要的情节还没有重复发酵就结束了。再加上当时的信息传播途径的限制，中国很多地方的百姓可能还没有了解情况。进一步来说，如果说国内矛盾是指官民矛盾的话，那么，这个说法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官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中国的百姓既无组织，更无资源，饿死4000多万都没有反抗的能力。所以，毛泽东根本不会为了转移国内百姓的怨恨发动这场战争，因为这些百姓根本就不在他的考虑之内。否则，饿死这么多人他还依然能对外援助就无法解释。

所以，国内矛盾是不能从一般的官民矛盾中寻找原因的。那么，我们就只能从党内矛盾，或者说中央内部的矛盾入手了。为此，我们要简单的回顾一下那几年的历史。

一九五八年，为了和苏联争夺共产党世界革命的头把交椅，在毛泽东的直接推动下，中国开始了疯狂的大跃进，准备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却给工农业带来惨重损失，数千万百姓成为饿殍，消沉低落的情绪笼罩了整个国家。为了重新鼓动士气，继续推行大跃进，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召集全国各地县团以上各级主要领导来京开会——是谓“七千人大会”。然而，大会的主题遭到了与会代表的消极抵制，鼓劲会竟然开成了吐苦水大会，刘少奇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特别是那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定性，赢得了与会人员的热烈赞同，而毛泽东被迫在会上作了一生中罕见的检讨，这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大灾难让毛泽东的声望一落千丈。相反，由于有效的恢复国民经济，刘少奇等人的威信迅速飙升，一些见风使舵的党内高官就有可能倒向刘少奇。按照中共的规矩，当时早就应当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领导人。假如那时开会，毛泽东这个主席就会下台，去坐那把为他量身定制的名誉主席的交椅。这让毛泽东切切实实感到了危险的来临，七千人大会实际上成为党内斗争的一个重要关节点。为此，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从军事、政治等各个方面展开部署，下定决心要打到刘少奇。关于这一事件，详情请看《小民之心》的另一个系列视频“毛泽东如何收拾刘少奇”。

但是，毛泽东首先需要积蓄力量、改善他不利的处境，从大跃进惨败的阴影中走出来。毛泽东当时特别需要向世人证明一下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重新树立自己的威信。然而毛泽东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在管理国家方面更是无能。毛泽东自认的长项大概就是能驾驭军队，所以选择对印度打一仗便在情理之中了。实际上，在七千人大会后不久，毛泽东已经开始战争部署。当然，发动这场战争，除了要展示自己对军队的影响力，检验军队的忠诚度，威慑刘少奇等人应该也是应有之意。毛泽东发动这场边界战争的真实目的当然不是收复国土，而是为了摆脱个人在国内、党内的政治困境。发动对印度边界战争是一次投机，侥幸获得成功后，便完成了他的全部心愿。所以，胜利后见好就收，放弃一切，退避三舍的策略自然是毛泽东的不二之选。这样，在国内就永远保留了他胜利者的形象，由此，可以集中精力解决党内政治对手。战后，中国将所缴获印度的武器装备清洗后全部归还，其姿态比战败国还谦恭，其事例旷古罕见，由此就可以看出毛泽东极力避免再次战争的心态。此后，印度再次回到战争爆发前的位置，甚至还更加突出，中国再也没有反击过，此事就清楚地说明了毛泽东当初发动战争的目的，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事实上，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结束后，1963年5月，毛泽东便拉开了文革的序幕，四清运动。如此紧锣密鼓急不可待，就已经暴露了他的全部算计。

关于能否守住藏南国土的问题，后来有人这样询问当年前线的指挥官419部队政委阴法唐将军：“还有人说，我们之所以主动停火后撤，是因为守不住。”阴法唐将军明确回答：“不对！那是不了解情况。单从地形上讲，我们守在那里，是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更不用说其它因素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亲历者述说历史秘辛 — 阴法唐将军访谈录” 魏碧海 军事科学院 《军事历史杂志》2005年2期 p.8-15）当时，就是这些军事将领也无法领会毛泽东的意图，只是摄于毛泽东的威严，而盲目服从罢了。

在毛泽东生前，印度不仅吞并了全部藏南领土，而且还吞并了历史上西藏的属国锡金，在一九七一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彻底打败了中国的准盟国巴基斯坦，九万多巴基斯坦军队被俘，严重地改变了中印边境势态，而中国没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反应。可怜当时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先生在联合国呼吁，竟没有一个大国出手帮助。当时，不论是从中国的国际形象考虑，还是从国家利益考虑，中国都应该在印巴战争时再次仗义出兵藏南，让印度两面作战、首尾不能相顾，如此既收复了国土，同时也等于给巴基斯坦以最有效的援助。可惜，那时毛泽东在国内的个人威望已经如日中天，他再也不需要为民族和国家做出任何行动了。他的全部兴趣一直在于算计如何搞掉刘少奇集团、林彪集团等党内对手，自然无暇他顾。

一再有人说，1962年中国的经济刚刚遭受严重挫折，所以无法支持大规模战争；问题就在于，选择何时开战，毛泽东掌握着主动权。毛泽东偏偏选在1962年匆忙地发动战争，匆忙地撤回军队，放弃藏南国土，因为他完全是为了党内斗争的需要，而不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从广泛意义上讲，中方在这场战争中可谓是后发制人。毕竟印度已经占领藏南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长达十多年，公然纳入其版图也已经八年。既然如此，又何必在意印度再多强占那百十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匆忙开战呢。既然1962年经济困难，后勤不利，完全可以在来年、或者若干年以后再开始战争。印度是一个拥有数十万正规军的大国，对于和这样一个国家开战，自然要从各方面精心准备——构筑必要的道路，在临近前线储存足够的弹药粮食，以及调动足够数量适合山地作战的军队。

既然中国政府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印边界，就不应该发动这场战争。退一万步讲，既使必须要打击一下印度人的气焰，也应该有理有节。对越过麦克马洪线的印度军队必要时实施打击，那就足够了。而发动一场战争，而且推向麦线以南纵深地带就毫无必要。除了不可逆转的毁灭了中印关系，结下世代仇恨，中国在这场边界战争中可以说是一无所获。不仅如此，由于这场战争，强化了国人的耻辱，留下了千古遗恨：英国人只在纸上偷偷地画了一条线，印度人却明火执仗地把它变成了真实的疆界，而且，居然还获得了国际上的普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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